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別處——蘭波印象
孩子，你的弟弟有信仰，您說呢？他有信仰，有一種我見所未見的優質的信仰。
一、優質的信仰
1891年11月，馬賽一個女人請來一位神甫為弟弟作最後一次禱告。
然而神甫發現眼前處於彌留之際的人卻是一個對上帝持大不敬者。但是，當他聽說這個人有著詩人非凡的經歷後，依然懷著無限的敬意莊嚴地對那女人說，「孩子，你的弟弟有信仰，您說呢？他有信仰，有一種我見所未見的優質的信仰。」
這個女人的弟弟就是十九世紀極為引人注目的法國天才詩人蘭波。
二、離家出走的孩子
蘭波生於法國北部小城查維勒，這是一個貧瘠而荒涼又充滿著資產階庸俗趣味的小城。蘭波從小就對這個城市充滿敵意，在早期的詩歌里也反映出他這種厭憎的情緒，「我的故城是外省城市中最愚昧的城市」。蘭波迷戀於「生活在別處」的天真幻想，大概由此養成。當然，還有更不容忽視的原因，那就是家庭的不幸。蘭波的父親是個職業軍人，久住在外地駐防，與妻子關係不合，並在蘭波六歲時與妻子離異。蘭波的母親因此變得專斷、刻薄，對他管束極嚴，簡直到了殘忍的程度。母親的一切意願絕對不能違抗的。故鄉的種種限制以及家庭種種不幸使得這個聰明、敏感的孩子內心
「饑渴」，渴望「遠方」，追求他鄉之客的輕鬆、奇異、陌生的感覺。
年輕的蘭波三次離家出走。第一次出走，由於車費不足，甚至被警察當作流竄少年關入拘留所，幸得其恩師伊贊巴爾出保，才得以獲釋。以後兩次的出逃，由於沒有錢買車票，蘭波只好步行前往。最後一次，因結識魏爾蘭才順利到達巴黎。
三、永遠的私奔者
強烈的表現欲，這是蘭波的傳記作家格雷海姆?羅伯如此評價詩人傳奇式的一生。他認為蘭波不憚以最邪惡、無恥的姿態來激怒公眾來獲取人們的持久的關注。這位天才依靠的是：超越年齡的才華，性別不明帶來的奇異感、魅力與殘忍的混合，隨時準備擺脫過去的自己，以便永遠成為人們心目上「另一個」。這也是有道理的。
蘭波的性徵連他自己都無法確定。這樣的人註定無法與這個世界的女人、男人們和諧地相處。到達巴黎後，17歲的少年蘭波特意挑選的是有同性戀傾向之作呈現給魏爾蘭。他似乎早已意料到這個不安份的巴黎浪子的反映。剛剛與魏爾蘭結婚的瑪蒂爾小姐意識到蘭波在有意破壞她的家庭幸福，便時時向魏爾蘭發泄自己的不滿。
於是，蘭波極力慫恿魏爾蘭離開巴黎，和他一起到外國去謀求發展。當時魏爾蘭雖在巴黎文氣很盛，頗有文名，但由於當時巴黎整個氣候不盡如人意，使他極不舒心，同時也為蘭波的魅力與殘忍所深深地折服，便決然拋下與之剛結婚並有身孕的美貌妻子，和他一起私奔到比利時。在比利時兩個詩人以教書為業，同時也寫詩，但日子過得相當狼狽。於是，兩人又去了英國倫敦，不過日子依然窮困潦倒，歷盡磨難，時而與流浪者為伍，時而又參加社交活動。
然而正是這段「私奔」時期，蘭波的詩歌創作達到了高潮，詩的格調由一般的靈感印象式的天才抒發而開始走向人生哲理更深刻的思考甚至近於瘋子的清醒，對於夢想與現實、瞬間與永恆、有形與無形等的思辨問題也漸漸達到玄思的程度。
與此同時，蘭波與魏爾蘭之間的矛盾也漸漸明顯地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蘭波於是決計與魏爾蘭分道揚鑣，不願再過這種在一望無際的苦海之中跋涉的生活。然而，此時魏爾蘭與家庭關係破裂，並對蘭波懷著非正常的鐘情與依戀，對他意欲的背叛極度地憤慨和絕望。1873年7月魏爾蘭把蘭波騙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並試圖用手槍威脅，不小心走火，打傷了蘭波。魏爾蘭因此被比利時當局判處兩年徒刑。
