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多雨的、泥濘的、陰暗的秋天到了。失業的日子也隨之而來，我常常一連三天沒有活兒干，坐在家裡，要不然，就去做各種跟油漆無關的活兒，例如拉土去填平地基，每天掙二十個戈比。布拉果沃醫師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沒有來找我。蘿蔔躺在家裡害病，天天等著死神來臨。
我的心境也象秋天那樣陰鬱。這也許是因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們的城市生活的內幕，我差不多每天都有所發現，這種新發現總是惹得我灰心喪氣。那些跟我住在同一個城裡的人，原先我對他們沒什麼意見，從外表來看，他們顯得十分正派，現在卻露出了本相，原來是些卑劣、殘忍的人，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我們這些普通人受他們的欺騙，被他們剋扣工錢。
他們逼得我們一連幾個鐘頭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廚房裡等著。他們侮辱我們，對待我們粗暴極了。秋天我在我們的俱樂部里給閱覽室和兩個房間糊壁紙。我糊好每一方壁紙，他們付給我七個戈比，可是他們卻吩咐我在收據上寫十二個戈比。我拒絕這樣做，那位戴金邊眼鏡、儀錶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樂部的一個主任）就對我說：「要是你這壞蛋再多嘴，我就給你一個嘴巴。」
僕役小聲告訴他說我是建築師波洛茲涅夫的兒子，他才有點發窘，臉紅了，可是他立刻又恢複原樣，說：「滾他的！」
小鋪子賣給我們工人臭肉、壞了的麵粉、泡過的茶葉。在教堂里，警察總是推搡我們，在醫院裡，醫士和助理護士向我們敲詐，要是我們因為窮而沒有給他們賄賂，他們為了報復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給我們吃，在郵局裡就連起碼的小官兒也認為自己有權利把我們看做牲畜，對我們粗野無禮地嚷叫：「等等！你往哪兒鑽？」就連那些看家狗都對我們不客氣，特別兇惡地向我們撲過來。可是，自從我處在新的地位以後，最使我吃驚的是社會上根本就沒有公道，這種情形老百姓叫做「他們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發生欺詐的事。賣給我們幹性油的商人也好，包工頭也好，夥計們也好，主顧們本人也好，都干著欺騙的勾當。不消說，我們是任什麼權利也沒有的，就連我們做工掙來的錢，我們也得每一回站在後門口，脫下帽子，好象要飯似的，哀求很久才拿得到。
我在俱樂部閱覽室隔壁一個房間里糊壁紙。傍晚我剛打算下工，工程師陀爾席科夫的女兒手裡捧著一包書，走進這個房間里來了。
我對她點了頭。
「啊，您好！」她立刻認出我來，就向我伸過手來說。「看到您很高興。」
她微笑著，又好奇又困惑地瞧著我的工作服、漿糊桶、攤在地板上的壁紙。我挺窘，她也覺得不自在。
「請您原諒我這麼瞧著您，」她說。「人家對我談了許多關於您的話。特別是布拉果沃醫師，他簡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經認識，她是個親切可愛的姑娘，可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法說得她信服：您這種平民化的生活方式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剛好相反，您現在成了城裡最有趣的人了。」
她又看看漿糊桶、壁紙，接著說：
「我曾請求布拉果沃醫師設法讓我跟您接近起來，不過他分明忘了，或者沒有辦成。不管怎樣，我們總算相識了，如果您肯不拘禮節 ，隨意到我家來玩，那我會十分高興。我真想跟人談談天！我是個普通人，」她說，向我伸過手來，「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塊兒不會覺得拘束。我父親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進閱覽室里去了，衣服沙沙作響；我呢，走回家去，很久沒有睡著。
在這個缺乏歡樂的秋天，有一個好心人，顯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輕鬆一點，時而給我送來茶葉和檸檬，時而送來餅乾，時而送來烤松雞。卡爾波芙娜說這些東西每一回都是由一個兵士送來的，可是究竟是誰派他來的，就不知道了。那個士兵總要探問，我身體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飯，我有沒有禦寒的衣服。等到嚴寒來臨，那個人仍舊照這樣趁我不在，派一 個兵士送來一條鬆軟的毛線織的圍巾，圍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幾乎聞不出的香水氣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誰了。
圍巾上有鈴蘭的香氣，這是安紐達·布拉果沃所喜愛的香水氣味。
