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暴力幹掉了道德
很少有人會象卡斯特利奧那樣猛烈地攻擊過一個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會有卡斯特利奧在《答加爾文書》所表現的那種狂怒。人們從它的絕對的真實和明晰中可以想像得到，《答書》能教育那些最冷漠的人們：如果他們不立即起來反抗日內瓦的鎮壓，在新教統治下的思想自由、歐洲思想家們的自由就會喪失殆盡。根據一切可能性來判斷，在卡斯特利奧對審判並處塞維特斯以火刑一事進行了無懈可擊的論證之後，全體西方世界善於思考的人們都會贊同他的判斷。在這樣一個案件中，一個敵手被如此可怕的攻擊所打倒，而且肯定將會永遠被壓倒。但卡斯特利奧的宣言在結束加爾文不妥協的正統觀點方面，卻是不會失敗的。
然而什麼都沒有發生！這令人眼花繚亂的攻擊，這光彩奪目的要求寬容的呼籲，看來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原因是最簡單最殘酷不過了：因為卡斯特利奧的《答加爾文書》在當時被禁止付印。在加爾文的唆使下，這本書在向歐洲的良心發出呼籲之前，就被審查制度扼殺了。
在最黑暗的時刻（其時手抄本已經通過作者在巴塞爾的好友在民間流傳），日內瓦的當權者通過他們諜報人員的探查，知道卡斯特利奧將出的書對他們的權威是危險的挑戰。他們立即予以打擊，兇猛的打擊。在這樣的情況下，可怕的是：一個佔有壓倒優勢的國家組織對付孤立的個人。加爾文只因為塞維特斯在教義上與他觀點不同，就殘暴地把塞維特斯活活燒死。他多虧了片面的審查制度的幫助，才能使他的殘暴行徑不受到干涉。卡斯特利奧想以人道名義提出抗議，卻拒不被受理。事實上，巴塞爾市行政當局沒有理由禁止一個自由市民——他還是大學裡的一位教授呢——打筆墨官司。但加爾文是一個老奸巨滑的策士，他巧妙地隱在幕後提線，通過外交渠道進行反擊。一個正式的抗議出籠了（不是以加爾文的名義而是由日內瓦市出面），反對卡斯特利奧對「教義」的攻擊。其結果是巴塞爾市行政會和巴塞爾大學面臨著一個棘手的選擇：或者是禁止一個自由作家的事業，或者是為維護這一事業而去反對一個強大的聯邦。事情幾乎總是這樣：強權壓倒了正義，權力勝過了道德。巴塞爾市精明的參議員們認為與其碰得頭破血流，還不如犧牲一個人。因此，他們下令禁止任何非嚴格正統的著作出版。這一法令使卡斯特利奧無法出版他的《答加爾文書》，使加爾文高興地叫嚷：「背著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不用害怕」。
正象熾熱的柴火消滅了塞維特斯的聲音，現在卡斯特利奧的聲音被審查制度消滅了。恐怖再次維護了「權威」。卡斯特利奧被繳械，他不能再寫作了。不，更糟的是，他被剝奪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他那勝利的敵手以加倍的憤怒予以回擊，卻不允許他還手。幾乎過了一個世紀，《答加爾文書》才得以出版。卡斯特利奧在這本小冊子里以預言式的口氣說：「為什麼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諸於人呢？我們爭論的是宗教事務，然而，你為什麼要壓制你對手的言論自由呢？」
面對恐怖政治而無處申訴。在沮喪和無可奈何之中，卡斯特利奧不得不屈服。在那武力壓制理智的時代，被壓迫者聊以自慰的是對勝利者的征服表示無限的蔑視。「你們的言詞和你們的武器，只不過是從過去的專制統治那裡撿來的破爛貨。它們只能給你一個暫時的統治，但決非是精神上的。這一統治的基礎是高壓而不是對上帝的愛。我不羨慕你們的權力和你們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權力和武器——堅定純正的信念：堅信上帝會幫助我，賜予我恩典。即使在一段時期里，真理被當時眼花繚亂的『公正』所壓倒，但沒有人能夠永遠壓倒真理。讓我們不要對那殺害基督的塵世審判注意吧，讓我無視那些只使暴力事業勝利的法令吧。上帝的天國決不在這世界上。」
恐怖再次佔了上風。每況愈下，加爾文的世俗權力因他的罪惡而確實加強了。在歷史的編年上，要尋找故事裡詩一般的公正是徒勞的。我們不得不適應這一現實：歷史乃是萬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動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懲惡又不報善。因為它不是根據正義而是根據力量。它總是把勝利分配給有權勢者，任其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一般說來，在世俗事務上它總是替為非作歹者撐腰。
