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卡斯特利奧出場
一個獨裁者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愛戴。那些提出恐怖統治的人很可能完全不認為恐怖是正當的。毫無疑問，在加爾文剛回到日內瓦時，自由市民和地方當局都對其十分欽佩。看來他感動了各方面的人士。因為只有一個宗派，而且是唯一至高無上的，所有的人只好被迫讓那獨裁者堅決地推向他的目標。把他召回來統治自己的大多數人，被統一陶醉得暈頭轉向。很快，一個比較嚴肅的氣氛開始了。把加爾文召回以恢複秩序的人們由於抱有希望而在私底下受到鼓舞，他們以為一旦這一兇惡的獨裁者完成了他所希望的事情，由於他對道德的熱忱，會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得不那麼殘酷。然而事實正相反。「教規」一天比一天嚴格。加爾文完全不放鬆控制，完全不說一句話感謝他的居民放棄個人自由和快樂，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使他們深感失望的是：加爾文宣稱要在絞刑台上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個日內瓦青年，在這之後，道德和教規才能在這腐敗的城市裡建立起來。日內瓦人終於認識到：他們不是如所希望的召來一個能在思想上恢複生機的人，而是讓一個將鐐銬加在他們自由之上的人回城，他越來越殘酷地實行高壓措施。到最後，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隨者也疏遠開來。
對加爾文的不滿在幾個月之內重新抬頭。他自吹自擂的、夢寐求之的「教規」似乎比現實更有誘惑力。魅力和浪漫色彩消褪了。那些昨天還對之歡呼的人現在開始抱怨了。但是，動搖一個獨裁者的威望需要有顯而易見和易於懂得的理由。加爾文很快就提供了這一理由。日內瓦人開始懷疑宗教法庭的一貫正確是在大瘟疫期間（在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大瘟疫使此城陷於荒蕪）。正是那些傳教士們，大聲宣稱並極力主張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在三天之內一定要請到一個牧師在側。當時，有一個牧師傳染到了疾病。於是傳教士們就撒手不管，讓傳染病院里的病人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市行政當局白費力氣試圖至少找到一個願意「訪問和安慰在瘟疫醫院裡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員。但除卡斯特利奧外沒人願意去。卡斯特利奧是一個經學院的院長，由於不是宗教法庭成員而未受委託與病人作伴。但加爾文卻示意他的同事們宣稱，加爾文是「需要的」，公開主張他「不能為了幫助局部而削弱整個教會」。其他傳教士雖然沒擔負加爾文那樣重要的使命，也一樣小心翼翼地避開危險。市行政會徒然地向這些膽怯的牧師們求助。當時對傳教士們有一個直率的批評：「他們寧願弔死也不去傳染病院。」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所有日內瓦宗教改革的傳教士們，由加爾文領頭，出席了市行政會的一次會議。他們無恥地招認，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有足夠的勇氣進入傳染病院，雖然他們知道凶日也好，吉日也好，傳染病院才是他們為上帝和教會服務的合適場所。
現在沒有比領袖們表現出個人勇氣更激動民眾的了。在馬賽、在維也納和許多其他城市裡，在過了幾個世紀之後，人們仍深深地追念那些在瘟疫流行期間盡了責任的英勇的教士。老百姓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領袖所表現出來的那樣的英雄主義，更不會忘記那決定性時刻的卑怯。日內瓦人藐視並嘲笑那些教士們——從佈道台上他們習慣要求眾多信徒作出最大的犧牲，但現在他們自己既不準備又全然不願意作任何犧牲。一次徒勞的減輕公眾不滿的嘗試隨後發生，上演了一幕可恥的活劇。市行政會下令逮捕了幾個赤貧的人，拷打直到他們承認用魔鬼的糞便製成油膏塗抹在門閂上而把瘟疫帶進了城市。加爾文非但不輕蔑地駁斥這一鬼話，而且表現了十足的頑固性，他衷心支持這一中世紀的騙局。他甚至於得更絕，公開宣稱「瘟疫傳播者」干盡了壞事。他在佈道台上說，一個無神論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魔鬼從床上拖出來投入羅訥河。加爾文注意到他的眾多信徒甚至不想掩飾他們的訕笑，在他的經歷里，這是第一次得忍受這樣的羞辱。
