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
法院的代理偵訊官和本縣的醫師坐著雪橇到綏爾尼亞村去驗屍。在路上他們遇到了暴風雪，兜了很久的圈子，結果他們不是按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在中午，而是在黃昏，天色已經黑下來的時候才到達目的地。他們在地方自治局的一所小木房裡停下來過夜。在這兒，在地方自治局的這所小木房裡，湊巧擺著那具屍體，地方自治局的保險公司代理人列斯尼茨基的屍體。這個人三天以前來到綏爾尼亞村，在地方自治局的這所小木房裡住下，叫人送來茶炊，然後就十分出人意外地開槍自殺了。他是在桌子上茶炊旁邊放好各種冷盤以後才了結性命的，這種情況有點蹊蹺，使許多人有理由懷疑是兇殺案。這就需要驗屍了。
那位醫師和偵訊官在前堂抖掉身上的雪，頓著腳，他們身旁站著鄉村警察伊里亞·洛沙津，他是個老人，手裡拿著小小的鐵皮燈，給他們照亮。有一股濃重的煤油氣味。
「你是什麼人？」醫師問。
「巡警，……」鄉村警察回答說。
他就是在郵政局裡也是這樣簽名：巡警。
「證人們在哪兒？」
「大概喝茶去了，老爺。」
右邊是一個乾淨的房間，「客房」，或者老爺住的房間，左邊是一間雜屋，裡面有一個大爐子和一張高板床。醫師和偵訊官以及跟在他們身後、把那盞小燈舉得高過頭頂的鄉村警察走進那個乾淨的房間。這兒的地板上，有一具長長的屍體，一 動不動地躺在桌腿旁邊，身上蓋著白被單。在那盞小燈的微弱光線下，除了白色的蓋布以外還可以清楚地看見一雙新的膠皮套鞋。這兒的一切都陰森可怕，叫人看了不舒服：那烏黑的牆壁、那寂靜、那套鞋、那紋絲不動的屍體。桌上放著早已涼了的茶炊，茶炊四周放著一些紙包，大概包著冷盤吧。
「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裡開槍自殺，這樣做多麼不通人情！」醫師說。「既然起意要往腦門子里射進一顆子彈去，那就該在自己家裡，一個什麼堆房裡下手才是。」
他依舊戴著帽子，穿著皮大衣和氈靴，在一條長凳上坐下來，他的旅伴，偵訊官，在他對面坐下。
「這些歇斯底里患者和神經衰弱患者都是十足的利己主義者，」醫師苦惱地接著說。「要是一個神經衰弱患者跟您同住在一個房間里，他就把報紙翻得沙沙響；要是他跟您一塊兒吃飯，他就跟他的妻子吵架，並不因為您在座而有所顧忌；要是他起意開槍自殺，他就在村子裡，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裡自殺，為的是給大家多惹些麻煩。這些老爺在各種生活環境中都只顧自己。只顧自己！就因為這個緣故，老人們才十分不喜歡我們這個『神經的時代』。」
「老人們不喜歡的事兒多著呢，」偵訊官打著呵欠，說。「您該對老人們指出從前的自殺和現在的自殺有什麼樣的區別。
從前的所謂上流人自殺，是因為盜用公款，現在呢，卻是因為厭倦生活，苦惱。……哪種好一點呢？「
「厭倦生活啦，苦惱啦，不過您會同意，他本來可以不在這個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裡自殺的。」
「真倒霉，」鄉村警察說，「真倒霉，簡直是受罪。老百姓很不安心，老爺，他們已經有兩夜睡不著覺了。孩子們哇哇地哭。
該給母牛擠奶了，可是女人們不敢到牛棚里去，害怕。……她們生怕那位老爺在黑暗中顯靈。當然，她們是些蠢娘們兒，可是有些男人也怕。天一黑，他們就不敢單身走過這所小木房，總是成群結隊地走。證人也是這樣。……「醫師斯達爾倩科是一個中年男子，留一把黑鬍子，戴著眼鏡，偵訊官雷仁生著淡黃色頭髮，年紀還輕，兩年前剛在大學畢業，與其說象個文官，不如說象個大學生。他們倆坐在那兒，不說話，沉思默想。他們因為來得太遲而懊惱。現在他們得等到天亮，只好在這兒過夜了，可是此刻剛五點多鐘，他們面前有漫長的傍晚，然後是漫長的黑夜，煩悶無聊，不舒服的床，蟑螂，晨寒；他們倆聽著閣樓上和煙囪里哀號的暴風雪，想到這一切跟他們所希望過的以及從前所夢想過的生活多麼不同，想到他們倆和他們的同代人隔得多麼遠，那些人如今正在城裡燈光明亮的街道上行走，沒有注意到壞天氣，或者這時候正準備著到劇院去，或者坐在書房裡看書。啊，現在只要能夠在涅瓦大街或者在莫斯科的彼得羅夫卡走一走，聽一聽悅耳的歌唱，在飯館裡坐上一兩個鐘頭，他們情願付出多麼昂貴的代價啊。……」嗚—嗚—嗚—嗚！「暴風雪在閣樓上歌唱，外面有個什麼東西在惡狠狠地砰砰響，大概是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門外的招牌吧。」嗚—嗚—嗚—嗚！「
