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 彼. 沃爾金
托馬斯. 莫爾這位人文主義者和倫敦商界的寵兒，英吉利王國的大法官和那部宣傳以財產共有為原則的社會制度的精彩對話集的作者，是情況複雜的十六世紀最引人注意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他的思想中彷彿集中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一切矛盾，並構成一個獨特的、統一的思想體系. 這個時代是資本主義正在誕生的時代，這時的資本主義正在衝破封建關係的重圍而突飛猛進地成長起來，並已帶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那些新的社會對抗的萌芽了.莫爾所寫的《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即大家所知道的簡稱為《烏托邦》②的那本小冊子，其影響之深遠在政治和社會文獻中是少有的. 無怪乎《烏托邦》這個名稱成了一定的
①從蘇聯科學院１９５３年出版的俄譯本（ＴｏＭａｃＭｏｐ，）譯E F G H I J出. ——譯者②烏托邦一詞由希臘文的「否」和「地方」兩詞構成，意為「虛無之鄉」。
後此詞成通用詞. 莫爾《烏托邦》的書名最初是Ｎｕｓｑａｍａ（由拉丁文ｎｕｓｑｕａｍ——「無處」一詞而來）。
「烏托邦」這一標題最初見１５１６年１１月１２日致伊拉斯莫斯函中. ——譯者
文學形式即空想主義小說的代名詞了，無怪乎它和所謂空想社會主義這一整個思潮相聯繫，並成為這一思潮的起點. 很可能，莫爾本人在總結自己的生活經歷時，認為《烏托邦》的意義比不上他的大法官的職位，或者比不上他反對宗教改革的鬥爭. 我們在莫爾受害四百年之後（他是１５３５年被處死的）重讀《烏托邦》時，比他的同時代的人感到更有興趣.我們對他的活動的其他方面發生興趣，首先因為他是這部精彩的對話集的作者.《烏托邦》是對空想社會主義所特有的某些原理加以明確表述的最早的一本書.這正是它的吸引力經久不衰的原因.如果說古代世界出現過社會主義的因素，我們所指的是：消費性共產主義，人類社會初期財產共有的觀念，以及組織公共生產的模糊思想等. 但是，這一切都只是含混的詞句，只是零星的想法，還沒有連貫成統一的體系. 當我們研究有關《烏托邦》的文獻時，應該注意這些思想因素. 人文主義者莫爾是很熟悉柏拉圖和其他希臘作者的，在這些人的作品裡就反映了這些思想. 莫爾在《烏托邦》里提到了早期基督教公社①的神話式的「共產主義」。無疑的，莫爾利用了這類主題，創立了一個新的、經過全面考慮的體系，這個體系是古代奴
①信奉救世主耶穌的早期基督教公社顯然是在小亞細亞及亞歷山大（埃及）等地形成. 基督教關於這些早期公社是在巴勒斯坦產生的說法，並沒有科學根據.在羅馬帝國建立的基督教公社是對奴隸制國家的抗議的一種表現. 這些公社是宗教團體. 早期基督教公社的組織很簡單. 社員召開大會，設立公餐. 在古代基督教文獻中僅僅反映了反抗的情緒：仇恨羅馬、期待世界帝國迅速崩潰，等待「世界的末日」
，由耶穌舉行「末日的審判」和建立神的王國. 後來，號召勞動者溫和馴順的派別在二世紀中葉就逐漸在基督教中佔了上風. ——譯者
隸制文化所不能產生的. 空想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來說，只有在新的時代，在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所奠定的基礎上，才會產生. 而最早闡述這個體系的功勞理應歸於莫爾.《烏托邦》的文學形式（到一個陌生國家去旅行的故事）
和古希臘後期的遊記體裁的小說很相近. 這種形式直到十九世紀還保持著它的活力（如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但是，這種形式在其他任何歷史時期都未必會比在莫爾的時代更能迎合社會的口味，因為《烏托邦》是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地理髮現已經開始但遠未完成的條件下寫成的. 一些比《烏托邦》早不了多久出版的書如１５０７年的《宇宙誌引論》或１５１１年的《新世界》，莫爾都曾經看過，這恐怕是沒有人懷疑的. 以描寫新發現的國家為內容的書不僅啟發莫爾採用《烏托邦》這種文學形式，而且還為他提供了發揮主題的材料：關於美洲土人及西印度群島土人生活的故事，這些土人「不知道你的和我的有什麼區別」
，他們共同使用作為公共財產的土地，鄙視黃金和珠寶……莫爾把亞美利哥. 韋斯浦契的旅伴之一作為他的對話集的中心人物，這件事似乎可以更進一步說明《烏托邦》和這類作品的聯繫.對於莫爾的社會政治思想在十六世紀初期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水平說來，《烏托邦》形式是再適合不過的了.《共產黨宣言》談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偉大空想主義者時說道：「這種幻想的未來社會方案，是在無產階級還處於很不發展狀態……產生的，是從無產階級希望社會總改造的最初的充滿預感的激動中產生的「
