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教 規」
當這一消瘦的、苛酷的人進入科納文門時，一個最重要的、空前的實驗便開始了。國家要轉變成一個僵硬的機構。無數的心靈、具有這樣那樣感情和思想的人們，要納入到一個無所不包的和獨一無二的體系之中。這是歐洲第一次嘗試：以一種思想的名義，把一致服從強加於全民。加爾文開始有條不紊地致力於實現他的計畫：把日內瓦改造成塵世上第一個上帝的王國。這是一個沒有污染、沒有腐化、動亂、墮落或罪惡的公社；日內瓦要成為新的耶路撒冷，成為一個中心，從這裡輻射世界的拯救。這唯一的思想紮根在加爾文的生命里，他將全部的生命奉獻給這一思想。這位鋼鐵一般嚴酷的理論家，以最嚴肅、最神聖的態度對待他崇高的烏托邦。在他精神獨裁統治的四分之一的世紀里，加爾文從來也沒有懷疑過：當他要求他的追隨者「正直地」生活時，他正在恩賜給他們以巨大的利益，他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應該按照上帝的意志和指示生活。
乍一看去，這似乎夠簡單的。但是細細一想，疑問就出來了。上帝的意志是怎樣被認識的呢？上帝的指示從何處可以發現？加爾文回答說，在福音書那兒。而且只有在那兒，在永恆的《聖經》中。這是活生生的、不朽上帝的意願和旨意。這些經典由於意外，沒有為我們保留下來。上帝明確地把不成文所傳的寫成了文。這樣，上帝的戒律就清楚易懂，並被人們銘記在心，福音先於教會、高於教會，凡真理皆無所不包。因此，在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國度里，上帝旨意，就是至高無上的道德、信仰、法律和生活的體現。《聖經》作為一部書，體現了全部的智慧、全部的正義、全部的真理。對加爾文來說，《聖經》就是始終，就是首尾。對所有事物的所有決定，必須以《聖經》的內容為根據。
就這樣，上帝旨意的成文就成為世間行為至高無上的權威。看來加爾文不過是重複宗教改革最初的、眾所周知的要求，但實際上，他跨了一大步，超出了宗教改革的範圍，井完全從原有的思想圈子裡沖了出來。因為宗教改革在開始的時候是作為一種在精神和宗教事務上保證和平的運動。它意圖把福音交給每一個人而不加任何限制。是個人信仰，而不是由羅馬教皇和基督教協進會塑造基督。這一「基督教徒的自由」由路德開創，它連同每一其他形式的精神自由，被加爾文無情地從路德派的信徒那裡奪走了。對加爾文來說，上帝的旨意是絕對清楚的。他因此頒布命令說，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準闡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釋神聖的訓諭。正象石柱支撐著教堂的屋頂一樣，《聖經》的詞句必須支持教會，使它永遠保持穩定。上帝的旨意已不復起「世界的普遍規律性精髓」的作用，已不作為永恆的創造和有改革能力的真理，而僅作為一勞永逸闡述日內瓦基督教法律的真理。
就這樣，加爾文創立了一種基督教正教以代替羅馬天主教。可以十分公平他說，這一新型的教條獨裁統治，已打上《聖經》統治集團的烙印。從此一本書成了日內瓦的上帝和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的傳教士是獨家闡述那神聖法律的權威。在某種意義上，是摩西天命的法官，是凌駕於國王們和百姓們之上的法官；他是由權力裝備起來的，對抗它即為犯罪。除宗教法庭所作的解釋外，其他的一概無效。日內瓦立法的基礎，是宗教法庭而不是市行政會。只有他們才能夠裁決什麼是許可的和什麼是禁止的。誰膽敢向他們的統治挑戰，他就該倒霉；誰否定教士獨裁統治的合法性，他就是反對上帝。對《聖經》妄加評論將立即付出血的代價。武力的統治，由嚮往自由的運動引起，而反對自由思想，卻往往比反對異端勢力更為厲害。那些靠革命起家當上官的人們，成了進一步改革的最愚昧最不寬容的反對者。
