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醫院創立，德國和英國的第一批教養院開設，直至18世紀末，這個理性的時代實行著禁閉政策。被禁閉的人包括道德敗壞者、揮霍家產的父輩、放蕩的不肖子孫、褻瀆神明的人、"想放縱自己"的人和自由思想者。而通過這些相似的形象，這些奇特的同謀犯，這個時代勾畫出自己對非理性的體驗的輪廓。
但是，我們在每一個城市中還發現了一大批瘋人居民。在巴黎，被拘捕送交總醫院的人中有十分之一是「瘋子」、「痴呆者」、「精神錯亂」者、「神志恍惚」者、「完全瘋癲」者。對他們和對其他人沒有任何區分。從登記簿看，人們以同樣的情感來收容他們，以同樣的態度來隔離他們。那些因「道德敗壞」或因「虐待妻子」和幾次自殺未遂而被送入該院的人，究竟是病人，還是罪犯，還是瘋子，這個問題我們留給醫學考古學去研究。
然而，不應忘記的是，這些「瘋子」在禁閉世界中佔據著一個特殊位置。他們的地位不僅僅是囚徒。在一般的對待非理性的情感中，對待瘋癲似乎有一種特殊的調子。這種情調被用於所謂的瘋子、精神錯亂者、神志不清者、痴呆者和不能自制者《這些稱呼沒有嚴格的語義差異》身上。
這種特殊情感描繪出這個非理性世界中的瘋癲的特徵。它首先涉及到醜聞。在最一般的情況下，禁閉是出於避免醜聞的願望，至少可以以此為理由。由此也表明了罪惡意識的某種重要變化。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允許各種無理智自由地展示於光天化日之下。公眾的義憤能使罪惡具有做戒和贖罪的力量。在15世紀，雷斯被指控為"異端、叛教者、巫師、雞好者、召喚魔鬼者、占卜者、謀殺無事者、偶像崇拜者、離經叛道者"。他本人在法庭外的懺悔中承認自己犯下"足以造成血流成河"的罪行。他在法庭上用拉丁文重複了自己的供詞，然後主動要求："該自白書應用世俗語言公之於眾，因為大多數人不懂拉丁文。讓公眾知道他因上述過失而羞愧，以使他更容易獲得寬恕、獲得上帝的慈悲。"在公開審判時，他被要求當眾做出同樣的自白："法庭庭長要求他詳細陳述案情，他因此受到的羞辱將能減輕以後受到的懲罰。"直至17世紀，即使是最粗暴最殘忍的罪惡，也不會不公之於眾便加以處置和懲罰。光明正大的懺悔和懲罰完全可以抵消產生罪惡的黑暗。在做出消滅罪惡的結論之前，必須使罪惡受到公開的供認和展示。這樣才能完成罪惡的全部歷程。
相反，禁閉顯示了某種將非人的罪惡完全視為恥辱的良心。罪惡在某些方面具有傳染力，具有製造醜聞的力量，公之於眾反而使其無限繁衍。只有遺忘才能制止它們。譬如，在一個投毒案件中，龐查爾特蘭不是命令進行一次公開的審訊，而是指示由一個收容所秘密處理：「由於該案涉及巴黎的許多人，國王認為不應該將如此之多的人送交審判，其中許多人並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另外有些人只是因為好玩才這樣做。陛下如此決定是因為他相信有些罪行應完全被人遺忘。」除了防止帶壞世風外，為了家族或宗教的名譽也足以將一個人送進禁閉所。譬如，有一名教士被送進聖拉扎爾：「人們如此熱衷於維護宗教和僧侶的名譽，因此不把這樣的教士藏匿起來是不行的。」印甚至到18世紀晚期，馬爾塞布還認為，禁閉是家庭設法避免恥辱的一種權利。"人們所說的卑鄙行為屬於公共秩序所不能容忍的那些行為之列。......看來，為了一個家庭的名譽，因其惡習而使親屬蒙受恥辱的人應該從社會中消失。"相反，當造成醜聞的危險消失、家族或教會的名譽不會受到玷污時，就可以將人釋放。修道院長巴爾日德受到長期禁閉。他百般懇求，也不能獲釋。但到了年老體衰時，便不會有醜聞了。阿爾讓松寫道："此外，他已多年癱瘓，不能寫作，甚至不能簽名。我認為，出於公正和仁慈，應該將他釋放。"所有與非理性沾邊的罪惡，都應密藏起來。古典時代因這種非人性存在而感到恥辱，而這種感情是文藝復興時期所沒有的。
