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五十二號的《文星》上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後，五十天來，挨了不少"臭罵"（這二字借自胡秋原先生）。有的騰文於雜誌，有的匿名於郵簡。但用光明正大的態度批評我的，除了徐道鄰先生的通訊和胡秋原先生的長文（皆見五十三號《文星》）外，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在這篇文字里，我只想就兩位先生的觀點，提出進一步的診斷。
我"弄擰"了徐道鄰的"原意"了么？
我在那篇文章里批評傳統派說：
他們的通病在對文化本是"完全的整體"（integral whole）上面沒有真正的理解，他們總想擇肥而噬、總想任意剪裁、總想要好的不要壞的、總想"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而不"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基本觀念）"
（這是徐道鄰《轉變中的文化觀念》一文中參考三種洋書而求到的結論）。
徐道鄰先生看了這段話很不服氣，他責備我"完全弄擰"了他的原意。他說：
李敖先生《給詼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中提到不佞，說："他們……總想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而不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
這是李先生引用拙作《轉變中的文化觀念》一文中的兩句話。不過，這兩句中的下面一句在拙作原文里是"不可以輕易的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幾個字，李先生把"輕易的"三個字輕易的刪去了，就不免把我的原意完全弄擰（不亞於把加號改成減號）。
徐先生這段更正使我很迷惑，因為我雖只引用了徐先生的兩句話，但在引用以前，我曾遍讀他所寫的有關中西文化的文字，最後我引了這兩句很有代表性的話。如今徐先生既提出異議，我只好重新復按一次。
徐先生這兩句話在原文里是這樣的：
……許多有地位的人類學者的看法：生產落後的民族，要想改善其生活條件，必須在尊重和維持其國有的文化系統之下，逐漸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這樣子他們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安穩的走上進步的路程。而其中第一個禁忌，是千萬不可以輕易的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基本觀念）。因為失去了基本的價值系統的支持，一些零星的知識和技能，對於一個人是沒有多大益處的。
若干接觸了西洋機械文化而逐漸消失了的原始部落（礦場、蔗園、碼頭工人），從文化學、人類學上看來，都是極富有價值的悲慘教訓。（《轉變中的文化觀念》）
從上下文里，可以看到在"不可以"上面，還有被徐先生略去的"千萬"兩個字。這句子語法構造上，可以解為：
千萬＋不可以＋輕易的＋動搖＋他們的＋基本價值系統teriary sedary pr imary據O.Jespersen：Essentials of English GmmmarP.78f從"品級"（ranks）來解析，益發可以看出徐先生對選詞運句的周密與纏綿：一個"動搖"的動詞，前面加上"千萬不可以輕易的"限制，在整段文字中又告訴我們要"尊重"、要"維持"，若"輕易的動搖"，不但是"第一個禁忌"，並且還"沒有多大益處的"，同時"從文化學、人類學上看來，都是極富有價值的悲慘教訓"。
我細讀全段，發現徐先生在字裡行間，是何等傾向於"千萬不可以輕易的動搖"！通觀其"原意"．又與"而不動搖"相去幾何！
徐先生對我的批評分明是指我百分之百的誤會了他的"原意"（"完全弄擰"），並且誤會到相反的地方去了（"＋"變"－"）。如果我的誤差這麼大，我寧願以認錯來換取徐先生做同道，即主張"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而可以動搖"基本的價值系統"。無奈事實上，我並沒把徐先生的"十"號那一豎抹掉，我只不過把那一豎重塗一次罷了！我這樣說，有徐先生的白紙黑字做根據：
