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們有時以這件事為佐證，來強調基督教思想來源於天國。我並不想加入這個辯論，只是想指出，大多數羅馬人水深火熱的生活與最早期傳教士的成功有著很大關係，就象痛苦生活導致神學的成功一樣。
至此我已向讀者勾畫出了羅馬的一個方面——士兵、政客和企業富翁的世界，這些幸運兒住在拉特山山坡上、坎帕尼亞山峰峽谷里和那不勒斯海灣，享受著幸福文明的生活。
但他們只代表一個方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貧民窟里，那種能使詩人歡呼太平盛世、能激發演說家把奧克塔維安 比做丘比特的繁榮盛況，卻是很少見的。
在一排排長無盡頭、凄涼慘澹的租賃住宅里，人頭攢簇，臭氣熏天，勞苦眾生的生活不過是無休無止的飢餓、流放和痛苦。在這些男女的眼裡，只有一個樸實的木匠講的故事才是真實可信的，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莊里，用自己辛勤的雙手換來了每日衣食；他熱愛貧苦受辱之輩，因此被嗜血成性、貪得無厭的敵人殺害了。的確，貧苦的羅馬人全都久聞米思拉斯、愛西斯和艾斯塔蒂的大名，但是這些神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經遠離人世，人們知道他們也只是根據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傳聞。
可是，約書亞 ，基督，也就是希臘傳教士稱之的救世主的，不久前還活在世上。當時的很多活著的人都知道他，在台比留皇帝當政時期，誰要是偶爾去過敘利亞南部，也許還聽到過他的演說。
還有其它事例。街角的麵包匠和鄰街的水果販在阿皮恩大道 旁邊的黑暗小花園裡，曾經與一個叫彼得的人談過話；到過戈爾格塔山附近的漁夫也許看到過先知被羅馬政府的士兵釘在十字架上。
我們要理解人們突然熱衷於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須記住這些。
正是親身的接觸，也就是親密直接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獲得了遠遠高於其它教義的優越性。基督教的愛表達了各國深受壓迫、喪失權利的人們的呼聲，因而傳遍了四面八方。基督的話是否與後人所用的辭彙一致倒是無關緊要，奴隸們有耳有心，能夠理解。他們在光輝前言的崇高諾言面前戰慄，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他們終於盼到了使他們獲得自由的話。
在世界的權勢面前，他們再也不顯得卑賤可惡了。
相反，他們成了受慈父寵愛的孩子。
他們要繼承世界的一切。
他們也要分享一直被住在薩姆尼別墅的深宅高院里趾高氣揚的人獨霸的歡樂。
新信仰的力量由此而產生。某督教是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機會的第一個實實在在的宗教。
當然，我並不想把基督教說成是靈魂的感受——一種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說明，在腐朽的奴隸制世界裡，這種好消息必然會一傳千里，燃起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歷史除了個別情況外，是不記述普通人的精神歷險的，不管是自由人的還是奴隸的。如果這些謙卑的人被分為民族、行會、教會、軍隊、兄弟會和同盟，開始服從一個統一的指揮，積累起足夠的財富來繳稅，被強制入伍為征服其它民族而戰，只有在這些時候，他們才會受到編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視。因此，我們儘管對早期基督教會了解甚多，卻對它的真正創始人知道得很少。這的確是憾事，因為基督教早期的發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為最有趣的史實。
基督教堂終於在古老帝國的廢墟上拔地而起。它是兩個對立利益相結合的產物，一個代表友愛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穌親自教授的，另一個則代表狹隘地方主義，在它的束縛下，耶穌的同鄉從一開始便與世界其它地方的人疏遠了。
說得通俗一點，這種地方主義使羅馬人的效率和朱迪亞人的專橫溶為一體，結果建立了壓抑思想的恐怖統治，雖然行之有效，卻又情理難容。
為了理解來龍去脈，我們必須再次回到保羅的年代和耶穌遇難後的五十年，把握住這個事實：基督教是從猶太教內部的變革中產生的，是一場純民族主義的運動，它從誕生之日起，所威脅的不是別人，正是猶太王國的統治者。
基督在世時當權的帕里希人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他們自然十分害怕威脅著精神壟斷的鼓動宣傳，因為這種壟斷只是建築在野蠻武力的基礎上。為了使自己不被趕走，他們被迫驚慌失措地採取行動，在羅馬當權者還沒來得及插手的時候，就把這些犧牲品送上了絞刑架。
