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塞維特斯被殺
塞維特斯從獄中逃出幾個月內，蹤跡杳然。直到八月的一天，他騎了一匹租賃的馬進入日內瓦，在羅斯出現，在此之前我們不可能了解這被追獵的人忍受了何等艱辛；我們也不可能查明為什麼塞維特斯會惡煞星當頭竟到日內瓦尋求避難所。他是打算住一宵，繼續坐船穿過湖上逃亡嗎？或者，既然通信已經無效，他是希望同他最大的敵人通過私人談話實現和解嗎？或者，他日內瓦之行是那些神經過度緊張的病人特徵性的一項愚蠢行為嗎？那些身處絕境的人隨隨便便地、不認真對待危險的現象是司空見慣了。我們不知道。也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官方報告對日內瓦發生了什麼事諱莫如深，也沒有解釋，為什麼塞維特斯會到只能指望從加爾文身上得到最壞結果的地方去。
但是那不幸的流亡者甚至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戰性的事。他到日內瓦的當天，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日早晨，參加了聖皮挨爾大教堂的禮拜，當時所有加爾文派教徒都在那裡聆聽加爾文佈道。加爾文是認識塞維特斯的，因為很久以前兩人都在巴黎求學。對這樣的行動，無法作合理的解釋，除非是因為某些神秘的衝動；某種就象毒蛇的犧牲品因受蠱惑自行走向毀滅一樣。
在一個人人皆為密探的城市裡，陌生人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加爾文一眼看出那貪食的狼正混在他虔誠的羊群中，於是不動聲色地對他的奴才們下命令。塞維特斯剛離開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時內他就被鎖了起來。這一逮捕既違反國際法，也違反世界各地所普遍接受的好客的習俗。除非在日內瓦犯了法，塞維特斯不屬那城市裁判權管轄。他是一個外國人，一個西班牙人，剛剛到達，沒有犯罪足以構成被捕。他的書的完稿和付印都在域外，他異端的觀點未能加害於任何虔誠的日內瓦人。此外，一個「上帝旨意的傳道者」在沒有對一個人提出控告時，沒有權力下令對一個人加以逮捕和戴上鐐銬，從任何角度看待這一事件，加爾文逮捕塞維特斯是一樁不能容忍的獨裁行為，它公開蔑視法律和條約，只有拿破崙逮捕和殺害達克·廷因才能與之相比，在這一案件中，就和那一案件一樣。逮捕之後不是進行正常合法的審訊，而是非法殺人。
在沒有對他提出任何控告的情況下，塞維特斯被捕入獄了。當然接下去就一定要捏造一個罪名。讓那個曾教唆逮捕塞維特斯的人（加爾文自己承認「受我慫恿」）來擔任塞維特斯案件的原告豈不合乎邏輯？但日內瓦法律是值得稱道的，它不鼓勵告密者。法律規定，任何控告別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證明他的控告是正確時才能獲釋。因此，加爾文如果控告塞維特斯，就把自己擺在聽憑法庭發落的地步。這位日內瓦的神學獨裁者不欣賞這一前景。如果市行政會宣布塞維特斯無罪，如果加爾文由於提出了一個查無實據的控告而被繼續關押的話，他就會處在一個倒霉的位置上。這對他的威望是何等的打擊，這對於他的對手是何等的勝利。加爾文一向是講策略的，他指派了他的秘書——或廚子——尼克拉斯·德·封丹擔任這吃力不討好的原告。可尊敬的尼克拉斯在遞交了一份羅列了二十三條罪狀的訴狀（一份自然由加爾文搜集羅列的文件）之後，默默地替代其主子進了監獄。這是一幕可怕的悲劇演出前的一出開鑼喜劇：在嚴重違反法律之後，把事件合法地裝扮起來。塞維特斯被審訊時，向他大聲宣讀了包括各項罪狀的起訴書。塞維特斯的口答冷靜鋒利，因為長期的監禁並沒有破壞掉他的能力。他逐點反駁了指控。例如，在回答他在著作里攻擊加爾文的指控時，塞維特斯宣稱，這是搞錯了，因為攻擊是加爾文一方開的頭，而塞維特斯所做的只不過回答加爾文並非一貫正確罷了。如果加爾文控告他頑固地堅持某個論點，他可以回答說，加爾文的頑固並不亞於他。加爾文和他之間的所有差別，是對某些神學事務的觀點不同。這些與世俗的法庭一無關係。如果加爾文依然逮捕他的話，這純粹是出於惡意。新教的領袖早已向羅馬法庭控告了他，如果這個上帝的傳教士得逞的話，他（塞維特斯）早就被燒死了。
塞維特斯論點的合法性是如此的不容置疑，以致於市行政會的總的基調對他非常有利。看來很可能除一紙放逐的命令外，不會有更嚴酷的決定了。但加爾文聽到了事情將對塞維特斯有利的風聲。他害怕他的受害者最後會滑掉。八月十六日，那獨裁者在市行政會上出現，不介入的偽裝就此結束。他露出了真相，不再否認他是塞維特斯的起訴人。他以「這樣，被告可以更好地認錯」為借口，請求市行政會休會，去參加以後的審訊程序。伽爾文真正的目的顯然是希望強行施加影響以防止受害者逃脫。
