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50年代，有兩個人分別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生物進化理論。一個是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另一個是阿爾弗萊德?魯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Wallace）。兩人都有過一些科學上的閱歷，但本質上還是那種直接觀察動植物的博物學家。達爾文曾經作為一個醫學學生，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待了兩年，後來，他的父親——個富有的醫生——認為他應該成為一名教士，便將他送到劍橋讀書。而華萊士的父母生活貧困，他不得不在14歲時輟學，先後在倫敦和萊斯特（Leicester）的工人職業學校給一個測量師當學徒和實習教師。
事實上，在人類上升的進程中，歷來有兩種解釋世界的方法並駕齊驅。一種是對世界的物質結構的解釋。另一種是對生命進程的研究：研究生命的微妙之處，生命形式的豐富多樣，個體與物種由生到死的循環往複。在進化論創立之前，這兩種傳統並未結合起來；因為在那以前，存在著一種無法解決、也無從著手解決的關於生命問題的佯謬（paradox）。
生命科學的這種佯謬，使它有別於物理科學，而隨時隨地表現於自然界的細枝末節之中。在我們周圍，我們可以在鳥類、樹木、青草、蝸牛等每一種生物上面看出這一點。事情就是這樣。生命現象，包括它的表現和它的形式，是如此紛繁複雜，一定包含著大量的非本質的屬性。而生命的本質又是如此一致，它又必定受到種種必然性的制約。
因此，毫不奇怪，我們所知道的生物學是由博物學家們在18世紀和19世紀開創的：那些鄉村生活觀察者，鳥的觀察者，教士，醫生，還有那些無所事事的鄉間紳士們。我想把這些人統統稱之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紳士」；因為，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同一種文化——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中的兩個人分別證明了進化論，這不會是偶然的。
當「貝格爾」（Beagle）號調查船即將由英國海軍部派去繪製南美洲海岸地圖時，查爾斯?達爾文才20歲出頭，他在船上謀得一個沒有報酬的博物學家職位。他是應他在劍橋的朋友——那位植物學教授的邀請來參加這次航行的，儘管在劍橋時達爾文並不十分愛好植物學，而熱衷於收集甲蟲標本。他說：我可以證明我的這種熱情：有一天，當我撕開一塊樹皮時，我發現了兩隻罕見的甲蟲。
就一手抓一隻，接著，我又看見第三隻甲蟲，那又是一個新品種，我當然不願失去它，於是我急忙把右手裡的那隻甲蟲塞入口中。
達爾文的父親反對他去考察，而「貝格爾」號的船長也不喜歡達爾文鼻子的長相，但達爾文的叔父韋奇伍德為他說項，終於使他得以成行。「貝格爾」號於1831年12月27日啟錨出發。
在船上度過的5年歲月改變了達爾文。在他居住的鄉村，他一直是一個對鳥兒、花朵和一切生命形式的敏銳而富於同情心的觀察者;這時，南美洲的一切使他一下子著了迷。他回到家中，深信不同的物種在相互隔絕時，其生長方向也各不相同；物種並不是永恆不變的。
不過，在他回來時，他還沒有想到是什麼機制使這些物種相分離的。這時是1836年。
兩年後，達爾文偶然得出了一種對生物進化的解釋，卻極不願意把他的想法公諸於世。
假如不是一個與他極不相同的人，卻以幾乎同樣的步驟、經驗和思考方式得出同一種理論，促使達爾文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或許會拖延終生。這個人已被人們遺忘，然而在創立自然選擇的生物進化理論中，他又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作阿爾弗萊德?魯塞爾?華萊士。他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人，其家世有如狄更斯筆下的那種類型，頗具喜劇性。而達爾文的家世卻令人感到沉悶。其時，即1836年，華萊士還是一個10多歲的孩子；他生於1823年，比達爾文小14歲。那時，華萊士的生活很是艱難。
假如我的父親是一個中等富裕水平的人，……我的整個生活將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當然，毫無疑問，我仍然會關注科學，但似乎不大可能到……亞馬孫河流域那些幾乎不為人知的叢林中去旅行，去觀察大自然，並且以收集標本謀得生計。