將近冬天，活兒多起來，大家就覺得高興一點。蘿蔔又活了，我們一塊兒在墓園的教堂里做工，給那兒的聖像壁抹油灰，預備上金粉。這是一種又乾淨又不費力的活兒，用我們的行話來說，是一種順手的活兒。一天中間可以做許多活兒，光陰過得很快，誰也不覺得。大家不罵街，不笑，不大聲說話。這個地方本身就使我們不得不肅靜莊重，讓人生出平靜嚴肅的思想。我們站著或者坐著，專心做工，一動也不動，跟塑像一 般。四周死氣沉沉，寂靜無聲，只有墓園裡才會這麼靜；因此，要是有個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長明燈的火苗發出劈啪聲，這些聲音聽起來就又響又刺耳，弄得我們都回過頭去看一眼。經過長久的寂靜以後，往往可以聽見象蜜蜂飛過一般的嗡嗡聲：這是教士在門廊里正在為去世的嬰兒做安魂祈禱，聲音很低，不慌不忙；或者，一個畫工在拱頂上畫鴿子和它周圍的星星，輕聲吹起口哨來，隨後忽然醒悟過來，立刻就不出聲了；或者，蘿蔔嘆口氣，彷彿回答自己的思想似的，說：「什麼事都會發生！
任什麼事都會發生！「或者，在我們的頭上飄過一陣緩慢悲涼的鐘聲，油漆工人們發覺，大概有一個富足的死人給抬進來了。……白天我就在這種沉寂的氛圍中，在昏暗的教堂里打發過去。漫長的夜晚我去打撞球，或者到劇院去看戲，坐在樓座，身上穿一套新的花呢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掙來的錢買的。阿若京家已經開始演劇，舉辦音樂會，現在卻只有蘿蔔一個人在那兒畫布景了。他給我講他在阿若京家看到的話劇和活畫，我就帶著羨慕的心情聽他講。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我又下不了決心到阿若京家去。
聖誕節前的一個星期，布拉果沃醫師來了。我們重新爭論，晚上打撞球。他打撞球的時候，脫掉上衣，解開襯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麼緣故總是極力裝出酒鬼的樣子。他喝酒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鬧起來，而且在「伏爾加」那樣便宜的下等酒館裡一個傍晚居然能夠用掉二十個盧布。
姐姐又常上我這兒來了。他們倆一見面總顯得很驚訝，可是憑姐姐的又快活又負咎的臉色看來，這種相逢並不是偶然的。有一天傍晚，我們在打撞球，醫師對我說：「哎，您為什麼不到陀爾席科娃家裡去呢？您不了解瑪麗雅·維克托羅芙娜，她是個聰明姑娘，十分可愛，心地單純而厚道。」
我對他講起春天工程師怎樣對待我。
「廢話！」醫師笑了。「工程師是工程師，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別惹她不高興，好歹上她那兒去一趟吧。比方說，我們明天傍晚去找她。您願意去嗎？」
他說動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裡很激動，到陀爾席科娃家裡去了。僕役不象那天早晨我來求差事的時候那樣傲慢和可怕，傢具也顯得不那麼豪華了。瑪麗雅·維克托羅芙娜正在等我，象老朋友那樣迎接我，友好地緊緊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連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種髮式等到過了一年在我們城裡流行起來的時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頭髮從兩鬢起一直蓋到耳朵上，由於這個緣故，瑪麗雅·維克托羅芙娜的臉就顯得好象寬了一些，那時我覺得她很象她父親，她父親的臉又寬又紅，神態有點象馬車夫。她長得美麗優雅，可是看上去並不年輕，好象有三十 歲光景，其實她至多不過二十五歲。
「親愛的醫師，我多麼感激他呀！」她給我讓坐，說。「要不是他，您就不會到我這兒來。我悶得要死！父親走了，撇下我一個人，我不知道在這個城裡該怎麼辦才好。」
然後她問我目前在哪兒做工，掙多少錢，住在哪兒。
「您只花您做工掙來的錢嗎？」她問。
「是的。」
「幸福的人啊！」她嘆口氣說。「依我看來，生活里的一切禍害都是由於閑散，由於煩悶無聊，由於心靈的空虛而來。如果人習慣了靠別人過活，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您不要以為我是在裝模作樣，我老老實實告訴您：做個有錢人挺乏味，也不愉快。俗語說，人靠不義之財去結交朋友；因為一般說來，財富總不會是靠正當的手段得來的。」
她用嚴肅、冷淡的目光瞧一眼四周的傢具，彷彿想清點傢具似的，接著說：「舒適和安樂有一種魔力；連那些意志堅強的人也能慢慢地被它們所吸引。以前父親和我生活過得並不富裕，簡簡單單，現在呢，您看見我們在怎樣過活。說起來駭人聽聞，」她說，聳了聳肩膀，「我們一年要花掉兩萬！而且是在外省！」
「人們往往把舒適和安樂看做金錢和教育必然帶來的特權，」我說，「我覺得生活的安樂可以跟任什麼東西，甚至跟最苦、最髒的勞動結合起來。您父親闊綽，可是照他說來，他也做過一陣機車司機，當過普通的加油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