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次革命都是人發動的，而不是命運使然。有時他們是一些單個的天才人物。但是，18世紀發生的幾次偉大革命，都是聚在一起的眾多貧民百姓促成的。每一個人都是拯救自己的主人，這一信念推動他們投身革命。
我們現在把科學負有某種社會責任視為理所當然。但是，無論是牛頓還是伽利略都不會這樣看。他們把科學看作是一種對世界本來面貌的描述，他們所承認的唯一責任就是講述真理。那種關於科學是一種社會事業的認識，是發端於工業革命的現代觀點。令人驚訝的是，由於人們持有「工業革命結束了一個黃金時代」的幻覺，我們竟不能更進一步追溯一種社會意識。
工業革命是開始於1760年的一個充滿各種變革的長期過程。它並非偶然發生的：它構成了三次大革命之一。另外兩次是1775年開始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開始的法國革命。把一次工業革命與兩次政治革命扯在一起，或許有點奇怪。但是，事實上，它們都是社會革命。
工業革命只不過是以英國的方式造成那些社會變化而已。我把它看作是英國革命。
是什麼使這次革命獨具英國特色呢？顯然，是因為它開始於英國，英國是主要從事製造業的國度。但這種製造業只是家庭作坊工業，而這場工業革命就正是從鄉村興起的。這次革命的發動者都是一些手藝人：磨坊技師、鐘錶匠、水渠建造人和鐵匠。革命發軔於農村，正是這場革命的英國特色。
在18世紀上半葉，在牛頓的暮年和皇家學會衰落之時，英國正陶醉於鄉村工業和商業冒險家海外貿易的最後的極盛時期。繁榮終於消失。貿易更具競爭性。到這一世紀末，工業需求更為迫切，壓力更大。鄉村工業的組織形式不再具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在兩代人時間內，大約從1760年到1820年，工業經營的傳統方式發生了變化。在1760年以前，通常是把工作交給村民，讓他們在家裡干。到了1820年，則通常是把工人帶進工廠，讓他們在監督之下幹活。
人們幻想，在18世紀，英國鄉村景色質樸自然，好似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OliverGoldsmith）在《荒村》（The Peserted Village）中描繪的那失去的樂園。
甜蜜的奧本，平原上可愛的村莊，那裡有一位快樂、健美的情郎。
年輕的農夫正當青春美妙時光，願上帝保佑他如願以償。
這真是無稽之談。喬治?克拉卜（Gee Crabbe）是一位鄉村牧師，對農民的生活有切身體驗，他對這首詩甚感氣憤，於是寫了一首尖酸刻薄而又真實可感的詩作為回答：是的，繆斯歌唱幸福的情郎，因為不知他心中的惆悵。
勞作和歲月耗盡心血，你可還能因詩人的奉承而歡暢？
農村是人們披星戴月，辛勤勞作的地方。農民的生活並非充滿明媚陽光，相反，他們生活在貧困和黑暗之中。減輕勞動強度的輔助手段其時已無從追憶，例如磨坊，在喬叟（Chaucer）的時代已是古老之物。而工業革命就是從這樣的機械開始的；磨坊工人就是未來時代的工程師。1733年。蘇格蘭斯塔福夏郡（Staffordshine）的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在磨坊工作時開始了他自製工具的生涯，其時他年僅17歲，生於鄉村，素來貧寒。
布林德利對磨輪的改進是切實可用的：加上水輪，從而提高水磨的效能，使其成為一種機器。這是新興工業的第一台多用途機器。例如，布林德利浚法改進了石頭研磨，原先這種研磨用於正在興起的制陶工業。
到了1750年，在這種氣氛中產生了一次更大範圍的運動。水已成為工程師們的要素，像布林德利那樣的人一心想著如何利用水力。在鄉村。到處溪澗縱橫，流水潺潺。水不僅僅是力量的源泉，而且是一種運動的新的浪潮。布林德利又成了運河——當時稱為航道——修建技術的先驅。
