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夏天來了，生活發生了變化。
一天早晨，天氣晴朗，麗扎走到我的房間里來，用開玩笑的口氣說：「走吧，大人。準備停當了。」
我這位大人就給領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輛馬車裡，他們把我運走了。我坐在車上，沒事可做，就把道路兩邊的招牌從右向左看。這樣一來，「特拉克契爾」①變成了「里特卡爾特」。這個詞倒正好做男爵的姓：里特卡爾特男爵夫人。我的車子往前駛去，穿過田野，經過墓園。雖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個墓園裡，它卻沒使我有任何感觸。然後我的車子穿過一片樹林，又到田野上了。一點有趣味的東西都沒有。坐了兩個鐘頭的車以後，我這位大人就給領進一個別墅的樓下，安置在一個不大的、敞亮的、糊著淡藍色壁紙的房間里。
我晚上還是跟先前一樣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著，聽我妻子講話，卻躺在床上了。我沒有睡著，而是處在一種似睡非睡的狀態中，昏昏沉沉，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覺，卻又在做夢。
我一直躺到中午才起來，拗不過習慣的力量，仍舊靠著桌子坐下來，可是我不再工作，只翻看卡嘉送來的黃色封面的法國小說作為消遣。當然，看俄國作家的書才更富於愛國精神，可是我得承認，我對俄國作家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感。依我看來，除了兩三個老作家以外，今天我們的全部文學都不是文學，而是一種特殊的手工業成品，只為了獲得鼓勵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願意買這類成品。在這些手工業成品當中，就連頂好的也說不上有什麼了不起，要真心稱讚它而不加個「但是」，那是辦不到的。對於近十年或者十五年來我所讀過的新的文學作品，也應該這樣說：其中沒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書，稱讚起來總少不了加個「但是」。有的寫得雋永，高雅，卻缺乏才氣；有的有才氣，高雅，卻並不雋永；或者最後，有才氣，雋永，卻又並不高雅。
我不是說法國書寫得又有才氣、又雋永、又高雅。它們也並沒滿足我。不過它們不象俄國書那麼沉悶，而且在那些書里往往可以找到藝術創造的基本要素：個人自由的感覺，這卻是俄國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書，作家不是從第一 頁起就儘力用種種世俗的偏見和種種對良心的束縛把自己禁錮起來。有的人不敢提到裸體，有的人死命地鑽進心理分析，有的人認為必須「對人類持熱情的態度」，有的人故意整頁整頁地描寫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寫作有傾向……有的人一 心要在自己的作品裡裝得是個平民，有的人卻要裝做貴族，等等。他們處心積慮，謹慎小心，工於心計，可是既沒有自由，也沒有要寫什麼就寫什麼的勇氣，因此也就談不上創作。
這些話指的是所謂美文學。
講到俄國那些社會學的、藝術的等等的嚴肅論文，我純粹因為膽怯而不敢讀。不知什麼緣故，我在兒童時代和少年時代害怕看門人和劇院里的檢票員，這種畏懼一直保留到今天。直到現在我還是怕他們。據說，只有我們不理解的事，我們才害怕。的確，為什麼看門人和劇院檢票員那麼神氣，那麼傲慢，那麼莊嚴而粗魯，那是很難理解的。我一讀到那些嚴肅的論文就準會感到同樣莫名的恐懼。那種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種大將軍一樣的戲弄口吻，那種對外國作者的過分隨便的態度，那種一本正經、凈說廢話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覺得可怕。這跟我讀我們那些醫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作品的時候所常見的謙虛、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論文是這樣，就是俄國的嚴肅的人們所翻譯的或者編纂的著作我也一樣讀不下去。
序言的誇耀的教誨口氣、譯者所加的過多的註解，妨礙我聚精會神地閱讀正文。在所有的論文或者書本中由慷慨的譯者所加的許多帶括弧的問號和sic②，依我看來，對作者個人也好，對我作為讀者的獨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種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請到地方法院里去做鑒定人。在休息時間，另一個鑒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檢察官對待被告是多麼粗暴，被告中有兩個是有知識的婦女。我就回答同事說，檢察官的態度比一些嚴肅的論文的作者們彼此相待的態度不見得更粗暴，我覺得我這話一點也沒誇大。確實，他們的態度是那麼粗暴，使人一談起他們來就不能不痛心。他們相互間的態度和他們對待所批評的作家的態度是：要麼不顧自己的尊嚴，過分捧場，要麼就剛好相反，完全瞧不起，比我在這札記中和思想中對我將來的女婿格涅凱爾還要蔑視。動不動就罵人家不負責任，罵人家心術不正，甚至罵人家犯了種種罪行，已經成了嚴肅的論文照例的裝飾品。這正好應了年輕的醫學工作者在論文里愛用的說法， ultima ratio③！這種作風無可避免地要影響年輕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來我所看到的文學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貞節 ，我也就一點不覺得奇怪了。