「您愛怎麼樣隨您便，反正我不願意留在這兒，」斯達爾倩科站起來，說。「現在才五點多鐘，睡覺還嫌早，我要坐車出去一趟。馮·達烏尼茨住得離這兒不遠，離綏爾尼亞村不過三俄里路。我要坐車上他家去，在那兒消磨這個傍晚。警察，去對馬車夫說不要把馬卸下來。那麼您怎麼樣呢？」他問雷仁。
「我不知道。大概躺下睡覺吧。」
醫師把身上的皮大衣裹一裹緊，走出去了。可以聽見他在跟馬車夫講話，那些凍僵的馬脖子上的鈴鐺顫動起來。他坐車走了。
「你，老爺，在這兒過夜可不合適，」鄉村警察說。「到那邊房間里去吧。那邊不幹凈，不過反正住一夜，對付得了。我馬上到莊稼漢家裡去取一個茶炊來，給它生上火，然後我給你鋪上點乾草，你就可以好好睡一覺了，老爺。」
過了不久，偵訊官坐在那間雜屋裡一張桌子旁邊喝茶，鄉村警察洛沙津站在門口講話。這是個六十開外的老人，身量不高，很瘦，背有點駝，白髮蒼蒼，臉上現出純樸的笑容，眼睛裡含滿淚水，老是吧嗒著嘴，好象在吃糖似的。他穿一件短皮襖，腳上穿一雙氈靴，一根拐棍總不離開他的手。偵訊官的年輕顯然引起他的憐惜，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才跟偵訊官親熱地講話。
「鄉長費多爾·瑪卡雷奇吩咐我說，區警察局長或者偵訊官一到，就得報告他，」他說，「那麼，事情既是這樣，我現在得走了。……這兒離鄉里有四俄里路，正碰上暴風雪的天氣，這雪下得好大啊，大概最早也得午夜才能走到。聽，嗚嗚地叫吶。」
「我用不著鄉長，」雷仁說。「這兒沒有他的事。」
他好奇地瞧瞧老人，問道：
「告訴我，老大爺，你當鄉村警察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嗎？足足有三十年了。農奴解放①以後過了五年我就當差，那你就算一算嘛。從那時候起我就每天跑路。人家有假日，我呢，老是東奔西走。外頭已經是復活節 ，教堂里敲著鍾，基督復活了，可我還是背著個背包趕路。一忽兒到地方金庫去，一忽兒到郵局去，一忽兒到區警察局長家裡去，一忽兒到地方自治局去，一忽兒到稅務局去，一忽兒到執行處去，一 忽兒到地主老爺家裡去，一忽兒到莊稼漢家裡去，反正各個正教徒的家裡我都去過。我帶著郵包啦，傳票啦，稅額通知書啦，信件啦，各種單據啦，表格啦。是啊，好老爺，如今時興這麼一 種表格，要填數目字，有黃的，白的，紅的，每位老爺，或者神甫，或者富裕的農民，每年必得填十來回：種了多少，收了多少，黑麥有多少石②或者多少普特，燕麥有多少，乾草有多少，還有，你知道，天氣怎麼樣，各式各樣的蟲子也得寫上。當然，你要怎麼寫就怎麼寫，這只是公事罷了，可是我就得東奔西跑，發表格，然後又東奔西跑，把表格收回來。比方說，眼前這位老爺就用不著開膛破肚，你心裡明白，這是白費勁，不過把手弄髒罷了，可你還是得辛苦一趟，老爺，跑到這兒來，因為這是照規矩辦事，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就為這些照規矩辦的事走了三十年。夏天倒還不要緊，暖和，乾燥，冬天或者秋天就不舒服了。有的時候我差點淹死，有的時候差點凍死，什麼事兒都出過。有些壞人在樹林里搶走我的背包，有的人揍我，我還吃過官司。……」「為了什麼事吃官司？」
「為了詐騙。」
「怎麼詐騙呢？」
「是這樣的，你知道，文書赫利桑甫·格利果利耶夫把別人的木板賣給包工頭；你知道，他這是騙錢。我也給牽連到這個案子里去了，因為他們打發我到飯鋪里去買酒；其實，文書並沒有分錢給我，連一杯酒都沒有請我喝過，可是我窮，人家看我這模樣，就認為我大概是個靠不住的人，沒出息的人，我們倆就都給帶到法院里去了。他坐了牢，我呢，上帝保佑，總算宣告無罪，給放出來了。法庭上念了這麼一個公文。他們都穿著制服。我是說那些法庭上的官兒。我跟你說吧，老爺，我們這份差事叫沒幹慣的人去干，那真倒霉透了，簡直要人的命，可是我幹起來，倒也沒什麼。不出去跑，反而會腿痛。待在家裡，那在我反而更糟。待在鄉公所里不出去，就得給文書生火啦，給文書送水啦，給文書擦皮鞋啦。」
「你掙多少錢薪水？」雷仁問。
「一年八十四個盧布。」
「恐怕總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