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就像遭到一場流行病的襲擊，空空蕩蕩，死氣沉沉，只有幾個「穿著得體」的囚徒在樓群中間徜徉。當然了，我們首先得淋浴，集中營的主管在浴室旁等著我們。他很健壯，寬肩膀，牛脖子，厚嘴唇，卷頭髮，看上去挺和藹，灰藍色的眸子不時閃出一絲笑意。我們這批人中有幾個十一二歲的人，軍官對他們很有興趣，命令拿東西給他們吃。
我們發了新衣服，住進兩個帳篷里。我們在那裡等候分配，編入不同的勞動隊，然後分到某座樓里。
傍晚，勞動隊從工地回來了。點完名，我們開始尋找相識，向「老資格」們打聽哪個勞動隊最好，應當去哪座樓。囚徒們一致認為：
「布納是個好集中營，人們能保持體面，最好不要分到建築隊……」
我們好像可以隨意挑選似的……
管我們那個帳篷的是一個德國人，長著一張屠夫臉，厚嘴唇，兩隻手就像狼爪子。集中營的伙食看來很合他的胃口，他很胖，胖得幾乎走不動路。他與集中營主管一樣，喜歡小孩兒。我們剛一到，他就叫人給孩子們拿麵包，還有湯和麥淇淋（其實，這種感情不是出於利他主義，我後來才知道，這裡的同性戀者們一直拿孩子做交易）。
「你們將和我一起呆三天，隔離檢疫。而後，你們就得幹活。明天體檢。」
他的助手—— 一個相貌粗俗的男孩，眼珠子滴溜溜轉——朝我走來：
「你想進一個好勞動隊嗎？」
「當然，但是，我要和我父親在一起。」
「沒問題，」他說，「我能安排。但是，你得做點兒施捨：你的鞋。我會給你換一雙。」
我拒絕給他鞋。我一無所有，只剩這雙鞋了。
「我還可以給你一份帶麥淇淋的麵包……」
他喜歡我的鞋，我卻捨不得。後來，他還是把鞋拿走了，但什麼都沒給我。
體檢是在露天進行的，第二天一早，來了三個醫生，他們坐在凳子上。
第一個醫生什麼都沒檢查，只問我：「健康嗎？」
誰敢說自己有病？
牙醫卻好像比較細心，他要我張開嘴。實際上，他不是看人們有沒有壞牙，而是看有沒有金牙。誰鑲了金牙，就把誰的號碼記下來。我有一顆包金牙……
頭三天很快過去了。到了第四天，我們在帳篷前排隊時，突然來了幾個囚頭，是來挑人的：「你……你……你……」他們伸手東指西指，像挑選牲口或商品似的。
我們跟著一個年輕囚頭，他叫我們在第一座樓門口站住，那兒離集中營大門很近，是管弦樂隊的樓。他揮手讓我們進去，我們十分驚訝：難道要我們與音樂打交道嗎？
樂隊在演奏進行曲，他們總是演奏進行曲。幾十個勞動隊和著音樂，踏著節拍，朝工地走去。囚頭們喊著口號：
「一二一，一二一。」
黨衛軍拿著筆，記錄離去囚徒的人數。樂隊繼續演奏同樣的樂曲，直到最後一支勞動隊走過去。然後，指揮棒停下來，樂隊不再演奏。囚頭吼了一聲：
「列隊！」
我們與樂師們一起站隊，五人一列。我們離開了集中營，沒有音樂，但步伐整齊，耳畔依然回蕩著進行曲的餘音。
「一二一，一二一！」
我們與身邊的人，也就是樂師們，交談起來。他們差不多全是猶太人。朱利克是波蘭人，戴著一副眼鏡，蒼白的臉上掛著憤世嫉俗的微笑。路易斯出生在荷蘭，是有名的小提琴家，他抱怨說集中營里禁止演奏貝多芬的音樂：猶太人不許演奏德國音樂。漢斯來自柏林，很年輕，很機智。工頭是波蘭人，叫佛萊尼克，以前是華沙的學生。
朱利克對我說：「我們在電料庫里幹活，離這兒不遠。工作不難，也沒什麼危險。只是囚頭埃戴克，有時會無緣無故地發瘋，你最好離他遠點兒。」
「你很幸運，小傢伙，」漢斯說，臉上掛著微笑，「你進了一個不錯的勞動隊……」
十分鐘後，我們站在倉庫前。一個德國僱員，是個平民——我們叫他Meister ——來見我們。他打量著我們，就像店鋪老闆打量一堆剛送來的破布。
我們的同志講得對——工作不難。我們坐在地上，數螺栓、燈泡和形形色色的電工零件。囚頭髮表了一通長篇大論，講這份工作如何重要，並警告我們，誰要是偷懶，就會受到懲罰。新同志告訴我：「別擔心。當著Meister的面，他必須這樣講話。」
這兒有許多波蘭人，還有幾個法國女人。女人們默不作聲，用眼睛問候樂師們。
工頭佛蘭尼克讓我到一個角落去：「別找死！不必著急！要小心。別讓黨衛軍逮著你。」
「先生……請讓我挨著我父親。」
「好吧。讓你父親到這兒干，挨著你。」
我們很幸運。