西洋學者近年來在人類學、在生態學上的努力，告訴了我們一件事實。就是一個民族--尤其是一個和異族文化接觸的民族--的健全的生存和發展，一定要依靠著他們原有的基本思想系統和觀念系統，來逐漸地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一個失掉了他們原有的基本的思想和觀念系統的民族，他們不但不能健全的吸收外來的精神文化，他們並且也不能吸收外來的物質文化，他們不但不能吸收，並且還被這外來的物質文化同時帶進來的毒害所毀滅。這是任何一個在科學和工藝上落後的民族特別應當認識和警惕的事實。（《行動中的中國文這完全是"中體西用"的"道鄰版"。除了說詞的鋪陳比較有點紳、上味兒以外，就思想的基本型模來說，我們看不出徐道鄰和張之洞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這段活寫於一"九五五年七月，比前面那段早兩年半，兩段對
照起來看，更明白了：
《轉變中的文化觀念》 《行動中的中國文化》
「許多有地位的人類學者的看法」 「西洋學者近年來在人類學、在生態學上的努力告訴了我們」
「第一個禁忌，是千萬不可以輕易的動搖」 「一定要依靠著」
「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基本觀念） 「他們原有的基本的思想系統和觀念系統」
「逐漸」 「逐漸地」
「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 「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
「基本的價值系統的支持」 「原有的基本的思想和觀念系統」
將「悲慘」 將「毀滅」
「生產落後的民族」 「科學和工藝上落後的民族」
「失去了」 「失掉了」
從這表中，我實在看不出兩段文字在記述的文法（descriptivegrammar）上有多少不同。中國語中本沒有否定性詞頭（iveprefix），所以在"千萬不可以輕易的動搖"上，徐先生用了否定詞（iveword）。但他婉轉迂迴的手法竟在"一定要依靠著"六個字上出了岔。在這六個字里，他表現了語法上強烈的"意志式"（voltiveform）。這充分暴露了他的"原意"所在，更用他自己的話證明了我並沒"弄擰"了他。徐道鄰的"文化觀念"
在中西文化的討論上，無疑的，徐先生在某幾方面遠比一些"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傳統派高明。因為他能跳出圈子外，公然指摘在中西文化的討論上摻著"民族意識的強烈成分"！
而此種成分，"可使人們失掉了客觀的評斷"。
徐先生這種看法，表現在他的《文化的論辯》（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文中，他認為：
有關文化問題的討論，必然喚起民族意識。
現在許多公共場合中所表現出來的熱烈擁護中國文化的情緒，是在強烈的反映出一種日在蓬勃的民族意識。
我們看明了一個人在不得意時的自尊膨脹--高層的自我認定（exaltedidentifications）--再看許多民族意識的發展，多半都是在困苦災難的時期。猶太民族在逐出埃及後的"選民"意識，我們在備受強敵侵略後之強調"黃帝的子孫"--我們就可以明了民族意識所包涵的強烈的情緒成分，一種苦悶和憂慮的情緒成分。一個人在苦悶的時候，有許多怨恨惱怒的心情，無處直接發泄，一定要找一個代替的目標。所以凡是民族意識的興起，一定有它當時的實在的或假想的敵人，因之民族意識的形成主要是反應性（responsive）的，本體多半是敵對性（poiemic）的，態度往往是挑戰性（challenging）的，它雖然在表面上充滿了理智性的論辯，實體上完全是一種情緒性的產物，所發揮的更主要的是情緒性的作用。
但是過分的民族意識，也可能有不少的害處。因為：
過分的情緒衝動，可能要損傷了清醒的理智，一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可使人們失掉了客觀的評斷：為了強調自己的長處，因而看不見甚或不承認自己的短處；因為發現了人家的短處，遂即忽略了甚至於不承認敵人的長處；這就是我們當年義和團的悲劇之內來。
徐先生這種看法極為正確，他自己能免於用"情緒因素"來看中西文化問題自無疑問。美中不足的是，徐先生的"文化觀念"中卻又摻著一種"世界博物館館長"的好夢！此種好夢之混淆視聽比強烈的民族意識還要大。
所謂"世界博物館館長"的好夢，就是想拿萬花筒式的方法，維持各地文化傳統於不墜。尤其那些只在"科學和工藝上落後的民族"，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的改頭換面，因為"世界博物館館長"正需要你們千奇百怪的老套、五花八門的造形！
我們試看這位"館長"的意見，他說：
最近幾年中，我們又從另外一方面，聽到一種對於文化發展方向的敬告。這個警告，是來自正在發展的人性學（Humabology）。這些學者，認為人類文化之生成和發展，全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幻想和不同的適應。如若每個人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