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良心反對暴力
凡是試圖殘酷無情地壓倒他人意見的人，對反對意見總是極端敏感的。因此，當整個世界竟然敢於討論處決塞維特斯一事時，加爾文就認為這是極大的不公平：他們居然不把這個行動評價為一次虔誠的、最合全能的上帝心意的行動而熱情地接受它。加爾文此人，僅僅因為意見上的分歧就把一個同胞殘酷地燒死了。加爾文希望別人同情他而不同情那個犧牲者。「如果你能知道我所受到的哪怕是十分之一的痛罵和打擊的話』，加爾文寫信給一個朋友說，「你就會對我所處的悲劇地位表示同情。惡狗從四面八方朝我狂吠，向我傾注難以想像的譴責之間。那些和我同一營壘的人，出於妒忌和仇恨，對我的攻擊甚至比我的羅馬天主教敵手更為猛烈。」加爾文發現，儘管他從《聖經》中引經據典，並為他的論據大聲疾呼，但在塞維特斯被害之後，卻只能在反對聲中滑腳溜走。他勃然大怒了。良心上的不安使得他神經過敏煩躁不安，因此，當加爾文一聽到卡斯特利奧和巴塞爾的其他一些人準備駁斥他時，他就緊張了，驚惶失措了。
任何具有獨裁氣質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鎮壓或壓制與他本人不同的意見。加爾文一聽到來自巴塞爾的消息，還沒有來得及讀一讀《論異端》這本書，就坐在寫字檯前，寫信告誡瑞士各宗教會議禁止此書流通。特別是，再也不能允許討論了。「日內瓦業已說過。」不管是誰，要想在塞維特斯的真相上打主意，根據總的原則，就要被誣衊為：邪惡、愚蠢、虛偽、異端或者瀆神——因為，那就表示在反對加爾文。加爾文勤筆勉思。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比他寫信給布林格說，巴塞爾印了一本書，扉頁上用的是一個假名字，在此書中，卡斯特利奧和柯利奧力圖證明不應運用權力來清除異端。這樣的一種教義絕對不能任其擴散，因為那是「懷有惡意地要求面面俱到，以表明異端和讀神不應被視為可以懲罰的罪行。」「火速，火速，壓制這些提倡寬容的人們！」我們教會裡的牧師務必要注意不讓謬種流傳，即使現在已晚了一些，但願這也能合上帝的心意。一次呼籲還不夠。於是，第二天，他的心腹西奧多·特·貝齊便寫了一封更加急切的信：「在扉頁上您將發現印刷的地點是馬德堡。依我愚見，這馬德堡一定是在萊因河畔。許多這樣那樣的醜事均源出於此。我只能自問，如果人們『寬容』那惡棍在此書序言中的滿紙污穢的話，那麼基督教還能再完整無損嗎？」
然而這樣的言論發表得已太遲了。在大張撻伐之前，辯論業已開始。當第一本書運到日內瓦時，憤怒就象火山那樣噴發了。什麼？難道真有人要把人道置於教規之上嗎？對於那些懷有邪惡目的的人，難道可以不迅速地將其送上火刑柱，還要溫和地、以兄弟般的態度待之以禮嗎？難道可以允許基督教徒們隨心所欲地解釋《聖經》，而不是將這一特權留給日內瓦的宗教法庭嗎？對教會（加爾文自然而然地把這看作是他自己的教會）來說，這大概是最嚴重的危機了。一聲令下，日內瓦同聲喊出了「異端！」人們呼喊著：「一個新的異端出現了！」而其中，尤為危險的是「比利斯主義者」異端。從此，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在信仰問題上，「比利斯主義者」就象徵著宗教寬容的教義。這個詞是根據書的署名作者馬丁努斯.比利斯（卡斯特利奧的化名）創造出來的。「地獄之火在地球的表面蔓延開來之前，我們一定要將其撲滅。」特·貝齊寫到這第一次公開提出的寬容要求時憤怒而瘋狂。他說：「自從基督的世界誕生以來，從未聽說過此等醜事。」
日內瓦召開了戰時政務會。是否應對卡斯特利奧的攻擊作出回答？茲溫格利的繼承人，布林格（日內瓦人如此急切地求他迅速地禁止那書）從蘇黎世寫來了一封措詞尖銳的信，要旨是，除非大張撻伐地進行鎮壓，否則事情就會很快地被遺忘。最好是對此置之不理。加爾文在新近的嘗試中並不很成功，所以他寧願謹慎地留在幕後。他讓他的一位年青的信徒西奧多·特·貝齊去干從神學方面進行鼓動一類的事情。貝齊，因對「惡魔似的」教義的寬容政策進行有力的、壓倒之勢的猛烈攻擊，而得到了那獨裁者的歡心。
