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要是我有心給自己定做一個戒指，我就會選這樣一句話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會過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會不留痕迹地過去，我們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會影響現在的和將來的生活。
我所經歷的一切並沒有白白地過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動了市民們的心，現在他們不再叫我小利錢，不再嘲笑我，每當我走過市場，他們也不再往我身上潑水了。對於我做工人這件事，他們已經習慣，看到我這個貴族提著油漆桶，安裝玻璃，他們也覺得沒什麼可奇怪的了。他們倒是樂意給我活兒干，我已經被人看做高明的工匠和繼蘿蔔之後的最好的包工頭了。蘿蔔雖然已經復原，雖然仍舊不搭腳手架就能夠油漆鐘樓的圓頂，可是已經沒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了。現在我就代替他在城裡奔波，找活兒干。我雇來工人，付清工資，然後解僱他們，我也以高額的利息向人借債。現在我做了包工頭，才明白為什麼不得不為了一個小錢的活在全城奔走三天，尋找鋪房頂的工人。大家對我很客氣，對我稱呼「您」了。在我做工的房子里，房主人請我喝茶，打發人來問我，要不要在他們那兒吃飯。孩子們和姑娘們常常走過來，帶著好奇和憂慮的神情瞧著我。
有一天我在省長的花園裡做工，把那兒的一座涼亭漆成大理石的顏色。省長出來散步，信步走進涼亭，由於閑著沒事，就跟我攀談起來。我提醒他說，從前有一回他怎樣請我到他那兒去聽訓。他朝我端詳了一會兒，然後把嘴張成字母「Ｏ」的形狀，兩手一攤，說：「我記不得了！」
我老了，變得沉默，陰鬱，嚴厲，很少發笑。據說我變得象蘿蔔了，而且跟他一樣常常說些無益的訓誡的話，弄得工人們感到厭煩。
我原先的妻子瑪麗雅·維克托羅芙娜如今在國外生活。
她父親，那個工程師，在我國東部的某個地方修建鐵路，在那兒購置產業。布拉果沃醫師也在國外。杜別奇尼亞又轉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裡，她從工程師那兒打了八折把它買回來了。
莫伊塞已經戴上圓頂禮帽。他常常坐著輕便馬車進城辦事，在銀行旁邊停下來。據說他已買下一份被抵押的田產，而且經常在銀行里打聽關於杜別奇尼亞的情況，那份田產他也打算買下來。可憐的伊凡·切普拉科夫在城裡閒蕩了很久，什麼事也不幹，光是喝酒。我本來打算要他來干我們這一行，有一個時期他跟我們一塊兒油漆房頂，安裝玻璃，甚至幹得挺有興趣，並且象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樣偷幹性油，要賞錢，酗酒；可是這工作很快就使他膩煩，他想家，就回到杜別奇尼亞去了，後來工人們告訴我說，有一天晚上，他曾經唆使他們跟他一起去弄死莫伊塞，搶劫將軍夫人的財產。
父親老多了，背也駝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門附近散步。我沒有到他那兒去過。
普羅科菲在霍亂流行時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給小店主治病賺錢。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鋪里，數落醫生們的不是，因而被官府用樹條抽打了一頓。他的夥計尼科爾卡害霍亂死了。卡爾波芙娜還活著，仍舊愛她的普羅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見我，總要悲傷地搖頭，嘆口氣說：「你這個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總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氣，我就抱著我的小甥女（姐姐指望生個男孩，可是卻生了個女孩）慢慢地走往墓園。到了那兒，我站著或者坐著，久久地望著那個我所珍愛的墳墓，告訴小女孩說，那裡面躺著她的媽媽。
有時候我在墓地上碰見安紐達·布拉果沃。我們打個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兒，或者談到克列奧帕特拉，談到她的女兒，談到在這個世界上生活是多麼悲苦。後來我們走出墓園，沉默地走著。她放慢了腳步，這是故意的，為的是要跟我並排多走一會兒。那個小女孩快活，幸福，由於陽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著，對她伸出手去，我們就站住，逗這個可愛的小女孩玩一 陣。
等到進了城，安紐達·布拉果沃就心神不定，滿臉通紅，跟我告別，一個人繼續走路了。她穩重而嚴峻。……路上的行人看見她，再也不會想到，她剛才跟我並排走過路，甚至還逗過小女孩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