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宗教寬容的宣言
尋求真理井說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遠不能作為罪行。沒有人會被迫接受一種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
一五五一年
塞維特斯的火刑把宗教改革帶到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這是立即得到公認的。在一個被無數暴力行動損害了的世紀里，處決一個人看來似乎只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件。在西班牙海岸和瀕臨北海的大陸沿岸之間（不包括不列顛群島），基督教徒為了對基督更大的崇拜而燒死了無數異端，以「真正的教會」（名目繁多不可勝計）的名義而把成千上萬無助的人強拖到刑場去燒死、斬首、絞死或溺斃。「如果這樣屠宰的且不說是馬而只是豬的話，」我們從卡斯特利奧的《論異端》中讀到，「每一個君主都會想到他蒙受了重大的損失。」但是，僅僅因為被屠宰的是男人和女人，就沒有人會費心去為受害者計數了。「我懷疑，」卡斯特利奧感嘆他說：「在世界歷史上是否有過這樣的時代，象我們這個時代那樣流過那麼多的血。」
但是，在幾個世紀中，在無數件的暴行中間，常常有一件想來不比其它的暴行更壞的暴行，卻明顯地刺醒了沉睡的良心。消滅烈士塞維特斯的火焰是那時代一個高出一切的信號。兩個世紀以後，英國歷史學家吉本宣稱，這一犧牲使他產生的反感甚於羅馬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大屠殺。因為，引用服爾泰的話來說，處決塞維特斯是宗教改革所乾的第一次「宗教虐殺」，也是第一次徹底拋棄那偉大運動最主要的思想。就新教教會而言，「異端」這一單獨的概念本身就是荒謬的，因為新教要求每一個人有權闡述。這樣，在一開始，路德、茲溫格里、梅蘭克森宣稱他們強烈反對使用強制手段，來對付那些站在他們運動陣營中並易於誇大其意圖的人。這幾是路德的原話：「我不喜歡死刑，即使是罪有應得也罷，令我不安的是這件事開了一個先例。因此，我決不贊成判處那些江湖郎中死刑。」他以其精闢的方式繼續說：「異端絕不能用物質的力量鎮壓或者壓制下去，而只能用上帝的話進行爭辯。因為異端是一種精神上的事物，不能用塵世的火和水將其沖洗掉。」茲溫格里如其可能，甚至更著重否定在這樣的案件中訴諸任何塵世的武器、使用任何的武力。
然而，那些新教條的鬥士們，在自行建立一個「教會」的同時，立即認識到舊教當局早已認識到的那個道理：從長遠看來，沒有武力就不能保持權力。因此，為了避免攤牌（實際上是避免不了的），路德提出折中辦法，試圖將「異端」和「煽動分子」區分開來，將「規勸者」和「叛逆」區分開來。前者是同宗教改革教會在精神和宗教事務上存在不同意見；後者則是那些對業已建立的宗教秩序提出挑戰，希望同時改變社會秩序的真正的「秩序破壞者」。這後一部分人，路德的意思是指具有社會共產論傾向的再洗禮教徒，他主張官方使用武力作為鎮壓的手段。但早期宗教改革教會的領袖們，沒有一個會採取決定性的步驟，把任何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並可能自命為自由思想者的人送給劊子手。就在不久以前，當宗教革命家們為了信念而同羅馬教皇和帝王們交鋒時，他們就宣稱自己是人的最神聖權利的擁護者。因此，從一開始，看來似乎難以想像要建立一個新教的宗教法庭。
加爾文燒死塞維特斯是一個劃時代的步驟。他以此迅速結束了宗教改革為之鬥爭的「基督教徒的自由」。加爾文超過了羅馬天主教會。為了自己的榮譽，一千多年來，在僅僅是因為堅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釋基督的教條，而把一個人活活燒死這個問題上，羅馬天主教會要比加爾文躊躇不決得多。而加爾文，在他獨裁統治的第一個十年里，就把向他挑戰的人活活燒死，由此建立了他的精神暴政。從道德的觀點上來看問題，這一行動可能比托圭瑪達所有的罪行更可憎。塞維特斯不是作為一個無神論者被殺死的，因為他從來也不是無神論者。他之被害是因為他否定了加爾文的某些論點。幾百年之後，日內瓦自由市民為自由思想者塞維特斯樹立了紀念碑。把塞維特斯說成是一個「時代的受害者」，任何為加爾文開脫的努力都是徒勞的。蒙田是那時代的人，卡斯特利奧也是那時代的人。送塞維特斯上火刑柱的，並不是時代的盲目性和愚昧性，而是加爾文的個人獨裁。不誠實和迷信可能是某個時代的特徵，但作為一個特別的不端行為，加爾文犯的罪行應由他自行負責。
