社會的動蕩製造出了奇怪的夥伴。
伊拉斯謨的名字可以印在令人起敬的書中，供全家閱讀，但在大庭廣眾之下談及拉伯雷卻是有失大雅。的確，這傢伙挺危險，我國還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天真的兒童觸及他的邪惡著作，在很多國家裡，他的書只能從膽量更高一層的書販那兒得到。
當然，這只是騙人的官僚用恐怖統治強加於我們許多荒唐事情中的一件。
首先，拉伯雷的書對二十世紀平民來說，就象《湯姆·瓊斯》和《七面山牆的房舍》一樣枯燥無味。很少有人能讀完冗長不堪的第一章。
其次，他的言詞並沒有意圖清楚的啟發性。拉伯雷用的辭彙在當時很通俗，如今卻不常用了。不過，在那一片碧藍的田園年代，百分之九十的人與土地有不解之緣，因此鐵鍬還是鐵鍬，母狗也不會被誤解為「貴夫人的狗」。
不，目前對這位出色的外科大夫的著作的反對意見，不僅僅限於反對他所用的豐富但有些過於直率的用詞，而是深刻得多。這起源於這樣的情況：許多優秀人物對凡是屬於生活打擊的人感到都無比厭惡。
據我的分析，人類可以劃分為兩種：一種對生活說「是」，另一種說「不」。前一種人接受生活，並有勇氣盡量利用廉價的命運對他們的賜賦。
後一種人也接受生活（他們何以自拔呢？），但看不起賜賦，還為之煩惱，就如同小孩本想要木偶或小火車，卻得到了一個小弟弟。
「是」派的快樂弟兄們很樂意相信鬱悶不樂的鄰居對自己的評價，注意忍讓他們，即使「不」派在大地上撒滿悲傷、在失望中堆起可怖的高山，也不去阻攔。不過，「不」派的夥伴卻極少向第一種人獻殷勤。
「是」派要想走自己的路，「不」派便會立即把他們清除乾淨。
這可不易做到，於是「不」派為了滿足嫉妒心，便無休止地迫害那些認為世界屬於活人而不屬於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屬於第一種人。他的病人，或稱他的思想，從未嚮往過墓地。當時這無疑是件憾事，但人們也不能都去做挖墓人。必須有一些樂觀派，世界上如果到處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來才嚇人哩。
至於拉伯雷的生活，倒也沒有什麼神秘的。由他的朋友撰寫的關於他生平的書里有少量情節被遺漏了，但可以在他敵人撰寫的書里找到，固而可以相當準確地了解他的一生。
拉伯雷是緊接伊拉斯謨的一代，但他降生的世界仍被僧人、修女、執事和無數托缽僧所把持。他生於芝儂，父親不是藥商就是酒販（十五世紀這兩種職業並不相同），挺富裕，有錢供兒子在好學校念書。年青的弗朗西斯 在那兒結識了杜貝拉-蘭格家族的後裔。那個家族在當地頗有些名氣，男孩子象父親，略有天資，能寫，偶爾也能打仗。他們老於世故——「世故」這個詞常被曲解，我這裡是褒意。他們是國王的忠誠侍從，擔任無數公職，而僅一個頭銜便可以把他們打入眾多責任和義務、但極缺乏樂趣的生活。他們成為主教、紅衣主教和大使，翻譯古文，編輯炮兵步兵訓練材料，出色完成了貴族應做的許多有用勞務。
杜貝拉家族後來對拉伯雷的友誼表明，拉伯雷並不只是一個陪他們飲酒作樂的有趣的食客。他的一生有許多坎坷，但總能依靠老同學的幫助和支持。他一同上司產生矛盾，杜貝拉家族古堡的大門便向他敞開；偶爾在法國出現了對這個年輕倔犟的道德主義者不利的情況，便總有杜貝拉家族的一個人正好奉命去國外，急需一個秘書，要求不但懂點醫學，還是個有造詣的拉丁文學者。
這裡不瑣碎細說了。不只一次，我們這位有學問的大夫的生涯似乎就要突然在不幸中完結了，而老朋友的勢力又把他從巴黎大學神學院的憤怒或加爾文主義者的怒火中解救出來。加爾文主義者本來把他看做是他們的同夥，但他卻在大庭廣眾之下無情地嘲諷了加爾文派大師的偏見十足的熱情，就象他在楓蒂南和馬耶薩斯諷刺老同事似的。
兩個敵人中，巴黎大學神學院當然最危險。加爾文可以隨心所欲地大聲疾呼，但一出小小的瑞士州疆界，他的閃電就象爆竹一樣喪失了意義。
相反，巴黎大學神學院，再加上牛津大學，則堅決支持正統派和「舊學」，他們的權威一遇挑戰，他們便毫不留情，並總與法蘭西國王和絞刑吏有會心的合作。
哎呀，拉伯雷一離開學校，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這並不是因為他愛喝好酒、愛講同伴僧人的有趣故事。他所乾的還要糟。他屈從了邪惡的希臘文的誘惑。
