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父親三年前被都電 壓死了。」說罷，女子略微停頓一下。
我沒有特別發表感想，只是直直地看著對方的眼睛輕點兩下頭，在她停頓時間內檢查筆盤裡排列的半打鉛筆的筆尖，像打高爾夫的人根據距離挑選球棍一樣慎重地挑選鉛筆，既不能太尖，又不能太粗。
「說來不好意思……」女子說。
我同樣沒表示意見，把便箋拉到手邊，為測試鉛筆而在最上端寫下今天的日期和對方姓名。
「東京如今差不多不跑有軌電車了，全部被公共汽車取代。不過，仍有少部分保留下來，感覺上好像是一種紀念品。公公就是被它壓死的。」說到這裡，她發出無聲的嘆息，「三年前的十月一日夜裡，下好大好大的雨。」
我用鉛筆在便箋上簡單記錄信息：公公，三年前，都電，大雨，10·1，夜。我寫字只能一筆一划，記錄很花時間。
「公公那時醉得相當厲害。否則不至於下大雨的夜晚睡在什麼電車軌道上，我想。理所當然。」
如此說完，女子又沉默一陣子，嘴唇閉成一條直線，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我，大概希望我贊同。
「理所當然。」我說，「醉得相當厲害對吧？」
「好像醉得人事不省。」
「您公公經常那樣？」
「您是說動不動就喝得大醉、醉得人事不省？」
我點頭。
「的確不時醉得相當厲害，」女子承認，「但並非動不動，而且都沒醉到在電車軌道上睡過去的程度。」
究竟醉到什麼程度才能使人在電車軌道上睡過去，我一時很難判斷。是程度問題呢？還是質的問題呢？抑或方向性問題呢？
「就是說，就算有時喝得大醉，一般也不至於爛醉如泥啰？」我問。
「我是那樣理解的。」女子回答。
「恕我冒昧，多大年齡？」
「是問我多大年齡么？」
「是的，」我說，「當然，如果不願意回答的話，不回答也無妨。」
女子手碰鼻子，用食指摩挲一下鼻樑。挺拔的漂亮鼻子。沒準在不很久遠的過去做過鼻子整形手術。我曾和一個同樣有此嗜好的女子交往過一段時間。她也做了鼻子整形手術，思考什麼的時候同樣常用食指摩挲鼻樑，彷彿在確認新鼻子是否還好端端地位於那裡。因此，每當瞧見這一動作，我就陷入輕度dé jìà-vu 之中。oral sex 也與此有很大關聯。
「沒什麼必要隱瞞，」女子說，「三十五歲了。」
「您公公去世時多大年紀呢？」
「六十八歲。」
「您公公是從事什麼的？工作？」
「僧侶。」
「僧侶……是佛教的和尚嗎？」
「是的，佛教僧侶，凈土宗。在豐島區當寺院住持。」
「那怕是打擊不小吧？」我問。
「指公公大醉被有軌電車壓死？」
「是的。」
「當然是打擊，尤其對丈夫。」女子說。
我用鉛筆在便箋上寫道：「68歲，僧侶，凈土宗。」
女子坐在雙人座沙發一端。我坐在寫字檯前轉椅上。我們之間有三米左右距離。她穿一套稜角甚是分明的艾蒿色套裙，長筒襪包裹的雙腿優美動人，黑高跟鞋也十分諧調，後跟尖得儼然致命兇器。
「那麼——，」我說，「您的委託是關於您丈夫的已故父親啰？」
「不，那不是的。」說著，女子像再度確認否定形似的輕輕而堅定地搖頭，「關於我丈夫的。」
「您丈夫也是和尚？」
「不，丈夫在Merrill Lynch 工作。」
「證券公司？」
「正是。」女子回答，聲音略帶幾分焦躁，彷彿說哪裡會有不是證券公司的Merrill Lynch呢。「就是所謂經紀人。」
我確認鉛筆尖的磨損情況，一言不發，等待下文。
「丈夫是獨生子，但較之佛教，他對證券交易更具有強烈的興趣，所以沒有接替父親當住持。」
理所當然吧——她以似乎是詢問我的目光看著我。但我對佛教和證券交易都沒有多大興趣，沒有陳述感想，僅僅在臉上浮現出中立的表情，表示自己正聽著呢。
「公公去世後，婆婆搬到我們居住的品川區的一座公寓，住在同一座公寓的不同單元。我們夫婦住26樓，婆婆住24樓，一個人生活。以前和公公兩人住在寺院里，因總寺院另派一位住持來接替，她就搬到了這邊。婆婆現在六十三歲。順便說一句，丈夫四十歲。如果平安無事，下個月四十一歲。」