我讀法國書，朝敞開的窗子外面眺望。我看見花園裡用尖頭木棍編成的柵欄和兩三棵小樹，還看見遠處柵欄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寬闊的針葉樹林。我常常愉快地瞧著兩個頭髮金黃、衣服破爛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園柵欄，笑我的禿頂。
在他們亮晶晶的眼睛裡，我彷彿讀到：「瞧，那個禿頭！」恐怕只有他們這兩個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現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來訪。尼古拉通常總是遇到假期才到我這兒來，彷彿是來接洽什麼公務似的，其實多半是為了來看望我。他來的時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從來沒有這樣醉過。
「你有什麼事嗎？」我走出去，在門廳里迎著他問道。
「大人！」他說，把手按住胸口，帶著戀人般的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懲罰我！讓雷當場劈死我吧！」④他熱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鈕扣。
「我們學校里事情都很順當嗎？」我問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審判官……」
他完全沒有必要地不住賭咒，不久就弄得我厭煩了。我就打發他到廚房去，由他們招待他吃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來看我，跟我談談他的想法。他通常坐在我房間里一張桌子旁邊，謙虛，整潔，審慎，不敢把一條腿擱在另一條腿上，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輕輕的、平和而又細小的聲音對我談起他在雜誌和小冊子上讀到的依他看來十分有趣而吸引人的各種消息，聲調四平八穩，文謅謅的。
那些消息彼此相象，可以歸結成這樣一個格式：一個法國人發現了一種新東西，另外一個德國人駁斥他，證明早在一八七○年已經有一個美國人發明過，另外有個第三者，也是德國人，比他倆都厲害，證明他倆都出了丑，在顯微鏡底下把氣泡錯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時候，也還是講得冗長詳盡，好象宣讀學位論文，詳細地舉出他是從哪一篇文章上看來的，極力不說錯刊物的日期、號數、有關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絕不簡單地說一聲貝蒂，必得說讓·雅克·貝蒂⑤。有時候他留在我們這兒吃飯，於是這一頓飯的工夫，他不住地講那種他認為吸引人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飯的人都煩悶無聊。要是格涅凱爾和麗扎在他面前談起賦格曲和對位法，談起勃拉姆斯和巴赫，他就謙虛地垂下眼帘，窘得什麼似的。他覺得難為情，因為在他和我這樣嚴肅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談起這種無聊的東西。
照我眼前這樣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鐘就足以惹得我厭煩，好象我看他，聽他說話，已經足足有了一萬年似的。我討厭這個可憐的傢伙。他那輕柔平穩的嗓音和文謅謅的話語使得我無精打采，他的故事聽得我發獃。……他對我懷著一片好心，跟我講話純粹是湊我的高興。我對他的報答卻只是直瞪瞪地瞧著他，彷彿要對他施催眠術似的，同時心裡想著：「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對我的心愿不理不睬，盡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他坐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總擺脫不了一種想法：「說不定我一死，他就會被指派接替我的位子。」於是我那可憐的講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乾涸的綠洲。我對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很不客氣，一句話也不說，生氣，好象我有這種思想不該怪我自己，而該怪他不對似的。每逢他照例開口稱讚德國科學家，我就不再照往常那樣好意地開一句玩笑，卻沒好氣地嘟噥一句：「您那些德國人都是些蠢驢。……」這很象去世的尼基達·克雷洛夫⑥教授當初在雷瓦爾跟皮羅戈夫一塊兒洗澡的時候嫌水太涼，生氣了，罵道：「這些德國混蛋！」我對彼得·伊格納捷維奇的態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從窗口看見他那頂灰色的帽子在花園柵欄外面一閃一閃，我才想叫住他，說：「原諒我，我的好人！」
現在我們吃飯的時候比在冬天還要無聊。如今我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凱爾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塊兒吃飯。我往常瞧見他在座，總還一聲不響地忍著，現在我卻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