蘭波向這段「私奔」生涯告別，寫下了著名的《地獄裡的一季》道出了他內心種種痛苦。「從骨子眼裡看，我是畜生」
（《地獄裡的一季?壞血統》）！這是他對自己這段墮落時光最有力最瘋狂的清醒認識。同時，他也道出內心崇高的渴望：「難道我沒有一次可愛、英勇而奇妙的青春有幸寫在金色的書頁上嗎！我犯了怎樣的罪過，怎樣錯誤才得到眼下這種衰弱的報應？你斷言畜生在痛苦地號啕，病人已經絕望，死者已做不成夢，那麼請講講我的墮落我的睏倦吧。」
詩人蘭波已經睏倦，在詩歌面前、在現實生活面前，他感到一切都嚴重地限制著他，使他成為有限之物。於是，他產生了一種常人所無法擁有想法，去嘗試一種「生活在別處」的新的生活方式，去成就「詩歌烈士」（海子語）的英名。
四、生活在別處
蘭波作為詩人出現的生命是極為短暫的，只是短短五年。1875年19歲的蘭波在德國學習德文等多種語言並開始了世界性的瘋狂漫遊生活。
蘭波由此開始成了一個革命性的詩人，走向詩歌本身。正如他前期的詩歌《感覺》（1870）所透露的：「我不想講話，也不願思想；但無限之愛湧向我的靈魂，我要走向遠方，很遠很遠的地方，像個流浪兒，和大自然一起幸福得如同一個女人為伴。」這種「生活在別處」的想法同時在致他敬愛的修辭老師喬治?伊贊巴爾的信中也透露了出來，「我惶惑，痛苦，狂躁，痴愚，神魂顛倒；我希望沐浴陽光，無休無止地漫步、憩息、旅遊、冒險，最後浪跡天涯……」
蘭波從1875年開始自己的流浪的生涯，這是一種令其他詩人們都無法想像的生活。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次歷險，像一首迷人奇異的詩。他的追求，無論寫詩還是追求生活，正是一種「別處」的陌生、奇異、刺激等各種感覺交織在一起的感受。蘭波在流浪生涯中當過馬戲團的翻譯、食品商的經紀人、荷蘭殖民者的僱傭兵等，在人間體驗著各種角色，成為「他者」，而不僅僅限制為巴黎文壇中出眾的天才詩人。他彷彿是在人世間的天涯海角尋找聖杯的騎士。其間1879年因病返回故鄉在羅什農場小憩一段時間，又於1880年在英國一家遠東公司當一個五十來個人的小工頭，但因工資低、待遇差而辭職，於是他又抵達埃及在紅海海岸流浪，尋找機運。最後他到達亞丁為一家法國公司幹事。從此，便在大漠里過著與匪盜打交道的歷險生活。
直到1891年2月他的右腿因非洲的瘴癘溽熱和關節炎感染而變成了毒疽，日益嚴重才停止這種「追著風的腳印」式的生活。
有人說，蘭波在流浪生涯中體驗到的並不是「生活在別處」的奇異感與令人欣往的詩意，而更多的恰是生活的貧窮與平庸。他領略到異地的風情的同時，卻為了基本的生存忍受了巨大的平庸、瑣碎。更重要的是，詩人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的反差面前，已不是痛苦了，而更多的是一種麻木。在非洲大漠的他寫信回家向母親索要的是如何做一個工匠之類的書，因為要養活自己，卻隻字不提詩歌，或許這時「詩歌」已經使他倍覺傷感的字眼了。
但不管怎麼說，也不管蘭波是否已經後悔，他畢竟是真正意義上死在「路上」的詩人，真正的「詩歌烈士」。
因此，伊莎貝爾?蘭波說過：「……我絕對相信他也有這樣崇高的意圖：將懷疑的彩綿罩在大地，以便更好地向人們證實他們對於永恆強力的造反是徒勞。」
生活在「別處」的面前，證實的還是人是有限之物，人不能完全找到自己。人總是死在尋找自己的路上！不過，蘭波比常人要尋找的更多的，他的性別、他的信仰、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