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所有的精神病學家，所有的歷史學家都被同一種憤怒情緒所支配。我們到處看到相同的義憤，相同的譴責："居然沒有人因把精神病人投入監獄而臉紅。"埃斯基羅爾（Esquirol）曆數了波爾多的阿城城堡，圖盧茲和雷恩的教養院，在普瓦捷、康城和亞眠依然存留的"比塞特爾"以及昂熱的"古堡"，然後寫道："而且，幾乎沒有一個監獄裡沒有胡言亂語的瘋人；這些不幸的人帶著手銬腳鐐與罪犯關在一起。這種混雜是多麼可怕！平靜的病人受到的待遇比罪犯還要糟糕。"
整個19世紀都對此做出呼應。在美國，圖克一家成為自己先輩工作的歷史學家和辯護士；在德國，繼瓦格尼茨之後，賴爾（Red）為那些不幸者"像政治犯一樣被投入人道主義的目光永遠看不到的地牢中"而發出不平之鳴。實證主義者們在半個多世紀中不斷地宣稱，是他們最早把瘋人從與罪犯相混雜的可悲狀態中解放出來，把無辜的非理性與犯罪區分開。
然而，證明這種說法的浮誇性是很容易的。多年以來，早就有人發出過同樣的抗議。在賴爾之前，弗蘭克（Franck）就說過："那些參觀過德國瘋人院的人回想起所見所網都會心有餘悸。人們一進入這些苦難之地就會感到毛骨悚然。人們聽到的只是絕望的哭喊，但是，在這裡居住的是有才智有道德的人。」在埃斯基羅爾之前，在皮內爾之前，羅什富科?利昂庫爾和特農（Tenon）都有所表示；在他們之前，整個18世紀都有持續不斷的抗議聲音，提出抱怨者甚至包括會被人們視為最冷漠的、最願意維持這種混雜狀態的人。在皮內爾等人大聲疾呼前二十五年，馬爾塞布（Malesherbes）"為了進行改革而參觀國家監獄。凡是他認為精神失常的囚犯...被送到醫院。他說，在那裡，社會環境、體育鍛煉和他精心規定的療法定能治癒這些人。"在18世紀更早的時候，一代又一代的總監、財政官和管理員一直在小聲地要求把瘋人與罪犯分開。這種要求有時得到實現。桑利的慈善院長請求警察當局把一些犯人帶走，把他們隨便關在那個城堡里去。不倫瑞克教養院的管理員在1713年就要求不應將瘋人與在工場勞動的犯人混在一起。19世紀利用各種同情心大張旗鼓地提出的要求，不是在18世紀已經被低聲說出並被不懈地重複著嗎？埃斯基羅爾、賴爾和圖克父子所做的不正是大聲疾呼，對多年來收容院里習以為常的事情提出抗議嗎？從1720年到法國大革命，瘋人被逐漸移出監獄的現象可能就是這些抗議的最明顯的成果。
不過，還是讓我們來聽聽人們在這種半沉默狀態中究竟說了些什麼吧。當桑利的慈善院長要求將瘋人與某些罪犯分開時，他的論據是什麼呢？「他（指一個犯人）很可憐，另外兩三個人也很可憐。把他們關在某個要塞里，他們的情況會好些。因為和他們關在一起的另外6個人是瘋子。這些瘋子日夜折磨著他們。"這番話的含義對於警察當局來說應該是一目了然的，即應該釋放這幾個犯人。不倫瑞克管理員的要求也包含同樣的意思：工場被精神病人的喊叫和製造的混亂攪得雞犬不寧；這些人的狂亂髮作隨時可能製造危險，最好還是把他們送回禁閉室，或者給他們帶上鐵鐐。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兩個世紀的抗議雖然表面相同，但其實質並不相同。19世紀初，人們的義憤在於瘋人受到的待遇並不比刑事犯人或政治犯更好些。而在整個18世紀，人們關注的是犯人應該有比把他們與精神失常者關在一起更好的命運。在埃斯基羅爾看來，義憤出自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瘋人僅僅是瘋人，而在桑利那位院長看來，問題在於犯人畢竟只是犯人。
這種差別也許並非如此重大。而且這種差別應該很容易被覺察到。但是，有必要強調這種差別、以便理解在18世紀的進程中瘋癲意識是如何轉變的。這種意識不是在人道主義運動的背景下演變的--那種運動使它逐漸地貼近瘋人的人性實際，貼近他最動人、最親見的方面；這種意識也不是在某種科學需要的壓力下演變的--那種壓力使它更關注和更真實地反映瘋癲會為自己說些什麼。如果說這種意識是在慢慢地變化，那麼這種變化發生在既真實又不自然的禁閉空間中。這種意識經歷了結構上的某些不易察覺的變化以及時而發生的強烈危機，逐漸形成了與法國革命同步的瘋癲意識。瘋人逐漸被分離出來，單一的精神錯亂被劃分為幾種基本類型，這些與醫學進步和人道主義態度都毫無關係。正是禁閉本身的深層結構產生了這一現象，我們必須從禁閉本身去尋找對這種新的瘋癲意識的說明。
