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在那裡默默地觀望，盡量不聽別人講話。這時，這個國度里最古怪的一個人向我打招呼。上帝不會讓這裡缺少這種人的。這個人集高傲和卑賤，才智和愚頑於一身。」
當思想上的疑問陷入重大困境時，笛卡爾認為自己並沒有發瘋。儘管他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承認，各種非理性的力量伺伏在他的思想周圍，但是，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既然敢於提出疑問，他就不可能是「瘋人中的一員」。然而，拉摩的侄子卻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瘋了。在他的種種轉瞬即逝的判斷中，只有這一點是最固執的。「在他開始說話之前，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雙手舉到前額，然後他恢複了平靜，對我說：你知道，我既無知又瘋狂，既傲慢又懶惰。」
18世紀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拉摩的侄子》所表達的意義。但是，恰恰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發生了一件預示著某種重大變化的事情。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被送到禁閉隔離區的非理性又重新出現了，它帶來新的危險，而且似乎被賦予了提出質問的新權利。但是，18世紀的人首先注意的不是這種神秘的質問，而是社會印象：襤褸的衣衫以及叫花子的傲慢無禮，這種傲慢受到寬容，其騷擾力也因一種可笑的縱容而化為烏有。18世紀的人可能並沒有從拉摩的侄子身上認出自己，但是他在"我"中完全表現出來。"我"是拉摩的侄子的對話者，類似一個"參展者"，感到有趣但沉默寡言，而內心則充滿熱望；因為這是自大禁閉以來瘋人第一次成為一個社會的人，第一次有人與他交談，而且受到詢問。非理性再次作為一個種類出現了，雖然這個種類的數目不大，但畢竟出現了，而且慢慢地恢複了它在所熟悉的社會環境中的地位。在法國大革命前十來年，梅西埃（Mercier）吃驚地發現了這一現象："進入另一家咖啡館，會有一個人用平靜自信的語調對你耳語：先生你無法想像政府對我是多麼無情無義，政府是多麼昏庸！三十年來，我捨棄一切，不謀私利，關在書房裡苦思冥想，精心謀劃。我設計了一個償付全部國債的方案，還設計了一個增加國三財富，讓他獲得四億法郎收入的方案，另外還有一個永遠摧毀英國的方案。一提起英國，我就火冒三丈。......設計這些方案需要我投入全部的天才，可是正當我致力於這些偉大的工作設計時，家裡出了麻煩，幾個找岔的債主讓我坐了三年牢。......當然，先生，您是知道愛國主義是多麼可貴的。我是為我的國家而犧牲的，是一個無名烈士。"從後人的角度看，這種人以拉摩的侄子為中心形成一類人。他們沒有拉庫的侄子那種複雜豐富的人格。只是為了使畫面更豐富生動，人們才把他們當作拉摩的侄子的追隨者。
但是，他們不完全是一種社會側影，一種滑稽形象。在他們身上有某種東西涉及到18世紀的非理性。這就是他們的饒舌，他們的焦慮以及他們相當普遍地具有的那種含混的指妄和那種根本性痛苦。這些都是真實的存在，至今留有蹤跡。至於17世紀末的浪子、放蕩者、流氓，很難說他們究竟是瘋人，病人，還是罪犯。梅西埃自己也不知道該把他們劃入那個階層：「在巴黎，有一些十分好的人、經濟學家和反經濟學家，他們衷腸俠義，熱心於公共事業，然而遺憾的是，他們『頭腦發昏』。換句話說，他們目光短淺，他們不知道自己活在哪個世紀，面對的是什麼人；他們比白痴更難讓人忍受，因為他們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他們從不切實際的原則出發，進行錯誤的推理。」確實有這樣一些人存在。這些「頭腦發圖』的設計者們給哲學家的理性、改革計畫、憲法草案等增添了一種被窒息的非理性。他們成為啟蒙運動的理性的一面晦暗的鏡子和一幅無惡意的漫畫。然而，當非理性的人被認為已深深地隱藏在禁閉領域中時，一種可笑的縱容卻允許他回到光天化日之下，這難道不是很嚴重的事情嗎？這種情況就好像古典主義的理性再次承認自己與非理性意象有一種近親關係、相似關係。也好像理性在歡慶勝利之際卻讓自己用嘲弄塑造的形象死而復生，允許它在秩序的邊緣遊盪。這是一種相似的幽靈、理性既從中認出自己又否定自己。