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產生幻想的未來社會方案的條件所作的這種估計，不僅適用於聖西門和傅立葉的時代，而且也同樣適用於莫爾的時代.莫爾雖有天才，雖然他看出了社會矛盾，而且這些矛盾還引起了他的嚴厲指責，但是，他在他的周圍社會裡卻沒有覺察出能夠消滅這些矛盾的唯一力量的萌芽. 社會的發展還沒有創造出使無產者形成為一個階級所必要的前提，產生科學社會主義的時機還沒有到來.「幻想的方案」
在莫爾當時的條件下是表達他的大膽的社會思想的唯一可能採用的手段.《烏托邦》第一部的基本內容是關於莫爾那個時代歐洲各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談話.在談話中，旅行家希斯拉德——他代表的是作者的觀點——尖銳地抨擊了當時在英國已經登峰造極的君主專制制度. 希斯拉德譴責專制君主的對外侵略政策，這種政策不但使被侵略的國家遭到蹂躪，而且也使本國民不聊生.他指出，君主為了貪圖私利，不顧執政者必須關心臣民幸福、保護臣民利益的正確統治原則，而對臣民進行無情的剝削. 希斯拉德斷言，人民選舉執政者是為了人民自己，而不是為了執政者本身. 君主的榮譽和安全在於人民的幸福. 可是，這些合理的原則在國王的宮廷里是沒有人願意理會的. 國王的謀臣們阿諛奉承，隨時都能為那些打算剝削老百姓的決議找出這樣或那樣的論據，他們告訴國王各種各樣加強剝削的方法……為了便利起見，他們臆造出了一種「理論」
，說國王從來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卷，第５０１頁.
不會做不公道的事，因為國家的一切，包括人民在內，都是屬於國王的；老百姓所以能夠有財產，只是由於「國王開恩」
，沒有把他們的那一分財產要回來.他們還就這種理論大發謬論，說貧窮會使人民養成忍耐的習慣，而且能保障社會的安寧. 恰恰相反，貧窮永遠是產生動亂的根源：最傾向於革命的，正是那些不滿意現行制度的人. 一個國王，如果他的統治使百姓難以為生，就應該承認自己執政無方.但是，國王們最關心的是怎樣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去吞併新的王國，而不是怎樣妥善地治理已經獲得的王國. 為了戰爭，每個國家都擁有大批閑人，這些人不能從事任何和平勞動，並且輕視勞動人民.希斯拉德對和他談話的英國人說：「不管怎樣，為了應付緊急戰爭，養一大批這類擾亂治安的人，在我看來，不利於為社會造福. 你們不要戰爭，就決不會有戰爭，而你們所更應該重視的是和平，不是戰爭.」
莫爾還借希斯拉德的口，同樣堅決而直率地揭露了國內社會關係中最令人怵目驚心的病毒. 莫爾指出，當時的社會突出的首要的和根本的禍害，就是「有大批貴族」。貴族象雄蜂一樣，終日無所事事，強迫自己田莊上的佃農為他們工作.貴族為了增加收入，敲骨吸髓地搜刮純樸的人民，人民辛苦勞動，既要養活貴族，又要養活貴族的大批奴僕. 莫爾這樣指出了英國在十六世紀初期尚未剷除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之後，接著又特彆強調地指出了當時的封建關係所具有的新的醜惡特徵，這些特徵是由於已經出現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而產生的.《烏托邦》的第一部分描寫了英國農民在養羊業發展的影響下怎樣被剝奪了土地——這是資本主義關係發展中的一件大事，所有論及十六世紀的英國的作品幾乎都描寫過這件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１卷第２４章談到原始積累的過程時兩次引用了《烏托邦》的話.希斯拉德說：「你們的羊一向是那麼馴服，那麼容易餵飽，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兇蠻，以至於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市蹂躪成廢墟.」
這種開玩笑似的指責只是一個開頭，接著他便對農民喪失土地的原因及後果進行了極其深刻而細緻的充滿忿怒的分析. 莫爾和希斯拉德認為，這一過程的起點是羊毛需要量的增加和羊毛價格的上升. 這樣大地主便能夠把他們的地產從經營農業轉為經營養羊業，以增加他們的收入. 國內出產上等羊毛的地區的僧俗地主們很快地想出了這種增加收入的門路，便開始把自己的全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