從塞維特斯殉難的那一刻起，對加爾文的義憤就迅速增長。甚至加爾文正式的辯護士貝齊也不得不承認：「那可憐的人的骨灰未寒，關於異端是否應受懲罰的辯論就冒頭了。有些人主張應鎮壓異端，但不處極刑。而另一些人則希望讓上帝來懲罰他們。」我們知道，雖然貝齊總是傾向於對加爾文的一切作為大加頌揚，但在這件事上是極為猶豫的，加爾文的其它朋友們就更躊躇了。梅蘭克森，曾親自野蠻地辱罵過塞維特斯，寫信給他「親愛的兄弟」加爾文這樣一封信：「教會在現在和在將來都感謝你。日內瓦官員處死這個瀆神者的做法好極了。」甚至還發現有這樣一個名叫麥斯克勒斯的學者和狂熱分子在當時作了一首讚美歌——永恆的「背叛聖職者」，但那些是唯一出自內心的讚美聲。蘇黎世、沙夫豪森和其它地方的宗教會議遠比日內瓦所希望的冷淡。雖然在原則上他們看來會那樣想：把「過份狂熱的」宗派主義者威脅一下也好。毫無問題，他們會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新教第一次由於信仰問題而採取的行動，第一次消滅不信奉國教者，並且，這件事不發生在他們自己的城牆之內，而由約翰·加爾文承擔了作出那可怕決定的臭名。現一個永恆的理想上，已經預見了它的重要意義。因為，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理想而向著充滿塵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進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從精神上來作分析，「勝利」和「失敗」這兩個詞都獲得了新的意義。從此以後，我們一定要永遠不停止去提醒整個世界：它眼裡只有戰勝者的豐碑，而我們人類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才達到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沒有抵抗力量、被優勝者暴力壓倒的人們——正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精神上的自由、為最後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鬥爭中，被加爾文所壓倒一樣。
但是，如果說這些同樣信仰的人，除該死的、懦怯的讚美之外，什麼也沒有乾的話，那麼他們自己卻很快地就聽到了敵對的聲音。當時最傑出的法理學家弗朗修斯·鮑德溫明確表示了意見：「我認為，加爾文沒有權利對宗教教條的論點開創刑事執行的先例。」不光是全歐洲的自由思想的人道主義者們表示了他們的義憤，許多新教的教士們同樣表示了不贊成。受伯爾尼霸主保護因而免受加爾文奴役的沃州的教士在距日內瓦僅一小時步行之遙的佈道台上宣稱，加爾文對塞維特斯的處理是違反宗教原則和違法的。在日內瓦城中，加爾文不得不求助於警察去壓制批評。一個婦女因公開宣稱塞維特斯是為耶穌基督而犧牲的烈士被監禁；還有一個印刷商人說城市當局是按照一個人的意志和意願判決塞維特斯的，他因此也被投入監獄。有幾個著名的外籍學者乾脆憤然離去，他們迅速退出一個在那兒他們不復有安全之感的城市。因為專制政治已經建立，威脅了自由的思想。加爾文立即被迫認識塞維特斯的殉難，對獨裁統治來說，比那西班牙學者的生命和著作更為危險。
加爾文對任何矛盾都十分敏感。在加爾文的統治下，日內瓦人雖十分謹慎行事，但抱怨之聲仍通過鑰匙孔和緊閉的窗中傳出，獨裁者認識到他的自由市子民已很難再抑制他們的憤怒了。木已成舟，全能的上帝本人也無法挽回。既然無法逃避他所作所為的後果，加爾文最好還是勇敢地站出來對付這件事並宣揚他的責任。加爾文只好違背本意，把一開始是振奮的攻勢，使人難以覺察地轉入守勢。朋友們全部確信，由於塞維特斯已經付之於火焰了，對加爾文說來，應該為「由於信仰而行動」尋找言之成理的證據。因此，加爾文硬著頭皮，下決心用塞維特斯事件來「開導」世界，他為殺死了那異端而寫了一份辯護書。
但是在塞維特斯事件中，加爾文有一個不自在的良心。一個人有了不自在的良心，雖然他會試圖掩蓋疑點，也只能寫一些蹩腳的材料，因此，他的辯護書題為《保衛三位一體的真正信仰反對塞維特斯可怕的錯誤》就很自然了。誠如卡斯特利奧所說，這本書是當獨裁者的「雙手還滴著塞維特斯的鮮血」時寫出的，是他所有的著作中最軟弱無力的一本。加爾文自己也承認，他寫此書時「處在混亂之中」——也就是說是十分神經質地倉促草就的。他這樣被迫地採取守勢，說明他自覺自己的地位很沒有把握，下面這件事就說明了這一點：他召集日內瓦所有的教士，象他自己一樣在這份宣言上簽名，這樣，其它的人就可以分擔些責任。他覺得被當作是殺害塞維特斯的唆使者很不是滋味，結果是兩種相反的傾向被拙劣地揉合在那份宣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