然而，在這種掩蓋之中有一個例外，即對瘋人例外。毫無疑問，展示瘋子是中世紀的一個非常古老的風俗。德國的某些瘋人塔裝有柵窗，讓人們可以看到鎖在裡面的瘋人。這些瘋人成為城關的一景。奇怪的是，當收容院的大門緊閉之後，這種風俗並沒有消失。相反，它繼續發展，幾乎成為巴黎和倫敦的一種有特色的制度。遲至1815年，據一份提交（英國）國會下院的報告說，伯利恆醫院在每個星期日展覽精神病人，參觀費為一便主。展覽收入每年高達近四百鎊。這就是說每年參觀者多達九萬六千人次。在法國，迄大革命為止，遊覽比塞特爾、參觀瘋子一直是巴黎波希米亞區資產階級的周末娛樂項目之一。米拉波（Mirabeau）在《一個英國人的遊記》中報道，比塞特爾的瘋人"像稀有動物一樣"展示給"願意付一個硬幣的大傻瓜"看。管理員展覽瘋人就像聖日耳曼區市場上耍猴人讓猴子做各種表演一樣指。有些管理員因善於使瘋人表演舞蹈和雜技而聞名，當然也稍稍揮舞鞭子。18世紀末，唯一的改善是：允許瘋人展覽瘋人。似乎瘋癲負有證實自己的責任。"我們不必責備人性。這位英國旅遊者的看法是對的：展覽瘋人的作法超出了最冷酷的人性。我們也早就這樣說過。但是，凡有困境必有出路。正是瘋人自己在清醒的片刻受託展示自己的同伴。後者也表示贊同。於是這些不幸者的管理人便坐收表演的盈利，而自己卻從未降低到冷酷無情的水準。"在這裡，瘋癲打破了收容所的沉寂而成為一種表演，從而變成一種娛樂公眾的公開醜聞。非理性被隱匿在禁閉所的沉寂中，但瘋癲繼續出現在這個世界的舞台上，而且比以往更聳人聽聞。在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它很快達到了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從未達到的地步。過去藍艦兄弟曾摹仿瘋人進行表演，而現在有血有肉的瘋癲自己登台表演。在19世紀初，沙朗通的監理庫爾米埃（ier）組織了引起轟動的演出，有時讓瘋人擔當演員的角色，有時讓他們擔當觀眾的角色。"這些參加業餘演出的瘋子成為輕浮的、不負責任的乃至惡毒的公眾的觀賞對象。這些不幸者的古怪表現及其境遇引起觀眾的嘲笑和侮辱性憐憫。"瘋癲變成這個世界的純粹景觀。這個世界正愈益受到薩德的影響，正成為某種信心十足的理性的良知的一種消遣，直至19世紀初，使魯瓦耶?科拉爾大為憤慨的是，瘋人依然是怪物--所謂怪物就詞源意義而言，就是被展示的東西。
禁閉將非理性隱匿起來，從而泄露了非理性的恥辱。但是它公開地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瘋癲，集中於瘋癲。如果說，在對待非理性時，其主旨是避免醜聞，那麼在對待瘋癲時，其目的則是將其組織起來。這裡有一個奇怪的矛盾：古典時期用一種全面的非理性經驗把瘋癲包圍起來，重新接納了它的各種特殊形態。（這些特殊形態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明確地加以區分的，並使之進入普遍意識，在這種意識中瘋癲可以同任何一種非理性形態相結合。）與此同時，古典時期給瘋癲打上了一個特殊的記號：這個記號不是疾病的記號而是受到讚美的醜聞的記號。然而，在18世紀有組織地展覽瘋癲與文藝復興時期自由地顯示瘋癲之間毫無共同之處。在文藝復興時期，瘋癲無所不在，透過它的形象或它的威脅與各種經驗混合在一起。在古典時期，瘋癲被隔著柵欄展示。凡是在它出現的地方，它都被隔開一段距離，受到某種理性的監督。這種理性不再認為自己與之有任何聯繫，不允許自己與之有過於相似之處。瘋癲變成某種供觀看的東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機制的動物，是人類長期受其壓制的獸性。"我很容易想像一個無手、無腳、無頭的人（說頭比腳更不可或缺只是經驗之談）。但是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思想的人。那樣的人應該是一塊石頭或一隻野獸。"
德波爾特（Desportes）在《關於照看瘋人問題的報告》中描述了18世紀末比塞特爾的單人囚室："這些不幸者的全部傢具就是這個草墊。他躺下時，頭、腳和身子都貼著牆。石縫裡滴出的水浸透他全身，使他不能安睡。"關於薩爾佩特利耶爾的單人囚室，他寫道："冬天一到，這個地方更可怕，更經常地造成死亡。當塞納河水上漲時，這些與下水道處於同一水平的小囚室不僅更有損健康，而且更糟糕的是，它們變成大批老鼠的避難所。每到夜晚，它們就襲擊在此禁閉的不幸者，咬能咬到的任何人。那些瘋女人的手、腳、臉都被咬破。這種傷害很嚴重，已有幾人因此而死亡。"不過，這些地牢和單人囚室長期以來都是為最危險、最狂暴的瘋子準備的。如果他們安靜下來，如果他們不使其他人感到恐懼，他們就被塞進大小不同的病室。圖克最活躍的追隨者之一希金斯（Godfrev Higgins）作為一個志願檢查員，花了二十鎊獲得參觀約克收容所的權利。在參觀時，他發現一個被精心遮蔽的門，在門後發現一個長寬均不足八英尺的房間。晚上這裡擠著13個婦女。白天她們在另一間並不大多少的房間活動。
特別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