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徐昌治編了《聖朝破邪集》。這八卷論叢是中國人對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議文獻，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論的集成。
三百年來，朝代換了，古人死了，這部書的紙張也變黃了，可是聖朝破邪的細菌並沒有消失，它鑽進中國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隨著愚昧程度的深淺而有著不同的病象：有時中體西用的諺語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傷寒；有時超越前進的怪調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白喉；有時義和團的瘋狂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猩紅熱。
三百年來，我們民族的感情變成這種細菌的函數。在思想上，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發展的有機體。在別人都朝著現代化的跑道競走的時候，我們卻一直發著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點逡巡不前。我們總想找點理由來拒絕賽跑、奚落賽跑，同時斷言賽跑的終點將是一個悲劇。
三百年了，原在我們前面的，離我們更遠了；原在我們後面的，也紛紛跑到我們前面去了。可是我們還不肯勞動足下去快跑，我們還在腦袋裡做著後來居上的迷夢，夢著我們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選手，我們總想憑點祖上的餘蔭來佔便宜，總想憑點祖傳的步法迎頭趕上。
三百年的迷夢不可謂不久，三百年的失敗不可謂不多，三百年換湯不換藥的惡果不可謂不大。民國以來，我們的病況雖有起色，可是我們並未真正健康起來、活潑起來，我們還有許多不健康的心病，成為我們賽跑時的阻力。如果我們真想在現代化的跑道上做一個尾隨不舍的健兒，如果我們真想在年輕民族的背後脫掉我們的暮氣，我們必須把這些心病做一次徹底的治療。
遺憾的是，歷來研究這些心病的醫生本身就是病人。偶爾一兩個沒破傳染的，卻又接近蒙古派--對病情的診斷和病歷的了解完全是枝節的、籠統的、混淆的。
基於這種現狀，我不得不把從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請到一起，從他們中間，精選一些有代表性的豪傑做為病例。再依這些病例，把他們釐定為十一種病名。在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許多民族英雄、達官貴人和名流學者做了我這些病名的捕獲品。換句話說，竟有這麼多的愛國的人兒因為"愛國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罪人。這種不幸說來令人傷心，可是做為一個文化醫生，他有消滅這些病菌和防上它們蔓延的責任。婆婆心腸不能阻止傳染病，阻止的方法在於無情的指控誰是蒙古醫生、誰是病人、誰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對這三百年來聚訟紛壇的死結，想用一個歷史的觀點來透視它，顯然是值得的嘗試。基於這種看法，我決定開始我的指控：義和團病
義和團的祖師爺是清人張祥晉。他大概想學司馬相如那一套，寫了一篇《擬諭咪唎堅（口字旁）佛蘭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艫一炬，借赤壁之東風；鼓金齊鳴，窮朱儒於南海……克張斐相之英風，奚盧廬循之小寇？（阮元等編《學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這種口誅筆伐的夢想居然真有人拿來實行了，那就是義和團。義和團是排斥西方最純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們對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會表演大刀對洋槍、赤膊擋洋炮。他們不但深信中學為體，也深信中學為用。他們是道道地地的黃帝子孫，他們雖然光榮的失敗，害得全國同胞每人都賠了銀子，可是他們的陰魂不散，陰魂附在辜鴻銘身上，鼓舞這位老怪物寫The Spirit of the ese People（《春秋大義》），來做他們的安魂曲。"春秋大義"式的思想與義和團思想事實上是一個窯里燒出來的，只是表現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標榜的，愈接近此類。這一派顯然是式微了，因為他們既無義和團的勇氣，又無辜鴻銘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籌辦他們的中國道德勵進社去了。中勝於西病
這種病是很明顯的文化優越感，根本不承認西方勝過我們。代表這種論調的可以舉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說：
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學者若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疇人傳》卷四千四"利瑪竇傳"）
民國以後，熊十力用著同一口氣說話了：
吾國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游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倚傍……體現真理、擔當世運，恐非西洋人識量所及。（《十力語要初續》頁一
又過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師的話開口了：
