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讓你坐上
去中國的小船，
只坐你我兩人，
船兒永借不還……
——舊時歌謠
遇上第一個中國人是什麼時候呢？
這篇文章將從一可謂考古學式的疑問開始。各種各樣的出土文物被貼上標籤，區分種類，加以考證。
遇上第一個中國人是什麼時候呢？
我推定是一九五九年或是一九六○年，哪一年都沒有錯，準確地說，全然沒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對於我就像是穿同樣奇裝異服的雙胞胎。即使真能穿越時光隧道倒回那個時代，我恐怕也還是要費好大力氣才能分清孰為一九五九年孰為一九六○年。
儘管如此，我仍在頑強地進行這項作業。豎坑的空間得到擴展，開始有——雖說少得可憐——新文物出土。記憶的殘片。
不錯，那是約翰遜和帕特森爭奪重量級拳擊桂冠那年。記得從電視上看過兩人的較量。這就是說，去圖書館翻閱舊新聞年鑒的體育欄目即可瞭然，所有疑問都可迎刃而解。
翌晨，我騎自行車來到附近的區立圖書館。
不知何故，圖書館門旁竟有雞舍。雞舍里五隻雞正在吃不知是晚些的早餐還是早些的午餐。天氣甚是令人舒暢。我先沒進館，坐在雞舍旁邊的石條上吸煙，邊吸煙邊不停地看雞啄食。雞急切切地啄著雞食槽，那副急不可耐的樣子，彷彿早期的快動作新聞紀錄片。
吸罷煙，我身上毫無疑問有了什麼變化發生。何故不曉得。而在不曉得的時間裡，一個同五隻雞僅隔一支煙距離的新的我向我自身提出兩個疑問。
一、有什麼人會對我遇上第一個中國人的準確日期懷有興趣呢？
二、陽光充足的閱覽室桌子上的舊新聞年鑒同我之間，存在可以共同分享的某種因素嗎？
我以為這恐怕是理所當然的疑問。我在雞舍前又吸了支煙，然後跨上自行車告別圖書館和雞舍。所以，如同天上的飛鳥沒有名字一樣，我的記憶也不具日期。
誠然，我的大部分記憶都沒有日期。我的記憶力極其模糊。由於過於模糊，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說不定是在用這種模糊性向別人證明什麼。至於到底證明什麼，我卻又渾然不知。說到底，準確把握模糊性所證明的東西豈非水中撈月！
怎麼說呢，反正我的記憶便是這樣的極端不可信賴，或置前或顛倒，或事實與想像錯位，有時連自己的眼睛同別人的眼睛也混淆起來了。如此情形甚至已無法稱之為記憶。所以，整個小學時代（戰後民主主義那滑稽而悲哀的六年中的每一個晨昏）我所能確切記起的不外乎兩件事，一件是關於中國人的，另一件是某年夏天一個下午進行的棒球比賽。那場比賽中我守中場，第三局弄出了腦震蕩。當然並非無緣無故弄成腦震蕩的，那天腦震蕩的主要原因在於那場比賽我們使用的僅是附近一所高中的運動場的一角——我在開足馬力追逐越過中場的飛球時猛地迎頭撞在了籃球架子上。
蘇醒時已坐在葡萄架底下的長椅上，太陽已經偏西，乾燥的運動場上潑灑的水味兒和代替枕頭的新皮手套味兒最先鑽入我的鼻孔。往下就是倦慵慵的偏頭痛。我似乎說了什麼，記不得了，身邊照料我的朋友後來不大好意思地告訴了我。我大約說了這麼一句：不要緊，拍掉灰還可以吃。
如今我已不曉得這句話從何而來。大概夢見什麼了吧，或者夢見拿著學校供給的麵包上樓梯時失腳跌下去也未可知，因為此外別無可從這句話聯想到的場面。
即使在時隔二十年的現在，我也不時在腦袋裡轉動這句話：
不要緊，拍掉灰還可以吃。
我把這句話定格在腦海里，開始考慮我這個人的存在和我這個人必須走下去的路，考慮這種思考必然到達的一點——死。至少對我來說，考慮死是非常不著邊際的作業。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國人。
我之所以到位於港街的高地上那所為中國人子弟辦的小學（校名早已忘了，以下姑且稱為中國人小學。稱呼可能欠妥，望諒），是因為我參加的一場模擬考試的考場設在那裡。考場分好幾處，而我們學校被指定去中國人小學的唯有我自己，什麼原因不清楚，估計是某種事務性差錯造成的，因為班裡其他人都被安排去附近考場。
中國人小學？
我逢人就問——無論是誰——中國人小學的情況，但誰都一無所知。若說知道的只有一點，就是中國人小學距我們校區乘電車要用三十分鐘。當時的我並非能夠獨自乘電車去哪裡那種類型的孩子，因此對我來說，那裡實際上無異於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的中國人小學。