這種意識與其說是一種慈善意識，不如說是一種政治意識。因為如果說18世紀的人覺察到在被禁閉的人中，即在自由思想者、道德敗壞者和侮罪的浪子中，還有另一種性質的"神志錯亂"，其焦慮是無法消除的，那麼這種認識正是這些被禁閉者本人的感受。他們是最先而且以最激烈的方式提出抗議的人。大臣、警察總監、地方行政官不斷地聽到內容相同的抱怨：有一個人給莫爾帕寫信，信上怒氣沖沖，因為他「被強迫與瘋人混在一起，其中有些瘋人十分狂暴，我每時每刻都有遭到他們凌辱的危險」；另一位蒙特克利夫神甫也向貝里耶總監發出同樣的抱怨：「9個月來，我一直被關在這個可怕的地方，與15個或20個胡言亂語的瘋人、各種癲痛患者擠在一起。"隨著這個世紀的進展，反對禁閉的抗議呼聲愈益強烈。瘋癲漸漸地變成囚徒所恐懼的幽靈，他們蒙受屈辱的象徵，他們的理性被消滅、被壓制的形象。終於，米拉波認識到，這將瘋癲混同犯罪的可恥做法既是一種野蠻地對待受懲罰者的巧妙工具，又是專制主義施展淫威的象徵。瘋人不是禁閉的第一個和最無辜的犧牲品，卻是禁閉權力的一個最模糊又最明顯最持久的象徵。專制暴政一直秘密地以這種非理性的可怕形式存在於被禁閉者中間。就在禁閉的心臟，在理性狂歡之地，反對現行政權、反對家庭、反對教會的鬥爭繼續進行著。而瘋癲則充分地體現了這些懲罰權力，它有效地產生一種補充懲罰的作用，在教養院的統一懲罰中，這種補充的折磨有助於維持秩序。羅什富科?利昂庫爾在向乞丐問題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證實了這一點："對癲病病人和教養院其他病人，甚至對遊手好閒的窮人所施加的一種懲罰，就是把他們放到瘋人中間。"這種做法的醜惡完全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瘋人體現了禁閉的殘酷真相，是禁閉中最惡劣的消極工具。在18世紀有關禁閉的全部文獻中隨處可見的一個事實，即住在教養院中的人必然會瘋癲，不也體現了這一點嗎？如果一個人被迫生活在這個譜妄世界中，被橫行無阻的非理性所裹挾，那麼在這種環境里他怎能不加入這個世界的活標本的行列中呢？我觀察到，被禁閉在教養院和國家監獄中的精神錯亂者大多都是如此，在國家監獄中因受到極度虐待而精神錯亂，在教養院中因被單獨囚禁、持續不斷地被一種痛苦的幻覺所折磨而精神錯亂。"
囚徒中存在著瘋人，這一點並不是說明禁閉的醜惡極限，而是體現了禁閉的真相，不是禁閉的濫用，而是反映了禁閉的實質。18世紀發起的反禁閉論戰的確涉及到將瘋人和正常人強制混雜的做法，但是它沒有涉及到被公認為理所當然的瘋癲與禁閉的基本關係。自稱「人類之友」的老米拉波（Mirabeau）激烈地抨擊禁閉也嚴厲地斥責被禁閉者本身；在他看來，被禁閉在"著名的國家監獄"中的人沒有一個是清白無辜的；但是不應把他放在這些昂貴的機構里，因為他在那裡只是苟延殘喘，虛度光陰。為什麼要禁閉"那些賣笑的姑娘？如果把她們送到外省工場，她們會成為勞動婦女"。為什麼要禁閉"那些流氓無賴？他們只是等待著獲得自由，而這種自由只能使他們上絞架。為什麼不用這些帶著腳鐐的人去做那些可能對自由勞動者有害的工作？他們將會成為一種做戒的樣板。......"一旦這些人被全部送走，在禁閉所里還留下什麼人呢？留下的是無法在其它地方安置的、確應留下的人："某些不宜公布罪行的政治犯"，以及"那些因放蕩而揮霍了畢生勞動成果的老人--他們奢望能死在醫院裡，因而平靜地來到這裡"。最後還有瘋人。他們需要有個能撒潑打滾的窩，"這最後一種人在哪兒也一樣地活"。小米拉波的論證則恰恰相反："無論誰想證明在城堡、教養院和國家監獄中，政治犯、流氓、自由思想者、瘋人和墮落的老人構成大多數，或者構成其成分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我都要鄭重地予以駁斥。"在他看來，禁閉的醜惡不在於將瘋人與罪犯混雜在一起，而在於他們加起來也沒有構成被禁閉者的核心部分。那麼什麼人能抱怨自已被迫與罪犯混雜在一起了呢？不是那些永遠喪失理智的人，而是那些在年輕時代放蕩不羈的人："我要問，......為什麼要把流氓無賴與自由思想者混雜在一起？......我要問，為什麼讓有危險傾向的青年與那些能迅速將他們引入極端墮落的人混在一起少...最後，如果將自由思想者與流氓混雜的現象確實存在，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