加爾文雖然被人攻擊為冷酷無情，但他很明白只有一件事能救他，那就是更無情地使用武力。在歷史上我們一再發現規律的運用：無論誰訴諸武力一定得干到底；無論誰建立了一個恐怖統治一定得無所不用其極。無論是在審判塞維特斯時或是以後，對加爾文反抗只會使他更加堅信，作為握有全權的統治者，殘暴地鎮壓、無休止地恫嚇敵手、無情地撲滅任何反抗，是鞏固極權主義權力的唯一方法。從一開始，加爾文就熱中於控制共和主義少數派的投票而使日內瓦市行政會陷於癱瘓。在該團體逐次開會席位中，那些在物質上和道義上都依靠加爾文的來自法國避難的新教教徒，都被批准給予日內瓦公民權，從而有投票權。於是市行政會就按照加爾文的意見行事。他的信徒塞滿了公職的位置。共和派的影響逐漸被暗中破壞掉。雖然，老派的日內瓦愛國人士，即那些曾經為日內瓦的自由流過血的民主派人，很快就覺察到那些外國人是有組織地推薦上的，但他們的不安為時已晚了。他們秘密集會討論，怎樣從清教徒的控制下挽救那殘存的最後的一點獨立。公眾的情緒越來越緊張。本地人和外來移民之間頻繁在街頭吵架。雖然造成的傷害並不嚴重，只有兩人被石子擊傷。
加爾文可只等待有一個借口。他現在能夠進行一次蓄謀已久的政變了。這些小口角被擴大為一個「可怕的陰謀」，據說「只是由於上帝的恩惠」它才得以挫敗。獨裁者的鎮壓一次接一次。共和派的頭頭被逮捕（其實他們跟鬧事全然無關）、被逼供、直到獨裁者取得了他所需的證據。「證據」表明，他的反對派正計畫一次大屠殺，加爾文和他的支持者們將被殺害，而外國軍隊將進入該城。這一所謂陰謀的「坦白交待書」是用殘暴的酷刑逼供取得的。「通敵、既已「證實」，劊子手就可以動手了，所有（即使在極細微的事上）反對加爾文的人都要被處死。只有那些逃出日內瓦的人才能倖免。當「正義」完成時，全城留下的唯一政黨是加爾文的私黨。
清洗了日內瓦的持不同政見者之後，加爾文該高枕無憂因而寬宏大量了吧。但是自從修昔的底斯、色諾芬、波盧塔克以來，所有歷史和傳記的讀者們都知道，勝利的政治寡頭們勢必更加嚴酷。專制暴君永恆的悲劇在於：他們必須繼續不斷地嚇唬有獨立思想的人們，甚至在敵手已被解除武裝和剝奪了言論之後也如此。如果一個被壓垮了的敵手一聲不吭，但仍拒絕廁身於暴君的佞幸和奴才之列，那麼，此人的繼續存在就成為一個煩惱的來源。現在加爾文已除掉了他所有的政敵，只剩下了一個人。那神權執行者的仇恨，就激化集中於這一人。這人就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
但是要對卡斯特利奧發動一次有效的猛攻也非易事。除非引誘他打破那謹慎的沉默而開口。卡斯特利奧厭倦公開爭吵。伊拉茲馬斯型的人道主義者很少是持久的鬥士。黨徒們不斷地圍獵叛教者，他們的慣伎對人道主義者來說，不過是不齒於學者的卑鄙行為。在表明了真理之後，人道主義者認為再反覆表示抗議就是多餘的了。他們很少是宣傳家。在塞維特斯案件中，卡斯特利奧已暢所欲言。他盡其可能地為紀念那西班牙的烈士辯護，他對用暴力壓制道德的譴責比同時代的其他人更為有力。但是時機對他不利，他肯定看到暴力仍將無限期地掌權。因此他決定等待，直到在得到較有利的贊助時，重新開展寬容和不寬容之間的鬥爭。他雖失望但百折不回，於是又回到學術研究上去。巴塞爾大學最後任命他為教授，他幾乎完成了他認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將《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沒有撰寫過論戰文章。
但加爾文和日內瓦人從諜報人員那裡探得，卡斯特利奧在大學裡，在親近的朋友圈子中，繼續散播人道主義的觀點。雖然他的雙手被束縛住了，他仍能自由發言。那些主張不寬容的「十字軍」們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學生接受了他反對宿命論教義的無可辯駁的論證。「十字軍」們不禁惱怒萬分。大凡一個人只要在道德上佔優勢，就能發揮力量和影響。因為他的精髓能在無窮的空間擴散，他信念的散播宛如投石於河引起萬千波紋。因為卡斯特利奧不肯屈服，因此必須粉碎他。於是設置了一個圈套，引誘他回到「異端」的戰場上來。他大學裡的一個同事被物色出來，此人願意干挑釁的勾當。他寫了一封友好的信，用含蓄的措詞表示他的問題純然是神學上的。他要求卡斯特利奧就宿命論教義發表自己的看法。卡斯特利奧同意進行一次公開辯論，但他還來不及開口，聽眾中就有人站起來詛咒他是異端。卡斯特利奧很快就意識到是怎麼一回事了。他不為自己辯護以免落人陷阱而授人以柄。他停止了討論，他大學裡的同事不同意進一步迫害他。然而日內瓦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