當布林德利為了磨坊和礦山工程計畫而外出時，出於興趣，他獨自勘查了他所經過的條條水路。後來，布里奇沃特公爵（TheDuke ewater）要布林德利修建一條將沃斯利（Worsley）的煤礦和新興城市曼徹斯特連結起來的運煤航道。那真是一項驚人的設計。正如他1763年寫的一封致《曼徹斯特信使報》（Maer Mercury）的信中所說：最近，我考察了倫敦的種種人工奇觀和皮克山（the Peak）的自然奇觀，但沒有一處奇觀象布里奇沃特公爵的航道那樣使我欣喜。它的設計者，天才的布林德利先生確實做出了令人驚訝的改進。在巴騰橋，他架設的航道凌空而起，高及樹梢。當我愉快而好奇地仔細觀看這座建築時，約3分鐘之內，就有4艘駁船從我面前駛過。其中兩艘用鏈條系在一起，由兩匹沿渠堤斜坡奔跑的馬牽引，而我站在那裡，望著腳下寬闊的艾爾韋爾河（Irwell），膽戰心驚，不敢挪步。在距曼徹斯特約1英里處，公爵的航道與科尼布魯克（ebrook）匯合，公爵的代理人在那裡建造了一座碼頭，以每筐3個半便士的價格出售運來的煤炭。……到明年夏天，他們還打算把煤運到曼徹斯特。布林德利更為大膽的行動是使曼徹斯特和利物浦連結起來，而且已規划出遍及英格蘭的、總長度差不多達400英里的運河網。
在英國運河系統的創造中，有兩件事情引人注目，並且成為整個英國工業革命的特點。
一是促成這次革命的人都是講求實際的。像布林德利那樣，他們通常沒有受過多少教育，而事實上，當時的學校教育只能使富於創造性的頭腦變得愚鈍麻木。按照法律，普通中學就是為講授古典科目而建立的。而大學（當時只有牛津和劍橋兩所）對近代的科學研究根本不感興趣，而且，它們還將那些不信奉英國國教的人拒之門外。
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這些發明創造都是為了日常的用途。這些運河是交通的命脈，它們不是用來觀光遊覽，而是為了運送貨物。製造貨船不是為了運載奢侈品，而是為了運載鍋盆碗盞、呢絨布帛，以及種種所費不貲的日用品。這些物品在遠離倫敦的鄉村生產出來，而這些村莊正在變為城鎮，這是一種遍及全國的貿易。
在英國，技術就是為了應用，舉國上下，乃至邊遠之地，莫不如此。而在歐洲大陸各國王室的黑暗統治之下。技術卻完全不是這樣。例如，在製造機械玩物方面，法國人和瑞士人與英國人一樣聰明伶俐（而且更富於想像力）。但他們卻把精巧的時鐘結構濫用於為王公富豪製作玩具上。他們耗時多年製作的自動機械，在今天看來，也堪稱這種活動中最為精巧的佳品。法國人是自動化的發明者，即運動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控制下一步的運動這一構想的發明者。早在大約1800年，約瑟夫?馬利?雅卡爾（Joseph MarieJacquard）就為里昂的織綢機作出過類似現代利用打孔卡片控制機器的設計，但在當時那種勞動力密集的行業中未能發揮作用。
在革命前的法國，這類高超的技藝可以使一個人發跡。鐘錶匠皮埃爾?卡農（Pierre）發明了一種新式的鐘錶擺輪。並以此取悅於瑪麗?安托妮特皇后（Queen MarieAntoie），從而在宮廷中榮寵有加,成為博馬舍伯爵（t Beaumarchais）。他也具有音樂和文學才能。後來寫出一個劇本，莫扎特（Mozart)據此譜成歌劇《費加羅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Figaro）。儘管一出喜劇或許不宜作為社會歷史資料，但劇中和圍繞這齣劇的種種陰謀詭計卻展示了在歐洲的宮廷中才俊之士的遭遇。
乍看上去，《費加羅的婚姻》像一出法國木偶戲，嘰嘰喳喳,陰謀迭起，但是，事實上它預示著行將來臨的革命風暴。博馬舍嗅覺很靈，事先已感覺到醞釀中的政治事態。有幾次，他受雇於王室大臣們，參與雙重交易，而事實上是代表他們與美國革命者進行秘密武器交易，以幫助他們與英國人作戰。法國國王可能相信自己是在扮演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的角色，並且僅僅為了出口交易而維護這種詭詐的政策。然而，博馬舍卻更敏感、更精明，能夠感覺到革命即將來臨。他通過費加羅這個角色，這位劇中的僕人，傳達了革命的信息：歹徒，船長先生——現在，我開始懂得全部奧妙，欣賞你最慷慨的美意。
國王任命你為駐倫敦的公使，而我將充當你的隨從，我的蘇珊娜也要作為機要隨員。
不，即使她去，我也決不幹——費加羅心裡明白。
莫扎特著名的詠嘆調，「伯爵，小伯爵，你去跳舞，我為你伴奏」（Se vuolballare，Signor tino……），是一種挑戰。博馬舍寫的台詞是這樣的：不，我的伯爵老爺，你不能佔有她，你不能！因為你是大老爺，你就以為你了不起。尊貴、財富、榮耀、俸祿！它們竟使一個人如此驕橫！你有何作為，而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