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的綠色大街，並不如你從這名字上所想像的——我猜想你難免這樣想像——那麼漂亮。先不說別的，這條大街上一棵樹——哪怕一棵——也沒有。沒有草坪沒有公園沒有飲水點，卻取名為「綠色大街」（gree ）。至於原因，那就只有天曉得了。天都可能不曉得。
直言不諱地說，綠色大街即使在悉尼也是最煞風景的街。狹窄、擁擠、污穢、寒傖、破敗、環境惡劣、一股難聞味兒。且氣候差勁兒：夏天冷得要命，冬天熱得要死。
「夏天冷得要命冬天熱得要死」這說法是有些奇怪。因為，就算南半球和北半球季節相反，作為現實問題也應該熱的是夏天，冷的是冬天。也就是說，八月是冬天，二月是夏天。澳大利亞人都如此認為。
但是，作為我卻不能把事情想得這麼簡單，因為這裡邊有一個大問題：季節究竟是什麼？也就是說，是到十二月就是冬天呢，還是變冷了是冬天呢？
「那還不簡單，變冷了不就是冬天嗎！」或許你會這樣說。不過且慢，如果說變冷了就是冬天，那麼到底攝氏多少度以下是冬天呢？假如隆冬時節一連有幾天暖洋洋的日子，莫非就該說「變暖了就是春天」不成？
喏，糊塗了吧？
我也糊塗。
可是我認為「冬天就必須冷」這一想法未免過於片面，所以，即便為了打破周圍人的僵化觀念，也要把十二月至二月稱為冬天，將六月至八月喚作夏天。而這樣一來，就成了冬天熱夏天冷。
結果，周圍人都認為我是怪人。
不過也罷，隨別人怎麼看好了。還是說綠色大街吧。
前面也說了，悉尼的綠色大街即便在悉尼也是最煞風景的街，沒準在南半球都是最煞風景的。就說現在吧，在這十月里的一個下午，我正從位於一座大廈三樓的事務所窗口，往下打量綠色大街大約正中間那裡。
看見什麼了？
看見好多好多。
曬得黝黑的酒精中毒流浪漢正一條腿伸進污水溝里睡午覺——或動彈不得。
打扮新潮的無賴少年把鎖鏈揣進夾克口袋，弄得「嘩嘩啦啦」地在街上游來逛去。
毛掉了一牛的病貓在尋找垃圾箱。
七八歲小孩手持尖錐一個接一個猛扎汽車輪胎。
磚牆上千巴巴地沾著五顏六色的嘔吐物。
所有商店都幾乎落著鐵閘門。人們早已對這條街忍無可忍，關起店鋪逃之夭夭。至今仍營業的只有當鋪、酒館和「查莉」比薩餅店。
腳蹬高跟鞋的年輕女郎懷抱黑漆皮手袋，帶著「咔嗒咔嗒」刺耳的足音在路上全速行進，就好像被誰追趕似的，但根本沒人追趕。
兩條野狗在街心擦肩而過。一條由東向西，一條由西向東。都邊走邊看地面，擦肩而過時頭都不抬一下。
悉尼的綠色大街便是這樣一條街。我常常心想，假如必須在地球的什麼地方挖一個特大特大的屁股眼兒，那麼場所就非這裡莫屬了——這就是悉尼的綠色大街。
我在悉尼的綠色大街開事務所，當然有其相應的理由的。不是因為窮。這裡的房租固然便宜到極點，可是我不缺錢，不僅不缺，簡直多得花不過來，足可以一古腦兒買下悉尼繁華大街上的十幢十六層高的新大樓，甚至最新式的航空母艦連同五十架噴氣式戰機都不在話下。反正錢多得一看都心煩。畢竟父親是砂金王，兩年前給我扔下全部財產死了。
錢派不上用場，統統放進銀行，這下利息都用不完，所以又把利息也放進去，結果是利上生利，一想都煩得不行。
我所以在悉尼的綠色大街開事務所，是因為只要找在這裡，熟人什麼的就一個也不會找來。正經人斷不至於來什麼悉尼的綠色大街，大家都怕這條街怕得要命。因此，既沒有親戚來絮絮叨叨說三道四，又沒有喜歡指手劃腳的朋友來訪，眼睛專盯著錢的女孩也不會來。既沒有律師顧問來商量財產如何運作，又沒有銀行行長來寒暄致敬，羅爾斯—羅伊斯 的推銷員也不至於抱著一堆宣傳資料來敲門。
沒有電話。
來信一撕了之。
安安靜靜。
我在悉尼的綠色大街開私家偵探事務所，就是說我是私家偵探。招牌上這樣寫道：
私家偵探，收費低廉
但只受理有趣之案件
招牌用平假名 ，寫當然有其道理，因為悉尼的綠色大街上認得漢字的人一個也沒有。