分到我們這個組的還有兩個男孩。一個叫約西，一個叫台比，是哥倆，從捷克斯洛伐克來的，他們的父母在伯肯諾被殺害了。他們像靈與肉一樣相依為命。
我和他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們參加過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能唱許多希伯萊歌曲。所以，我們有時會哼一些小曲，那些歌曲讓人想起靜靜流淌的約旦河水和神聖美麗的耶路撒冷。我們還經常談到巴勒斯坦。他們的父母與我的父母一樣，雖然有時間逃脫，卻沒有勇氣賣掉一切，移居他方。我們決心，只要活到解放那天，決不在歐洲多呆一天，我們將登上駛往海法 的第一條船。
阿吉巴·杜馬依然沉浸在奧秘教義中，他在《聖經》里找到一首詩，把它轉譯成數字，並根據數字預測距離解放還有幾個星期。
我們從帳篷遷到樂師們住的樓里。現在，我們每人有一條毯子，一個洗臉盆，一條肥皂。樓長是一個德國籍猶太人。
我們喜歡猶太人當首領。他叫阿爾封斯，很年輕，但臉皮皺巴得令人吃驚。他全心全意維護著「自己」這座樓。有些年輕人體質虛弱，把多吃一點東西看得比自由還重要，只要可能，他就為他們「拼湊」一大鍋湯。
一天，我們剛從倉庫回來，樓房秘書就叫住我。
「你是A-7713嗎？」
「我是。」
「吃完飯，你到牙醫那兒去。」
「但是……我的牙不疼……」
「吃完飯就去！別耽誤。」
我去了醫療樓。門口有二十幾個囚徒在排隊等候，沒過多久，我們明白了要我們來的原因：他們要拔掉我們的金牙。
牙醫是個猶太人，來自捷克斯洛伐克。他那張臉就像死亡面具，只要一張嘴，人們就能看見一幅可怕的景象：滿口黃色的壞牙。我坐在椅子上，謙卑地問道：
「您要做什麼，先生？」
「我要取下你金牙套，就這樣。」他漠然道。
我突然想起裝病：
「能不能等幾天，先生？我覺得很不舒服，我感冒了……」
他蹙著眉頭，想了片刻，試了試我的脈搏。
「好吧，孩子。感覺好時再來找我，但是，不要等我叫你。」
一星期後我去找他，用同樣的借口應付他：我還是感覺不舒服。他似乎一點兒都不奇怪，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但他好像很高興，因為我沒等他召喚，就如約回來了。他允許我再耽擱幾天。
幾天後，牙醫辦公室關閉了。他被投入監獄，可能要被絞死。有人說他拿囚徒的金牙做交易，為自己撈好處。我不可憐他，反而因為他倒了霉而沾沾自喜。我的金牙套保住了，說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場，換麵包，或換幾天生命。對我來說，當時最重要的莫過於每天能喝上一碗湯，吃到味道陳腐的麵包，甚至麵包渣。麵包和湯——這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只不過是一具軀殼而已，甚至連軀殼都不如，只是一個空空如也的胃。我完全靠胃計算時間。
我在倉庫里幹活時經常挨著一個法國女人，但我們從來不講話——她不懂德語，我不懂法語。
我覺得她像猶太人，雖然有人說她是「雅利安人」，但她還是被迫在這兒服苦役。
有一天，埃戴克又發瘋了。我恰好在他面前走過，他像野獸似地撲過來，在我的胸上和頭上亂打，把我摔在地板上，再拎起，給以更猛的重擊，直到我渾身是血。我咬緊嘴唇，不敢發出痛苦的哀嚎。他一定誤以為我在蔑視他，打得越發狠毒。
突然，他住手了，讓我回去幹活，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又像我們打了一場比賽，打了一個平手。
我蹣跚著步子回到角落，全身疼痛。我感覺到一隻冰涼的手在擦我額上的血跡，是那個法國姑娘。她塞給我一片麵包，悲慘一笑。她直直地盯著我的眼睛。我知道她想跟我說話，但是，她害怕得不敢說話。她這樣呆了片刻，然後臉上光彩一閃，用近於完美的德語說：
「咬住嘴唇，小兄弟……別哭。把憤怒和仇恨壓在心裡，留待以後，遲早會有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