無論如何，對加爾文一貫正確的信念（這一信念是每個獨裁者維護權力的必需的哲學組成部分），在瘟疫流行期間已基本上消失了。他回日內瓦時所受到的由衷歡迎，也已消失了。一種對抗精神在擴大了的圈子裡蔓延。但是加爾文幸運的是，圈子擴大了，但仇恨沒有集中起來。集中的往往是獨裁統治的暫時優勢，它足以保證獨裁者的統治一直持續到其積極的支持者們成為少數之後。這些支持者好鬥的意志，表明他們本身是一個有組織的統一體。與此相對照，來自各方面，被不同動機激勵著的意志，則很少成為一個集中的有效力量。不管怎麼樣，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內在的對獨裁統治反叛精神的激勵，他們有仇恨，但並不參加一個統一的運動，實行一個共同的計畫，他們的造反是無用的。因此，從對獨裁者權威第一次挑戰的那時起，到他最後被推翻，通常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加爾文、他的宗教法庭、他的傳教士，以及組成他支持者的大部分流亡者，代表著一個集團，一個有約束的意志，一般集中的和指導明確的力量。而敵手方面，則可能無計畫地從一切圈子和階級吸收人員。他們有些曾經是夭主教徒，現在依然秘密地墨守舊教；有些是旅店關門後被趕出來的酒鬼；有些是不許他們象往昔那樣再抹脂塗粉的婦女。在另一方面，在對政權不滿的人中間，有卓越的愛國家族的成員，他們被暴發戶當權激怒。那些暴發戶在日內瓦立足兒個月之後，竟然能夠把最舒服和最能掙錢的位置弄到手。這樣，反對派雖然在數量上較多（由最高貴和最卑賤的分子所組成），但只要對政治現狀不滿的人，未能集結力量去追求一個理想。他們只能徒勞地抱怨，永遠只是勢能而不能變為動能。這是一群暴民，卻要對抗一支部隊；這是無組織的、心懷不滿的烏合之眾，卻要對抗有組織的恐怖，所以無法取得進展。在開始的幾年裡，加爾文發現很容易控制那些分散的團體。他們從來沒有有力地聯合起來反對他，使加爾文得以對他們各個擊破。
對於一個已經掌握權力的理論家來說，主要的危險來自一個提倡敵對理論的人物。加爾文，一個思路清晰而且時刻保持著警覺的思想家，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他深深地害怕的唯一敵手，是那些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能和他分庭抗禮的人。他特別害怕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此人以自由精神的熱情反對那獨裁者精神上的暴政，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肯定超過了加爾文。
有一幅卡斯特利奧的畫橡留了下來，可惜畫得不好。這是一張嚴肅的、有思想的臉，光禿的前額之下一雙白洋洋的眼睛。這就是相士所能說的一切了。這畫像沒有能使我們洞察他性格的深處，但其人最基本的特徵——他的自信和穩定，是正確無誤地勾划下來了。如果我們把加爾文的和卡斯特利奧的畫像放在一起，就能看出這兩個人在精神領域方面，以及肉體方面，其對比是如此的明顯。加爾文的容貌特點是極端緊張。表現了一種令人痙攣和病態的精力，急切地和無法管束地尋找發泄。卡斯特利奧的臉溫和且平靜。前者狂怒煩躁，後者寧靜。在兩者的容貌上，我們看到了急躁與忍耐，熱情衝動和持久的決心，以及狂熱和仁慈。
我們對卡斯特利奧的青年時代和對他的畫像一樣幾乎一無所知。他生於一五一五年，比加爾文晚六年，生於瑞士、法國、薩伏依公國三國交界之處的多飛因。他的姓是卡推龍、卡特龍或卡他龍，根據薩伏依公國的習慣可能是卡斯台利洪或卡斯特利洪。他的母語與其說是義大利語，還不如說是法語，雖則他兩種語言都說得很流利。很快，他的拉丁語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二十歲上他進了里昂大學，在那裡絕對精通了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萊語，接著他也學會了德語。在所有的學術領域裡，他的熱情和他的運用能力是這樣的傑出，以致人道主義者和神學家們一致投票認為他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音樂吸引著他，他就是靠教音樂課才開始掙得菲薄的收入的。之後他寫了大量拉丁文的詩歌和散文。不久，解決當代問題的熱情又支配著他，那在他看來，比一個遙遠的古典的過去更為基本。如果我們把人道主義當作一個歷史現象，我們就會發現在其運動的早期，人道主義者把他們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古希臘和羅馬的著作上，而這現象僅僅只是持續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來到之間幾十年中一個短暫而光榮的開花期。就在這短暫的時光，年輕人尋求來一個復興、一個革新，認為那系統化的文化將會挽救世界。不久以後，甚至對於潛心經典學問的信徒們，對於他們這一代的領袖們來說，事情已很清楚了：他們已把那有價值的精力浪費在詳盡地闡述西塞羅和修昔的底斯的原文上去了，而其時，宗教革命已影響了上百萬人，並且如森林的野火那樣蹂躪了德國。在大學裡，關於舊教和新教的爭論比關於帕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還多，教授和學生們研究《聖經》而不讀羅馬法全書。在以後的日子裡，人們被政治的、國家的或社會的運動所吸引，因此，在十六世紀，歐洲所有的青年人有不可抗拒的渴望去思考和交談有關當時的宗教理想，去幫助這一偉大的運動。卡斯特利奧被同樣的熱情所支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