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每到星期四 ，我們這兒總有客人。
我上飯館去定好一大塊烤牛肉，打電話要葉里塞耶夫商店給我們送來魚子、乾酪、牡蠣等。我還買下幾副紙牌。波麗雅從早晨起就準備茶具和餐具供晚飯用。說老實話，這種小小的活動多少使我們的閑散生活有點變化，星期四在我們這兒成了最有趣的日子。
常來的客人只有三位。最體面的而且也許最有趣的客人姓彼卡爾斯基，他是一個又高又瘦的人，年紀在四十五歲左右，生著長長的鷹鉤鼻，留著黑色的大鬍子，頭頂光禿。他有一雙挺大的凸眼，臉上露出嚴肅而沉思的神情，象是一個希臘哲學家。他在鐵路管理局和一家銀行里工作，還在一個重要的政府機關里擔任法律顧問，並且跟許多私人有業務關係，例如擔任法律監護人、債權人會議主席等。他的官品小得很，他謙卑地自稱為律師，然而他的勢力很大。您只要有他的一張名片或者一封簡訊，就足以使得著名的醫師、鐵路局長或者重要的大官不用您按次序等候，優先接見您。據說由他從中說項，甚至可以謀到四品文官的職位，任什麼樣的糾紛得以了結。人們認為他是個智力很強的人，不過那是一 種特別的、古怪的智力。他能夠在轉瞬間用心算得出二百一 十三乘以三百七十三的積，或者不用鉛筆和換算表就把英鎊摺合成馬克。他精通鐵路業務和財務管理，凡是有關行政當局的事情在他都不成其為秘密。眾口流傳，他在民事訴訟方面是最神通廣大的律師，要跟他較量可不容易。然而，許多就連笨人都懂得的事，他的非凡的智力卻沒法理解。例如，他根本不能理解人們為什麼會煩悶，哭泣，自殺，甚至殺人，為什麼會為跟他們個人毫不相干的東西和事情激動，為什麼讀果戈理或者謝德林的作品會發笑。……凡是抽象的、屬於思想和感情範圍的事，在他都是不可理解的，乏味的，就跟沒有辨音力的人不懂音樂一樣。他對人只從辦事的角度來考察，把人分做有本領和沒本領的兩種。別的分法在他都不存在。誠實和正派無非是有本領的標記。吃喝、打牌、放蕩未嘗不可，只要不妨礙正事就行。信仰上帝固然不聰明，然而宗教卻必須保護，因為對老百姓來說，約束人的原則是不能缺少的，要不然他們就不肯工作。懲罰之所以需要，僅僅是要讓人有所畏懼。搬到別墅里去住大可不必，因為待在城裡就挺好。諸如此類。他的妻子已經死去，他沒有子女，然而他按照闊綽的家庭排場過日子，每年付出房租三千盧布。
第二個客人庫庫希金是個年青的四品文官，個子不高，他那矮胖的身材和瘦小的臉不成比例，因此他那模樣顯得非常不順眼。他的嘴唇老是縮成心形，他那剪齊的唇髭看上去象是用油漆貼上去的。這個人神態活象壁虎。他不是走進來，卻象是爬進來的。他腳步細碎，搖搖晃晃，嘻嘻地笑，而且一 笑就露出牙齒來。他是某人手下辦理特殊事務的文官，其實什麼事也不做，薪俸卻很高，特別是在夏天，人家總要為他創造各種各樣出差的機會。他是個利欲熏心的人，他的這種慾望不但浸透他的骨髓，而且更進一步，滲進了他的每一滴血；不過同時，他這個利欲熏心的人渺小得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事業完全建立在大人物的恩賜上。他為了獲得一枚外國的什麼十字勳章 ，或者為了要報紙登載他跟其他地位很高的人物一塊兒出席某人的安魂祭或者參加祈禱式，他不惜做出種種低聲下氣的舉動，一味苦求，諂媚，許願。他由於懦怯而巴結奧爾洛夫和彼卡爾斯基，因為他把他們看成有勢力的人。他也討好波麗雅和我，因為我們在有勢力的人家當差。每一次我替他脫掉皮大衣，他總是笑嘻嘻的，問我說：「斯捷潘，你結婚了沒有？」隨後又說幾句猥褻的、俗不可耐的話，算是表示對我特別關心。庫庫希金迎合奧爾洛夫的弱點，迎合他那墮落和饜足的生活。為了討奧爾洛夫的歡心，他還假意說些惡毒的諷刺話和不敬上帝的話，跟奧爾洛夫一塊兒批評某些人；可是如果換一個場合，他就會在那些人面前低三下四 ，服服帖帖了。吃晚飯的時候，大家談起女人和愛情，他就裝成風流才子和精通此道的色鬼。總之，必須指出，彼得堡的浪子們喜歡談他們那些與眾不同的口味。一 個年青的四品文官十分滿足於他家裡的廚娘或者涅瓦大街上不幸的街頭女人的愛撫，可是聽他講起來，你卻會覺得他好象沾染過東方和西方的一切惡習，他本人是十來個不道德的秘密協會的名譽會員，已經受到警察的注意。庫庫希金昧著良心給自己編出一套謊話，在座的人倒也不是不相信他的話，只是把他那些假話當做耳旁風罷了。