總的來說，西奧多·特·貝齊是一個虔誠而公正的人，他多年來對加爾文忠心耿耿就是為了得到在適當時候繼任他的上司這一酬報。他極端仇視任何精神自由的空氣，在這一點上他甚至超過了加爾文（奴性往往超過創造精神）。他發表了許多聳人聽聞的言論，從而在思想史上博得了「邪惡的榮耀者」的名聲。「良心的自由是惡魔的教條。」要消滅自由，最好是用火和劍去摧毀那些犯了可憎恨的獨立思想的人們。特·貝齊宣稱：「無論怎樣殘酷，暴政總比讓人隨心所欲好……異端不應受到懲罰的論點，和殺長弒母不應處死的論點同樣地荒謬。因為異端之罪千倍於殺長弒母。」讀者可以從以上所列舉的例子中判斷出這一小冊子在對「比利斯主義」的討伐中已墮落到何等殘忍和愚蠢的地步！什麼？難道要按「偽裝成人的妖怪」的要求，待他們以人道嗎？不，教規第一，人道第二。教義現正處於危險存亡之秋，作為宗教領袖，絕對不可讓步而鼓勵仁慈。因為這種仁慈將是「惡魔的而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在這兒（不是最後一次），我們遇上了好戰的理論——「殘酷的人道」。特·貝齊說，人道是對人類的一種犯罪，因為人類只能通過鋼鐵一般的教規和毫不寬容的嚴格，才能走向理論上的目的。「我們不能寬容那幾條貪食的狼，除非我們準備饗它們以整群整群的好基督教徒……名曰仁慈，實為殘酷是最可恥的。」就這樣，特·貝齊狂熱地執意要消滅比利斯主義者，他繼續懇求當局「用道德的利劍打擊他們」。
卡斯特利奧富於同情心，他向仁慈的上帝高聲禱告，祈求最終結束這一獸性的屠殺，現在，日內瓦的那位牧師受仇恨的驅使（其認真程度不亞於卡斯特利奧的同情心），懇求那同一個上帝讓屠殺不間斷地持續下去，「並賜予基督教的領袖們以寬宏大量和堅韌不拔的品質，去滅絕那群烏合之眾。」然而，即使是那樣的殺戮滅絕了他們，也不能滿足特·貝齊的復仇慾望。異端不僅要被處死，而且在處死他們時一定要儘可能地緩慢，使他們感到痛苦。他用虔誠的呼喊預先為每一種難以想像的折磨辯護：「如果要按照他們犯罪的程度加以懲罰的話，我認為很難找到一種恰如其分處死的方式來嚴懲他們所犯下的窮凶極惡的罪行。無論誰，讀到如此為神聖的恐怖而辯護的讚歌、為野蠻行為而辯護的殘酷論點時，都會感到噁心。但我們還是得把它們牢記在心吧，如果我們有可能領會新教世界所面臨的危機——任憑自己讓日內瓦人的仇恨和狂熱所驅趕，去建立一個新宗教法庭；如果我們有可能領會到那些有思想的人們在向這些瘋狂挑釁對是何等的勇敢，為了宗教寬容，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擲，冒了何等大的風險。貝齊在進行大肆誹謗的同時又提出要求說，為了挫敗宗教寬容這一可怕的思想，從此以後一定要把這一教義的每一個朋友，每一個「比利斯主義」的辯護人都當作「基督教的敵人」來對待，因此要把他們當作異端活活燒死。「對他們個人，我們應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點來教訓他們，無神論者和異端必須由地方當局懲處。」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奧和他的朋友們必然知道，如果他們受自己良心的敦促，繼續為象塞維特斯那樣的歹徒辯護的話，等著他們的將是什麼。特·貝齊使他們明白了即使杜撰一個印刷地點和一個化名也不能使他們免於受迫害。「每個人都知道你是誰，你的意圖是什麼……我警告你們時間還來得及，你們——比利斯、蒙特福特，和你們全體。」
僅從表面看來，特·貝齊的文章不過是學究式爭論的一篇來稿。但上文所摘引的威脅性言論卻顯示了它的實際意義。爭取精神自由的衛道士們最後終於認識到，每一次他們要求人道待遇，就是把他們的生命投入危險之中。特·貝齊急切地希望「比利斯主義者」的領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會輕率從事，於是譴責後者是膽小鬼。這位日內瓦的牧師輕蔑地寫道：「他這個人在其它方面是如此的勇敢，說了那麼多同情和仁慈的話，就象這本書上所表現的那樣，但他卻是一個膽小鬼，因為他只敢戴上面具之後才把頭伸出來。」寫這段話的人也許是希望卡斯特利奧會接受警告，謹慎地躲到幕後去；也許他真的希望卡斯特利奧會自行暴露。但不管怎麼樣，卡斯特利奧迅即應戰了。事實證明，那日內瓦的正教正竭力促成排外的教義，並系統地將它付諸實踐。這一事實迫使卡斯特利奧（雖然是一個狂熱的愛好和平者）公開宣戰。他看到決定性的時刻業已開始。雖然米圭爾·塞維特斯已經死了，但除非把對他所犯下的罪行向法庭（其成員都是基督教徒）上訴，那第一次火刑的燼餘木頭將會被用來燒死上百個，不，上千個同樣的人們。原來不過是一次孤立行動的謀殺，將會僵化成為一個原則。卡斯特利奧暫時中斷了學術研究，開始專心致志地起草他那個世紀最重要的起訴書：控告約翰·加爾文以宗教的名義，把米圭爾·塞維特斯送到查佩爾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