然而，恐懼和焦慮並沒有被擺脫掉。它們在對禁閉的反應中再次出現，並且變本加厲。人們曾經害怕，現在依然害怕禁閉。18世紀末，薩德依然憂心忡忡，懼怕他所說的「黑人」在伺機把他帶走。但是，此時禁閉地已獲得自己的力量它反而變成了邪惡發源地，自己便能傳播邪惡，建立另一種恐怖統治。
在18世紀中期的幾年間，突然產生了一種恐懼。這種恐棋是從醫學角度產生的，但主要是因一種道德神話而得以傳播。當時人們聽說從各禁閉所傳出一種神秘的疾病，而且即將危及各個城市。人們紛紛談論監獄熱病。他們想到了囚車和帶鐐的囚犯，據說他們經過市區時會留下疾病。有人說壞血病會引起傳染病；有人說被疾病污染的空氣會毀滅居民區。中世紀大恐慌又出現了，通過各種可怕的說法引起第二次恐慌。禁閉所不再僅僅是城市邊緣的麻瘋病院了；城市已面對著麻瘋病本身了：「這是城市身上的可怕的潰瘍，又大又深，流淌著膿水，若不是親眼所見，絕對無法想像。這裡臭氣熏天，遠在四百碼以外就會聞到。這一切都在提醒人們，你們正在走近一個狂虐肆行的地方，一個墮落和不幸的淵落。」許多禁閉中心都建在原來關押麻瘋病人的舊址。因此，似乎經過若干世紀後，這裡的新居民也染上了麻瘋病。這些禁閉所使人們想起原址所具有的標誌和意義；「首都不能有哪怕一個麻瘋病人！不論誰提到比塞特爾這個名字，都會有一種無法表述的厭惡、恐懼和蔑視的情感。……它已成為社會中最猙獰最醜惡的東西的收容所。」
人們以往試圖用禁閉來排除的邪惡重新出現了，以一種古怪的模樣恐嚇著公眾。於是在各個方面出現了關於某種邪惡的種種說法。這種邪惡既是物質的，又是道德的，而且正是在這種雙重性中包含著侵蝕和恐嚇的混合力量。當時流行著某種含混的腐爛意象，既用於表示道德的腐敗，又用於表示肉體的腐爛。對被禁閉者的厭惡和憐憫都建立在這個意象上。最初，邪惡是在禁閉的封閉空間里開始發酵。它具有18世紀的化學所認定的酸的一切特性：它的顆粒細小，尖銳如針，很容易滲透到人的肉體和心臟中，因為肉體和心臟是惰性和脆性的威性粒子構成的。兩種粒子的混合物立刻就沸騰起來，釋放出有害氣體和腐蝕性液體："這些收容所極其可怕，在這裡各種罪惡聚在一起發酵，向四周傳播，住在裡面的人呼吸的就是這種被污染的空氣，這種空氣似乎已附著在他們身上。"這些惡濁的氣體上升，通過空氣擴散，最後落在附近居民區，浸入人的身體，玷污人的靈魂。關於腐爛這一邪惡的傳染病的觀念就是這樣用一些意象表達出來的。這種流行病的有形媒介是空氣。空氣被"污染"這種說法含糊地表示，這種空氣不那麼純潔了，它是傳播這種"污染"的工具。這裡提醒一下，就在這一時期前人們認為鄉間空氣具有道德的和醫學價值（既有益於身體健康，又能振作精神）。由此便可以理解醫院、監獄和禁閉所的腐敗空氣包含全部相反的意義。由於空氣中充滿了有害氣體，整個城市都受到威脅，居民將會逐漸被"腐爛"和"污染"所侵蝕。
這些反應不僅僅是道德和醫學的混合物。無疑我們必須考慮整個文學的發展，考慮關於各種無名的恐懼的聳動聽聞的、或許還具有政治色彩的宣傳。但是，在某些城市裡確實流行著恐慌，並有確切的時間。這種情況正如一次次地震撼著中世紀的恐慌大危機。1780年，整個巴黎流行一種傳染病。其根源被歸咎於總醫院的傳染病。甚至有人要焚毀比塞特爾的建築。面對群情激憤的局面，警察總監派出一個調查委員會，除了幾名官方醫生外，還包括總醫院的院長和醫生。根據他們的調查，比塞特爾流行的是一種「斑疹傷寒」，這與惡濁的空氣有關。至於疾病的發源地，調查報告否定病源是醫院裡的病人及這種傳染病的說法；病源應該完全歸咎於惡劣的氣候，這種氣候使疾病在首都流行。在總醫院觀察到的病症是與季節狀況相符合的。而且完全與同期在巴黎觀察到的疾病相同」。為了使居民安心和洗刷地塞特爾蒙受的罪名，報告宣稱「有關比塞特爾的傳染病會蔓延到首都的傳聞是毫無根據的。」顯然，這份調查報告未能完全制止住上述謠言，因為稍後總願院的醫生又發表了另一份同樣的聲明。他被迫承認比塞特爾的衛生條件很糟，但是「情況畢竟沒有惡劣到使這個不幸者的避難所變成另一個製造更可悲的邪惡的發源地。那些不幸者所需要的是有效的治療，而人們對於那種邪惡是束手無策的」。
循環到此完成；各種形式的非理性曾經在邪惡分布圖上取代了麻瘋病，而且被放逐到遠離社會的地方一現在，非理性變成了一種看得見的麻瘋病，把自己流膿的瘡傷呈現給混雜的人們看。非理性再次出場，但被打上一種想像的疾病烙印，逆反而增添了它絕恐怖力量。
因此，正是在想像的領域而不是在嚴格的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