……知華族文化生命之圓融通透，與夫聖學之大中至正，其蘊藏之富、造理之實，蓋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認識心之批判》序言）
我們試看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識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轍的抹殺主義。他們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著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們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這種妙人今天還多著呢！試看有多少人摒西醫不用，而迷戀著五運六氣"寸關尺"的中醫，有多少人摒正規音樂不學，而迷戀著七音六呂"笙蕭緣"的國樂……這種中勝於西的觀念最容易導來"以此類推"、"舉一反三"的誇大，而這種誇大卻又正是濫用"民族自信心"的顯例！古已有之病
犯這種病的人並非不講西學，而是認為這些洋玩意都是我們古書中早就說過的現話。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說》中罵利瑪竇道：
近復舉其伎倆一二，如星文律器，稱為中土之所未見未聞，竄圖訂用，包藏禍萌。不思此等技藝，原在吾儒覆載之中。
這種"原在吾儒覆載之中"的大言，在我們國民心中流傳很廣：
阮元就拿過後漢的四分法來比西洋數學（《疇人傳》）；印光任就拿過周脾來包括"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理"（《澳門紀略》）；陳啟天就拿過孟子的後來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觀念（《中國政治哲學概論》）；毛子水就拿過大戴禮記"四角之不揜"的話來比西方的地圓說（《中國科學思想》）。現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動輒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與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問他"孔子周遊列國時為什麼坐馬車不坐汽車？"他並不說"那時候沒有汽車"，他的答覆是："那時候的馬車就是現在的汽車。"這種誇大誕妄的先生門，說破了，不過是古人屍影下的奴隸罷了。中土流傳病
犯這種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誇大狂。前一派只是"本來我們就有"，這一派則是"本來是我們的"，"兩洋近代文明是我們傳過去的。"在情人允祿的《數理精蘊》里，竟說西洋教士的天算格致：
詢其所自，皆雲本中土所流傳。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聖時，聲教四訖，重譯向風，則書籍流傳於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疇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經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傳。此西學之所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經解敘》）
這真是毫無歷史根據的謊言！本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聲教四訖"的情形不是沒有。例如：養蠶、造紙、瓷器、檸檬、大黃等的西傳，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實。但若不根據史乘，認為一切都是"吾家舊物"，一切都是西人"陰圖以去"的，這就未免有點無賴了。而耍這種無賴的，紀曉嵐和他老師劉文正最為拿手，在《灤陽續錄》卷一中，我們可以拜讀他們的高論。
這種"中土流傳"病本是"禮失求諸野"觀念的翻版，這種病嚴重以後，就會亂做浮誇的歷史考證：什麼法顯發現美洲啦、詹天佑發明火車掛鉤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學對歐洲文化劃時代的影響啦，不一而足。又常見一些人最愛拈出羅盤、火藥、印刷術來驕人，殊不知這些東西早就在洋人手裡脫胎換骨好多次了！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楊光先和比利時的南懷仁斗曆法失敗，遣戍歸來，寫成了《不得已》。他呼籲"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躲在這種態度背後的動機，說穿了皰，不過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罷了。這幫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覺得要了危險，想來想去，決定還是不要好。
這種畏葸的小心眼兒，投鼠忌器的謹慎，真是怪可憐的：他們怕這一變，連腐朽的老本也沒有了。梁漱溟後來寫《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民國二十二年）時，已經明顯的轉入"不得已"派，他那種"最後覺悟"的語氣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國之於西洋，有所不及則誠然矣！（頁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於不及，他說：
悟得了什麼……於一向之所懷疑而未能遽然否認者，現在斷然地否認他了……否認什麼？否認了一切西洋把戲，更不沾戀！西洋把戲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頁十三）
"更不沾戀"，"真不得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