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長一聽到傳聞，便決定搜查他住的地窖。他們發現了成堆的文字違禁品、一本《荷馬史詩》、一本《新約》和一本希羅多得的書。
這個發現實在可怕，他那些有勢力的朋友多方活動，才使他解脫了困境。
在教會發展史里，這是個奇妙的階段。
起初，正如我前面所講的，修道院是文明的先行者，僧侶和修女在提高教會利益上做出了難以估價的努力。不過，不只一個教皇預見到，修道院體制發展得太強大會十分危險。但是一如既往，正因為大家都知道應該對修道院採取某些措施，才遲遲不見有所行動。
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種看法，天主教會是個穩定的組織，由一小撮目中無人的貴族無聲無息、自然而然地把持著，內部從未有過動亂，而其它所有由普通平民組成的組織則必然與內訌形影不離。
世間萬物，唯有真理離我們最遠。
也許一如前因，這個看法是由於錯誤地理解了一個字。
充滿民主理想的世界一聽說有「一貫正確的人」便會大吃一驚。
人們說：「一個大組織只要有一個人說了算，而其他所有人都跪下喊阿門，服從他，那麼管理起來還不是易若反掌。」
在新教徒國家長大的人要對這個錯誤複雜的問題有一個正確全面的了解，那真是難上加難。不過，如果我沒有搞錯，教皇「一貫正確」的言論就象美國的憲法修定案一樣歷歷可數。
況且，重要決策總要經過充分討論，而最後做出決定之前的爭論常常會動搖教會的穩定。這樣產生的宣言是「一貫正確」的，正如同我們的憲法修定案也一貫正確一樣，因為它們是「最後」的，一經明確地併入最高法律，任何爭持都到此結束。
誰要是說管理美國很容易，因為人們在緊急時刻都會站在憲法的一邊，那就大錯特錯了，就象是說天主教徒既然在重大的信仰問題上承認教皇的絕對權威，那麼，他們一定是一群馴良的羔羊，把擁有自己獨特想法的權力都放棄了。
假如真是這樣，那麼住在拉特蘭和梵蒂岡宮殿里的人倒是有好日子過了。但是，只要膚淺地研究一下一千五百年來的歷史，就會發現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主張信仰改革的人在著書立說時，似乎以為羅馬當權者全然不知道路德、加爾文和茨溫利滿懷仇恨譴責的那些罪惡，其實他們才是真正不知事情的真相，或者說不能處埋好他們對美好事業的熱情。
象艾德里安六世和克萊芒七世這樣的人完全了解教會有重大弊病。不過，指出丹麥王國里有些腐敗現象是一回事，而改正弊病則是另一回事，就連可憐的哈姆雷特最後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那個不幸的王子是最後一個美好幻覺的受害者，他以為靠一個誠實的人以無私的努力便能在一夜間糾正幾百年的錯誤統治。
許多聰明的俄國人知道統治帝國的舊式官僚結構已經腐敗，喪失效率，是民族安全的威脅。
他們做出了暴風雨般的努力，卻失敗了。
有多少同胞在經過思考之後仍然看不清民主式的而不是代表式的政府（正如共和國的創立者們所嚮往的那樣）最終會導致一系列混亂啊！
而他們又能怎麼辦？
這些問題自從引起人們關注以後，一直非常複雜，除非經歷一場社會大動亂，不然是很難得到解決的。然而這種社會大動亂極為可怕，它使許多人望而生畏。這些人寧願不走向極端，而是修補一下陳舊的和衰老的機器，同時祈禱機器再開動時能出現奇蹟。
靠教會建立和維持的專橫的宗教社會專制制度，是中世紀末期最臭名昭著的罪惡。
在歷史的許多世紀中，軍隊總是最後隨總司令一起逃跑。說得明白一點，形勢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制。教皇能做的只能是穩住腳跟，改善自己的組織，同時安撫那些惹起他們共同的敵人——行乞修道士不滿的人。
伊拉斯謨常常受到教皇的保護。不管是盧萬颳起狂風暴雨還是多明我會暴跳如雷，羅馬總是拒不讓步，指著這個無視命令的人悲哀地表示：「由這老頭去吧！」
經過上述介紹，我們對下述情況便不會感到驚訝：頭腦敏捷但桀驁不馴的拉伯雷在上司要懲處他時常常得到羅馬教廷的支持，當他的研究工作接連不斷受到干擾使生活忍無可忍時，他能順利地得到准許，離開修道院。
他鬆了一口氣，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