事務所是六張榻榻米大小的房間，髒得一塌糊塗，牆壁和天花板到處是令人討厭的黃斑。門安得差劫兒，開了很難關上，關了又不易打開。門玻璃上寫有「私家偵探事務所」字樣。門拉手上掛有一塊正反兩面分別寫有「住」與「不在」的牌子，「在」朝外時我在事務所，「不在」朝外時我外出。
不在事務所時的我或在隔壁睡午覺，或在比薩餅店一邊喝啤酒一邊同女服務員閑聊，非此即彼。「查莉」是個比我小几歲的可愛的女孩，有一半中國血統。雖說悉尼城很大，但一半是中國血統的女孩，除了「查莉」沒第二個。
我非常喜歡「查莉」。估計「查莉」也喜歡我，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別人想什麼我哪裡曉得。
「私家偵探什麼的可有得賺？」「查莉」問我。
「不賺。」我回答，「有得賺不就是說有錢進來么！」
「好個怪人。」「查莉」說。
「查莉」不知道我是大闊佬。
掛出「在」的牌子時，我大體坐在事務所的人造革沙發上邊喝啤酒邊聽格倫·古爾德的唱片。我特別喜歡格倫·古爾德的鋼琴，光他的唱片就有三十八張。
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六張唱片放在自動轉換唱機上，綿綿不斷地聽格倫·古爾德，喝啤酒。格倫·古爾德聽膩了，有時放平·克勞斯比的《白色聖誕節》。
「查莉」喜歡《AC／DC》。
說是「私家偵探所」，但幾乎沒什麼顧客。悉尼綠色大街的居民壓根兒沒想到要花錢解決什麼，況且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實在太多，給人的感覺似乎與其一個一個解決，還不如相互協調來得快。總而言之，悉尼的綠色大街對於私家偵探來說決不是容易活命的地方。
偶爾，在「收費低廉」字樣的吸引下也有客人趕來，但大部分——當然是對我而言—— 都是無聊透頂的案件。
什麼「我家的雞兩天只生一次蛋是怎麼回事」啦，什麼「每天早上我家牛奶都被偷走請把犯人逮住」啦，什麼「朋友借錢不還請跟他好好說說叫他還回」啦，如此不一而足。
此類無聊委託我統統一推了事。還用說，我又不是為了照看誰家的小雞、牛奶和催還幾個小錢才當私家偵探的！我所追求的是更富有戲劇性的要案，比如身高兩米的鑲著藍色假眼的大管家開著黑漆高級轎車跑來說「為了保護伯爵千金的紅寶石您能助以一臂之力嗎」，要這等事件才行。
可是澳大利亞沒有什麼伯爵千金，休說伯爵，子爵男爵也沒一個。傷透腦筋！
這麼著，我每天每天都閑得發慌。或剪指甲，或聽格倫·占爾德的唱片，或修理已成古董的自動手槍，或在比薩餅店同「查莉」聊天，以此消磨時光。
「你別幹什麼私家偵探了，干點正經事兒如何？」「查莉」說，「印刷工什麼的。」
印刷工？那也不壞，我想，和「查莉」結婚當印刷工，不壞不壞。
但時下我仍是私家偵探。
一副羊模樣的小個子男人從門口進來是在星期五下午。羊模樣小個子一閃進屋，先確認是否有人盯梢，然後關門。門很難關嚴，我上前幫忙，兩人一起把門關好。
「您好！」小個子說。
「您好！」我應道，「您是……」
「請叫我羊男好了。」羊男說。
「初次見面，羊男先生。」
「初次見面。」羊男說，「您是私家偵探吧？」
「是的，我是私家偵探。」說罷，我關掉唱機，把格倫·古爾德的《創意曲》放回唱片架，收拾了空啤酒罐，把指甲鉗扔進抽屜，勸羊男坐在椅子上。
「我在找私家偵探。」羊男說。
「原來這樣。」
「但不曉得去哪裡才能找到。」
「呃呃。」
「在拐角那個比薩餅店提起來，那個女的告訴我來這裡就行。」
是「查莉」。
「那麼羊男先生，」我說，「請把事情說給我聽聽。」
羊男身穿羊皮罩衣。雖說是罩衣，但不是用粗紋布做的，而是地地道道的羊皮，尾巴和角都帶著，惟獨手、腳和臉的部位空缺。眼睛蒙著黑眼罩。我不明白這小子何苦非這副打扮不可。入秋到現在已有很多日子了，這副打扮肯定出汗不少，再說走起路來豈不要給小孩子們取笑？莫名其妙！
「要是熱的話，」我說，「就別客氣，唔——，就請把上衣脫下。」
「不不，不客氣，」羊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