華萊士是這樣描寫他的早年生活的，當時他不得不到英國各郡去自謀生活。他曾從事測量土地的職業，這種職業不要求大學學歷，他的哥哥就可以教會他。1846年，華萊士的哥哥在出席了一次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召開的有關相互競爭的幾家鐵路公司的會議之後，乘坐一輛三等敞篷馬車回家，受了風寒，猝然去世。
顯然，土地測量員過的是一種露天生活，而正是在這種生活中，華萊士對植物和昆蟲發生了興趣。他在萊斯特工作時，遇到了一個有著同樣興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這位新結識的朋友告訴華菜士，他在萊斯特附近地區已採集到幾百種不同種類的昆蟲，還有很多品種尚待發現，這使華萊士大為驚奇。
如果以往有人問我，在靠近一座城鎮的任何一個小地方，可以找到多少種不同的昆蟲，我很可能會猜測只有50種……現在我明白了……僅在10英里的範圍內，就可能有1000種不同的昆蟲。
這對華萊士是一個啟示。它決定了他和他這位朋友的生活方式。他的這位朋友就是亨利?貝茨（Henry Bates），他後來在昆蟲擬態研究方面享有盛譽。
不過年輕的華萊士還得掙錢糊口。幸好，他生逢其時，在19世紀40年代，那些修築鐵路的冒險家們都需要土地測量員。華萊士受雇去勘測南威爾士尼瑟谷地（the hValley）的一條可能修建鐵路的路線。他是一個嚴肅認真的人，就像他哥哥一樣，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大都是這樣的。但是，這一次他正確地猜到，他不過是一場權勢之爭的工具。大部分勘測只是為了提出新的所有權要求，以壓倒別的爭奪鐵路修造權的大亨。據華萊士估計，那一年勘測的路段只有1／10得以開工修建。
在威爾士的鄉間生活使這位「星期日博物學家」非常高興，使他在科學中感受到一個「星期日畫家」在藝術中所感受到的那種幸福。這時，華萊士還只是為自己而觀察和收集標本，對豐富多採的大自然產生了與日俱增的興趣和終生難忘的親切記憶。
即使在我們忙碌的日子，我也要完全空出星期天的時間，帶上我的標本箱，去山上遠足，回家時裝滿我的珍藏……每當這種時候，我都體驗到一種新的生命形式的發現所帶給我這個大自然的情人的莫大喜悅，就像後來我在亞馬孫河流域每一次捕獲蝴蝶新品種時所感到的狂喜一樣。
在一個周末，華萊士發現了一個洞穴，河流從那裡流入地下。他決定在那裡露營。他似乎不期而然地作好了在野外度過一生的準備。
我們試圖不用帳篷，也不用床，只用大自然提供的一切，在野外露宿。……我想，我們應該決定預先不作準備，就像偶然來到陌生的鄉間一樣，迫使自己在露天入睡。
事實上，他幾乎一整夜沒有入眠。
在他25歲時，華萊士決心成為一名職業博物學家。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一種不固定的職業。這意味著，他將不得不終日忙於在異國他鄉收集標本，然後把它們賣給英國博物館和收藏家，以此來維持自己的生計。貝茲願意與他為伴，就這樣，他們兩人帶著僅有的100英鎊於1848年動身了。他們坐船到了南美洲，然後溯亞馬孫河而上，抵達亞馬孫河與內格羅河（Rio Negro）匯合處的馬瑙斯城（Manaus）。
華萊士從前沒有到過比威爾士更遠的地方，但他並沒有因這時見到的異國奇觀而疑懼不前。一到那裡，他就有了明確而肯定的觀察結論。例如，關於禿鷲這個題目。5年以後他在《亞馬孫河與內格羅河紀行》（Narratioe of Travels on the Amazon and RioNegro）中這樣寫下了他的想法：普通的黑禿鷲不可勝數，當它們找不到別的食物時，它們只好吞食樹林中的棕櫚果。
經過多次觀察，我確信禿鷲在尋找食物時依靠視覺，而決不是依靠嗅覺。
不久這一對朋友在馬瑙斯分手了，華萊士動身溯內格羅河而上。他要去探索以往的博物學家從未涉足的地方，既然他以採集標本為生，他就必須找到前所未知，或至少是稀有罕見的標本。雨季來臨，河水泛濫，華萊士和他的印第安人嚮導可以乘獨木舟進入密林深處。樹枝低垂，輕拂水面。林間的幽深莫測，使華萊士不無恐懼，而那豐富多採的鳥獸植物又使他興奮不已，他還突發奇想，想像著從空中鳥瞰大地，將是怎樣一種景象。
就熱帶植物而言，我們應當說，這裡的物種和生命形式遠比溫帶的要多得多、要豐富得多。
世界上可能沒有一個地方像亞馬孫河流域那樣，在它的表面擁有這樣多的植物。除了很小几塊地方，整個流域覆蓋著茂密高大的原始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