凡獨裁者在開始時總是試圖實現一個理想。但理想總是從企圖實現它的人那裡取形上色的。加爾文教條是精神上的一個創造，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外表上酷肖它的創造者。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加爾文的相貌，就可以預見到，與以前對基督教義作出的解釋相比，這一教義將更加苛刻、更加乖僻和暴虐。加爾文的臉龐酷似石灰岩，宛如一幅孤寂、遙遠、多岩石的風景畫。情調可能神聖，但沒有一點兒人性。凡是能使我們的生命豐碩、快樂、美好、溫暖、富於情慾（取這個被濫用了的詞的好的方面的解釋）的東西，在這張不仁慈、不合群、不適時的禁欲主義者的臉上是看不到的。加爾文的臉長而橢圓、粗糙醜陋、多棱、陰鬱、不和諧。前額狹窄嚴肅，下面是深陷的、象灼炭般閃光的眼睛。鷹釣鼻專橫地從凹下的面頰中間突出；薄薄的嘴唇在臉上構成一個橫向的裂縫，一張難得有笑容的嘴巴。無光澤、蒼白的皮膚上沒有血色。這張臉看上去是那樣的慘白和病態，就好象因為發燒連頰上的血都已被吸血蝙蝠吸光了一樣。只在憤怒之下，在剎那間，它才變成潮紅。這先知的鬍鬚（所有加爾文的信徒和教士都儘可能模仿他們大師的式樣）徒勞地在那暴躁易怒的面容上添加上男子漢活力的外表。稀疏的頭髮，象它們所附的臉皮一樣，毫無生氣。它們不象古畫里摩西的髯，威嚴地下耷，倒象是長在瘠土上稀稀朗朗、一無生意的灌木。
好一張陰暗而寡歡、孤寂而緊張的臉！很難相信會有人要把這一貪婪和好教訓人的狂熱分子的畫像掛在私室的牆上。如果你在日常行動中，一直感到這雙警戒而偵察的眼睛在盯著你的話，你會倒抽一口冷氣。沒有個人的歡愉能同它對抗。澤巴倫爾以西班牙狂熱主義者同樣的風格，最成功地繪描了加爾文：他代表了禁欲主義者和隱士。在一片漆黑的背景中，人們住在遠離世界的洞穴里，都永遠看著《聖經》，同時帶著其他精神生活的工具，死人的骷髏和十字架。之後陷入那沮喪、黑暗和不可接近的孤寂之中。人類有其不可接近的一面，而終加爾文的一生，就由這一面守衛著。從青少年時代起，他就穿黑色的衣服。教士的四角帽也是黑的，一直蓋住前額，這頭戴介於修道士的頭巾和兵士的頭盔之間。教士飄拂的長袍是黑色的，其長及靴。法官穿官服，他的任務是不斷地懲罰人；醫生穿長袍，他得永遠試圖治病救人。黑色，永遠是黑色，永遠是嚴肅、死亡和冷酷。除了這職務上的象徵顏色外，加爾文從來沒有以任何其他裝束出現過。因為他希望讓人望而生畏，他是穿了執勤長袍的上帝僕人的代表。他不希望別人象一個人和一個兄弟那樣愛他。
然而，如果說他對世界是那樣的嚴酷，他對自己的嚴酷也不少遜。他恪守最嚴格的教規。為了心靈之故，他只允許他的身體享受絕對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間只睡三小時，至多四小時；一天只進一頓節約餐，很快吃完，餐桌前還翻開著一本書。他不散步閒蕩，沒有任何娛樂，不尋求消遣，特別避開那些有可能使他真正欣賞的事物。他工作、思索、寫作、辛勤勞作和戰鬥，卓越地獻身於宗教，從來沒有一小時的私生活。
加爾文從來不知道享受青春年華。比方說，他生來就象大人。他的另一主要性格是全然無需聲色口腹之樂，肉慾嚴重威脅了他的教義。其他的改革者們相信並宣稱，人可以可喜地領受上帝的天賦，而真誠地為神聖的目的服務。他們基本健康而正常，他們以健康和有力量享受為樂。茲溫格里在他的第一個教區里留下了一個私生子。路德有一次笑著說：「如果妻子不要的話，姑娘倒要的」——一言蔽之，他們是男人，樂於痛飲和縱情歡笑。與此相對照，加爾文完全克制了他本能上的情慾成分，或只讓它們以最隱蔽的形式出現。他憑著狂熱的理智，一直生活在上帝的旨意和精神世界裡。對他來說，只有當真理是合乎邏輯、明了和始終如一時，它才成其為唯一的真理。加爾文只知道、只容忍有紀律，嫌惡無紀律。他理智得近乎執拗，他從來不需要任何能使人沉醉的快樂，諸如：醇酒、婦人、藝術或上帝賜與塵世享樂的多種天賦。在一生中，他只有一次是按照《聖經》的傳統辦事的。他去求婚，不是被情慾而是由信念所驅使——一個已婚的男人可能工作得更好些。他不是自己考慮作出抉擇，而是委託他的朋友為他找一個合適的配偶。結果，這個情慾的兇惡敵人險些失誤——與一個輕浮的女人訂了婚約。最後，在幻想破滅的情況下，他同一個他使之受再洗禮的寡婦結了婚。但命運否決了他享受快樂的資格。他妻子為他育的獨子未能活下來，生下幾天就死去。之後不久，妻子又死，他成了鰥夫。其時他還不滿三十六歲。這個還有二十年活力的男子正當盛年，他得處理結婚事務，得接觸婦女，但他從來不再接近其他婦女。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宗教、教士和教規。
然而，一個人肉體上的需求並不亞於思想上的需求，誰忽視它，他就會遭到殘酷的報復。我們人類的每一器官都有一個按其天然能量充分運轉的本能上的要求。每時每刻，血液需要更自由地循環；心臟需要更有力地跳動；肺部要擴張；肌肉要自行緊張；精液要尋自然的終點。如果有人想用自己的理智去抑制持續的生命衝動的願望，抑制它們，不去滿足它們，那麼或早或遲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