婆婆，24樓，63歲，Merrill Lynch，26樓，品川區——我在便箋上寫道。女子耐住性子等我寫完這許多。
「公公死後，婆婆像是得了焦慮性神經症，下雨時癥狀更厲害。大概因為公公是雨夜去世的關係吧，這方面不太清楚。」
我輕輕點頭。
「癥狀厲害時，腦袋裡就好像什麼地方螺絲鬆動了，於是打電話過來。電話一來，我或丈夫就下兩層樓到婆婆房裡照料。說安撫也好，說勸服也好……丈夫在就丈夫去，丈夫不在就我去。」
她停下等我的反應。我默然。
「婆婆不是壞人，我決不是對婆婆的為人持否定性意見，只是說她神經過敏，年深日久習慣了依賴一個人。這類情況您大致可以理解吧？」
「我想可以理解。」我說。
她迅速改變架腿姿勢，等待我把什麼記在便箋上，但這次我什麼也沒記。
「電話打來時是星期日上午十點。那天雨也下得相當大，就是上一個、上上一個星期日。今天是星期三，呃——，距今有十來天了。」
我瞥一眼枱曆：「是九月三日那個星期日吧？」
「是的，記得是三號。那天上午十點婆婆打來電話。」說著，女子回想似的閉起眼睛。若是希區柯克的電影，正是鏡頭一晃開始回憶場面的時候。但這不是電影，當然沒有回憶場面開始。片刻，她睜開眼睛，接著說下去：「丈夫接起電話。那天原定去打高爾夫球，但天沒亮就下雨了，沒去成，在家待著。假如那天是晴天，應該不至於招致這種事態——當然一切都是就結果而言。」
我在便箋記下：9·3，高爾夫，雨，在家，母親→電話。
「婆婆對丈夫說喘不過氣，頭暈，在椅子上站都站不起來。於是丈夫鬍子都沒刮，只換了衣服就趕去隔一層樓的母親房間。估計花不多少時間，臨出房間時還告訴我準備早餐來著。」
「您丈夫是怎樣一身打扮？」我這樣問道。
她再次輕搔一下鼻子：「半袖運動衫，粗布褲。運動衫是深灰色，褲子是奶油色。兩件好像都是通過J·crow 郵購的。丈夫近視，總戴著眼鏡，金邊阿爾瑪的。鞋是NEWBALANCE。沒穿襪子。」
我把這信息詳細記在便箋上。
「身高和體重您想知道么？」
「知道了有幫助。」我說。
「身高一米七三，體重七十二公斤左右。婚前只有六十二公斤的，十年之間多少加了些脂肪。」
這個我也記下了，而後確認鉛筆尖度，換了一支新的，並讓手指適應新鉛筆。
「接著說可以么？」女子問。
「請，請繼續。」我說。
女子換條腿架起來說：「電話打來的時候，我正準備烙薄餅——星期日早上總做薄餅。不去打高爾夫的星期日總是吃滿滿一肚子薄餅。丈夫喜歡薄餅，還要加上烤得『咔嚓咔嚓』硬的火腿肉。」
我心想難怪體重增加了十公斤，當然沒說出口。
「二十五分鐘後丈夫打來電話，說母親狀態已大體穩定，這就上樓梯回去，趕快準備早餐，馬上吃，肚子餓了。聽他這麼一說，我當即給平底鍋加溫，開始烙薄餅。火腿也炒了，楓樹蜜也熱了。薄餅這東西絕對不是做工複雜的品種，關鍵取決於順序和火候。可是左等右等丈夫硬是不回來。眼看著薄餅在盤子里變涼變硬，於是我往婆婆那裡打電話，問丈夫是不是還在那裡，婆婆說早就走了。」
她看我的臉，我默默等待下文。女子用手把裙子膝部呈形而上形狀的虛構性垃圾拍掉。
「丈夫就此消失了，像煙一樣。自那以來杳無音信。在連接24樓和26樓的樓梯中間，從我們面前消失了，無影無蹤。」
「當然向警察報警了？」
「當然。」說著，女子略微放鬆了嘴唇，「因為下午一點都沒返回，所以給警察打了電話。不過說實話，警察也沒怎麼認真搜查。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倒是來了，得知沒有暴力犯罪跡象，頓時沒了興緻，說如果等兩三天丈夫還沒回來，就去署里申請找人。看樣子警察認為丈夫大概心血來潮一晃兒去了哪裡，比如活得不耐煩啦，想躲到另一個地方去啦，等等。可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