從加爾文獨斷獨行地對被告與法庭進行干涉這一刻起，塞維特斯的案子就輸定了。加爾文，一個訓練有素的邏輯學家和一個有學問的法理學家，遠比他的僕人德·封丹更能擊中所指控的要害。塞維特斯的信心動搖了。那西班牙人明顯地泄氣了，他的仇敵現在坐在法官們中間，向他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加爾文冷酷、嚴厲，假裝不動聲色，那要置被告於毀滅的鐵定的決心使塞維特斯覺得冷到骨髓。這失去保護的人漸漸變得煩躁、神經質、放肆、悲哀和惱怒。他不是平靜地堅持他的合法立場，不是堅持作為一個外國人，除非破壞了日內瓦的法律，否則不受本城司法裁判權的管轄。他聽任加爾文誘使他將話題轉到是否背叛了神學的爭論上來，這樣就為控告他為異端提供了大量的證明。因為，甚至他的一個論點，諸如魔鬼同樣是上帝的物質的一部分，就足以使那些虔誠的市行政委員們震顫。當塞維特斯哲學上的虛榮心當眾受到侮辱，他在這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險的問題上就使用了最宣言不諱的措詞；他忘記了市行政委員們不是能幹的神學家，而在他們之前毫不相干地對真理進行了闡述。他非凡的辯才，急於要進行爭論，使法官們都懷疑起他來了。這個外國人眼睛發光，雙拳緊捏，對新教教會的教義吹毛求疵。他們越來越傾向於加爾文的觀點：他肯定是一個危險的精神秩序的破壞者，很可能是不可葯救的異端。對他進行徹底的審訊，不管怎麼說總是一件好事。法庭決定他須繼續關押，卻釋放了原告尼克拉斯·德·封丹。加爾文達到了日的，他很快活地寫信給一個朋友：「我希望他將被處死刑。」
為什麼加爾文那樣急切地要判處塞維特斯極刑呢？為什麼他不能滿足於比較有節制的勝利，象放逐他的敵人出境或諸如此類的侮辱呢？加爾文憎恨卡斯特利奧和一切反對他獨裁的人並不亞於塞維特斯。他憎惡其它一切用不同於他所倡導的方法去教育別人的嘗試。憎恨是此人暴虐氣質的本能。因此，如果他特別惱怒塞維持斯，並希望在這特殊時刻採取極端措施，那麼他的動機不是出於私人的而是政治上的。他權威的叛逆，這個米圭爾·塞維特斯要成為加爾文正教的另一敵手的替罪羊。此人，以前的天主教多明我會的修士希羅尼馬斯，波爾塞克，加爾文也曾試圖作為一個異端而加以消滅，但使他極為惱火的是波爾塞克競滑過去了。波爾塞克是受到日內瓦上層顯貴普遍尊敬的私人醫生，曾經使用伊拉茲馬斯用於反對路德的論點，公開攻擊加爾文教誨中最薄弱最脆弱的環節——宿命論的僵死教條。上帝，作為一切善行的本源，會有意地、心甘情願地促成人類去干那些最卑劣的勾當：宣布這兩個人（路德和伊拉茲馬斯）都是「異端」，這是決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伊拉茲馬斯的論點怎樣激怒了路德，那宗教改革最著名的鬥士的；這位罵人的大師是怎樣滔滔不絕地、放肆地辱罵那年長的聖人的。但即使粗暴、壞脾氣和極端如路德，依然通過引證邏輯上的理由來反對伊拉茲馬斯，從來沒有想到過因向他的宿命論教義挑戰而強拉伊拉茲馬斯到一個世俗的法庭。加爾文以他的一貫正確狂，把每一個敵手都當作異端來對待。在他看來，反對他的宗教教義就等於叛國。因此，他不是以神學觀點來答覆波爾塞克，而是把他的批評者打入監獄。
加爾文企圖把希羅尼馬斯·波爾塞克作為一個可怕的樣板，但出人意料之外地失敗了。很多日內瓦人都知道那有學問的醫生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正象在卡斯特利奧事件中那樣，加爾文在波爾塞克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同樣使人們懷疑他想去掉任何不完全臣服於他的異已。只有這樣，他才可能在日內瓦建立獨夫統治。波爾塞克在獄中所寫的怨訴狀，以大量手抄本的形式到處傳播。不管加爾文怎樣叫囂，市行政會總是害怕以異端罪處理罪犯。為了迴避那傷腦筋的決定，他們宣稱他們沒有能力去處理宗教上的事務，並拒絕越權去判決一項神學事件。無論如何，委員們宣稱，在這棘手的問題上，他們一定要徵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教會的正式意見。這一要求是對波爾塞克的拯救，因為蘇黎世、伯爾尼和巴塞爾在私下已完全作好準備，使他們狂熱的日內瓦同事受到挫折，他們一致同意拒絕把波爾塞克的言論看作是瀆神。市行政會判決被告無罪釋放。加爾文對他的受害者搞不出什麼名堂，只能以市行政當局明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