兩星期後的星期日早上，我以極為黯淡的心情削好一打鉛筆，按老師的布置，把飯盒和拖鞋塞進塑料袋。那是個秋天裡有點偏熱的晴朗的星期天，母親卻給我穿上厚厚的毛衣。我獨自坐上電車，一直站在窗前留意外面的景物，以免坐過站。
不用看準考證後面印的路線圖就很快曉得中國人小學在哪裡了——只要尾隨書包里鼓鼓地裝著飯盒和拖鞋的一幫小學生即可。很陡的坡路上幾十幾百個小學生排著隊朝同一方向行進，那情形說不可思議也真是不可思議。他們只是默默走路，沒有人往地上拍皮球，沒有人扯低年級同學的帽子。他們的陣勢使我想起某種不均衡的永久性運動。爬坡當中，厚毛衣下汗一直出個不停。
出乎我朦朧的預想，中國人小學外表上與我們小學不但幾乎沒有什麼兩樣，甚至清爽得多。又黑又長的走廊、潮乎乎的霉味兒等兩個星期來在我腦海中隨意膨脹的圖像根本無處可尋。穿過別緻的鐵門，一條花草簇擁的石板路畫著舒緩的弧線長長地伸展開去。主樓門正面，清冽的池水光閃閃地反射著早上九點的太陽。沿校舍樹木成行，每棵樹上都掛著一塊中文解說板，有的字我認得，有的不認得。主樓門對面是被校舍環繞的運動場，狀如天井。每個角落分別有某某人的胸像、氣象觀測用的小白箱、單雙杠等。
進得樓門，我按規定脫鞋，走入規定的教室。明亮的教室里排列著正好四十張開啟式小桌，每張桌上用透明膠粘著寫有準考證號碼的紙片。我的位置在靠窗一排的最前邊，就是說這教室里我的號數最小。
黑板嶄新，墨綠色，講桌上放著粉筆盒和花瓶，花瓶里插一支白菊。一切都是那麼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牆上的軟木板沒貼圖畫沒貼作文。或許是故意取下的，以免干擾我們考生。我坐在椅子上，把筆盒和墊板擺好，托腮閉起眼睛。
過了約十五分鐘，腋下夾著試卷的監考官走進教室。監考官看樣子不超過四十歲，左腿有一點點跛，在地板上抬腿不大利索。左手拄一根手杖，手杖是櫻木做的，很粗糙，頗像登山口土特產商店賣的那種。由於他跛的方式顯得甚為自然，以致唯獨手杖的粗糙格外顯眼。四十名小學生一看見監考官——或者不如說一看見試卷，頓時鴉雀無聲。
監考官走上講台，先把試卷放於桌面，繼而「橐」一聲把手杖靠在一旁。確認所有座位無一空缺之後，他咳嗽一聲，瞥了一眼手錶。接著，手像支撐身體似的拄在講桌兩端，直挺挺地揚起臉，望了一會天花板。
沉默。
每個人的沉默持續了大約十五秒。緊張的小學生大氣也不敢出地盯視著桌上的試卷，腿腳不便的監考官目不轉睛地望著天花板的一角。他身穿淺灰色西裝白襯衫，打一條轉眼即可讓人忘掉色調花紋的很難留下印象的領帶。他摘掉眼鏡，用手帕慢慢擦拭兩側鏡片，重新戴回。
「本人負責監督這場考試。」本人，他說，「試捲髮下以後，請扣在桌上別動。等我說好了，再翻過來答題。差十分到時間時我說最後十分鐘，那時請再檢查一遍有沒有無謂的差錯。我再說一聲好了，就徹底結束，就要把試卷扣在桌上，雙手置於膝蓋。聽明白了么？」
沉默。
「千萬別忘記先把名字和准考號寫上。」
沉默。
他又看一次表。
「下面還有十分鐘時間。這個時間我想給大家講幾句話，請把心情放鬆下來。」
幾聲「吁——」泄露出來。
「我是在這所小學任教的中國老師。」
是的，我就這樣遇上了最初一個中國人。
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國人。這也難怪，畢竟那以前我一次也沒遇到中國人。
「這間教室里，」他繼續道，「平時有和大家同樣年齡的中國學生像大家一樣刻苦學習……大家也都知道，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說起來像是一對鄰居。鄰居只有相處得和睦，每個人才能活得心情舒暢，對吧？」
沉默。
「不用說，我們兩國之間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不相似之處，既有能夠相互溝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溝通的地方。這點就你們的朋友來說也是一樣，是吧？即使再要好的朋友，有時候也不能溝通，對不對？我們兩國之間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們一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