第三個客人格魯津是一個可敬的有學問的將軍之子，跟奧爾洛夫同歲，生著淡黃色的長髮，眼睛近視，戴著金邊眼鏡。我至今還記得他那些又白又長的手指頭，跟鋼琴家的手指頭一樣。他周身也有技藝高超的音樂家的那種氣派。這樣的人在樂隊里往往擔任第一提琴手。他咳嗽，患偏頭痛，總之顯得有病，孱弱。大概他在家裡總是由別人給他脫衣服和穿衣服，象小孩子一樣。他原在法律專科學校畢業，起初在司法部任職，後來調到樞密院，接著辭了職，經人說項，他又在國有產業部找到工作，不久又辭職了。在我做聽差的那段時期，他在奧爾洛夫的部門裡擔任科長，可是他說不久又要調到司法部去了。他對他的官職，對他從這個機關到那個機關的調動，抱著一種少有的、滿不在乎的態度，每逢有人在他面前嚴肅地談到官員、勳章 、薪俸，他就溫和地微笑，背一句普魯特科夫①的箴言：「只有在國家機關里任職，你才會知道真情！」他有個身材矮小的妻子，臉上已經起了皺紋，醋勁兒卻很大。他還有五個瘦弱的孩子。他對妻子不忠實，他只有見到孩子的時候才愛他們，一般說來，他對自己的家庭簡直漠不關心，常拿家裡的人取笑。他一家人靠借債過活。只要有合適的機會，不管走到哪兒，也不管遇到什麼人，他總要借錢，就連他的上司和那些看門人，他也不放過。他天性懶散，懶到了對自己也不關心的地步，隨波逐流，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會飄到哪兒去，為什麼要飄去。人家領他到哪兒，他就到哪兒。要是人家帶他去下流的地方，他就去。人家在他面前放一杯啤酒，他就喝，要是不放呢，他就不喝。如果有人在他面前罵自己的妻子，他就也罵自己的妻子，硬說她破壞了他的生活。遇到人家誇自己的妻子好，他就也誇自己的妻子好，誠懇地說：「我十分愛她，這個可憐的女人。」他沒有皮大衣，老是披一件冒齣兒童室氣味的方格呢大衣。在吃晚飯的當兒，他常常在沉思，把麵包搓成一個個小圓球，喝很多紅葡萄酒，每逢這種時候，說來奇怪，我幾乎確信，他有什麼心事，他自己大概也隱約感到了，可是由於生活的紛擾和俗事太多，沒有工夫去了解它，重視它。他有時候稍微彈一陣鋼琴。往往，他靠著鋼琴坐下來，彈兩三個音，輕聲唱道：未來的日子給我準備了什麼？②可是立刻，他好象嚇壞了似的，站起來，走到離鋼琴遠遠的地方去了。
這些客人照例要到十點鐘光景才到齊。他們在奧爾洛夫的書房裡打牌，我和波麗雅給他們端茶。只有在這種時候，我才能夠深切地領略到做聽差的種種苦味。我得一連在房門旁邊站上四五個鐘頭，注意不要有茶杯空著，掉換煙灰缸，跑到桌子跟前去拾起一支掉在地下的粉筆或者一張紙牌，要緊的是我得站著，等著，小心在意，不能說話、咳嗽、微笑。我敢斷定，這種工作比最重的農活還要苦。從前我在軍艦上，遇到起風暴的冬天夜晚，一連站過四個鐘頭的崗，可是我認為那種值班要輕鬆得多了。
他們打牌一直要打到兩點鐘，有時候打到三點鐘，然後伸著懶腰，走進飯廳吃晚飯，或者象奧爾洛夫所說的，墊補一下肚子。吃飯的時候，談話開始了。領頭的照例是奧爾洛夫，他帶著嘲笑的眼神談起一個熟人，談起不久以前讀過的一本書，談起新的任命或者新的計畫。善於逢迎的庫庫希金就給他幫腔，於是，依我當時的心情聽來，一種極可憎的談話開場了。奧爾洛夫和他的朋友們的譏誚是漫無邊際的，他們不放過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他們談到宗教，總譏誚一陣，談到哲學，談到生活的意義和目標，又是一陣譏誚。要是有人提起老百姓，也還是譏誚一陣。彼得堡有一批特殊人物，專門嘲笑生活中的每一種現象。他們連挨餓的人或者自殺的人也不肯放過，總要說上幾句庸俗的話。可是奧爾洛夫和他的朋友們並不只是說說笑話或者開開玩笑，而是冷嘲熱諷。他們說上帝是沒有的，人一死就全完了，說不朽的人只有法國科學院里才有③。真正的幸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因為它的存在以人的完善為前提，而人的完善乃是邏輯的荒謬。俄國是乏味而貧困的國家，不亞於波斯。知識分子毫無希望，按照彼卡爾斯基的看法，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沒有本領和一 無用處的人。老百姓呢，只會灌酒，偷懶，竊盜，一代不如一代。我們沒有科學，文學也一塌糊塗，商業立足於欺詐：「不騙人就賣不出貨。」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一切都是可笑的。
臨到晚飯將近結束，大家喝過酒而興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