誰也說不清假如當時基督不死，會採取什麼對策。他遇害時還沒能把信徒組成一個教派，沒有寫下任何東西告訴後人應該怎樣做。
然而這倒成了福音。
沒有文字規定，沒有明確的條例規則，反而使信仰者可以自由地遵循耶穌的精神而不是教規文字了。如果他們被一本書束縛了，勢必會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論討論上，沉緬於對句號冒號的迷人的研究中。
當然，倘若如此，那麼除了幾個專業學者外，就沒有人會對新信仰感興趣了，基督教就會重蹈其它眾多教派的舊轍，以煞費苦心的文字綱領開始，最後以那些爭吵不休的理論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而告終。
在近三十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了解到基督教對羅馬帝國的打擊，但令人驚訝的是，既然它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就象匈奴和哥德人的侵略一佯，為什麼羅馬當政者不採取行動鎮壓呢？他們當然知道，正是那個東方先知導致了家奴的騷動，女人們也喋喋不休地談論天國之王會很快重現，許多老人還一本正經地預言地球會在一團火球中毀滅。
不過，貧苦階層為了某個宗教人為而發狂，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很可能也不是最後一次。只要警方嚴密注視著動態，貧窮的狂熱者就無法擾亂帝國的安寧。
警方的確戒備森嚴，但沒有找到訴諸武力的把柄。新的宗教追隨者幹事業的方式很值得推崇。他們並不想推翻政府，開始時有幾個奴隸還期望上帝的父愛和人與人之間的兄弟之情會終止主僕之間的舊式關係，聖徒保羅趕忙來解釋說，他的王國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靈魂王國，凡是塵世的人最好對一切都逆來順受，以期在天國里得到好報。
同樣，許多妻子抗爭著羅馬法典規定的婚姻束縛，歸納出結論說，基督教和解放、男女平等是同義詞，保羅又跳出來，以一連串娓娓動聽的字眼懇求心愛的姐妹們不要走向極端，以免保守的異教徒對教會產生疑心，並說服他們繼續維持半奴隸的狀態，因為自從亞當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後，這一直是女人的本份。所有這些都表現了對法律的畢恭畢敬，很值得效仿，因而當權者准許基督教傳教士任意往來，因為他們的說教最適合當政者的口味和願望。
但是，一如歷史中經常出現的情況，群眾的寬容精神遜於統治者。他們貧窮潦倒，即使良知准許它們為積累財富而妥協讓步，他們也不可能感到快慰和富足。
古羅馬的最下層人由於數世紀以來沉緬於恣意豪飲和打架決鬥，都毫無例外服從於上述規律。起先他們從面容嚴肅的男男女女那兒取得粗俗的快樂，那些男女全神貫注地傾聽講述關於耶穌象普通罪犯那樣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這些男男女女把為投擲石塊泥土的流氓高聲祈禱看做是自己的責任。
但羅馬傳教士卻不能對這個新的發展趨勢持超然的態度。
當時帝國奉行的宗教是國教，它包括某些特定時節的隆重祭祀，人們要為此繳納現錢，而這些錢又裝進了教堂頭目的腰包。如果成千上萬的人不理睬舊的聖地，奔向另一個不名一文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會大為減少。這當然不會使他們順心，於是他們竭盡誹謗之能事，咒罵不信奉傳統神靈的異教徒背叛了祖先的上帝，指責他們為紀念外國的先知而進香。
但城市中的另一階層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教。他們是一夥騙子，就象印度的瑜迦信奉者和愛西斯、艾什特 、巴爾、西貝爾和艾蒂斯神話的祭司長一樣，年復一年地揮霍著偏聽輕信的羅馬中產階級的錢，過著腦滿腸肥的奢侈生活。假如基督教是與他們競爭的組織，為了自己提供的上天啟示定價收費，那麼巫師、看手相的人和巫術師幫會是找不到理由抱怨的。生意畢竟是生意，預言的行當讓別人干一點也未嘗不可。然而基督徒卻出了些該死的主意，竟拒絕收報酬，還把自己的東西送給別人，給飢餓者飯吃，把無家可歸的人請到家裡住，而且分文不取。他們做的太過份了，如果沒有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發現的財源，這是做不到的。
這時的羅馬已經不是自由民的城市，它是從帝國各地雲集而來的成千上萬喪失了財產的農民的臨時棲身之所。
這些下層民眾只知道服從左右大多數人行為的玄奧法則，而對於行為與眾不同的人卻很反感，對無緣無故想過正派節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時常喝上一杯酒、偶爾還替別人會鈔的好心人的確是佳鄰善友；但是自命清高、不願意看科利西姆的斗獸表演、看到一批批戰俘在凱西特蘭山 的街道上遊街而不歡呼的入，卻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