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加爾文攫取權力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比星期日，日內瓦的自由市民們被一陣號角聲正式召集到主要廣場上，舉起他們的右手，一致同意從此之後將全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
那是通過公民投票後（一種至今仍在瑞士流行的極端民主化的制度）在前主教府里宣布的：改革後的宗教從此是日內瓦唯一合法批准的信仰——自治城的信仰。要把老的天主教信仰從羅納河濱的本城逐出，並將其徹底摧毀，全部消滅，用幾年時間就夠了。在暴徒們的威脅下，最後一批教士、牧師、修士和修女們都已被從修道院趕出來。所有的教堂無一例外，都被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信物。於是最後迎來了這五月的節日以確定這一勝利。從這一天起，在日內瓦，新教教會不僅佔了優勢，而且掌握了全部統治權。
在日內瓦，這一激進而不受約束的宗教改革主要是由一個名叫法里爾的恐怖主義分子推進的。他是一名傳教士，一個喜怒無常之徒，外表吝嗇，盛氣凌人而又冷酷無情。連好心腸的伊拉茲馬斯都說：「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那樣放肆、那樣無恥的東西。」這一「法國的路德」對群眾施加了壓倒之勢的影響，他個子不大，面目醜陋，紅鬍子，頭髮邋裡邋遢，當他從佈道台上向群氓們大聲吼叫時，他狂暴的天性激起了他們感情的風暴。正象丹東是政治上的革命家一樣，法里爾是宗教圈子裡的革命家。他能把群眾分散而隱藏的天性串連起來，燃起猛烈的攻擊之火。在勝利之前，法里爾曾經冒過生命危險。在農村，他上百次地被人投擲石塊、被監禁，並被各地當局取締，但其人精力過人，毫無理性，井被一個信念所支配。他用暴力來壓倒對手的對抗。他帶了一小隊衝鋒隊作保鏢，無法無天地進入一所天主教堂，當時教士們正在祭壇上作彌撒。他擠上佈道台，在支持者的歡呼聲中，大聲譴責反基督教分子。他組織了一批街頭流浪漢作為第二武裝供其使用，煽動一幫孩子在禮拜時間襲擊教堂，用怪叫、發出象鴨子一樣嘎嘎的聲音和放聲大笑擾亂天主教徒的祈禱。最後，因追隨的人數增加更加膽壯，他動員保鏢發動最後攻擊，指示他們侵入修道院，從牆上撕下聖像，將這些「偶像」付之一炬。這一野蠻的武力行徑取得了成功。假定多數人是一盤散沙，少數人的積極行動，在顯示其罕見的勇氣，隨時準備使用恐怖手段的情況下，就能嚇倒多數人。天主教徒抗議那些鬧事活動，試圖使市行政會行使職權，但是大部分時間他們卻靜靜地待在教堂里。最後，主教將他的教區拱手讓給了勝利了的改革派，沒有還一下手就逃跑了。
然而，現在，在勝利的日子裡，法里爾卻明顯地暴露了他是一個很典型的沒有創造性的革命家，他憑衝動和狂熱能夠推翻舊秩序，但卻沒有能力帶來一個有生命的新秩序。他是一個辱罵的好手，但缺乏組織才幹。他是一個破壞者，不是一個建設者。他能夠痛罵羅馬教會，能夠煽動愚蠢的群眾去仇視修士和修女們，能夠用讀聖的雙手破壞法律條文。而一旦幹完這些事情之後，他只是帶著絕望的困惑凝視著他自己造成的廢墟，因為他沒有期待的目標。現在，當新的原則在日內瓦要取代被逐出的天主教信仰而確立時，法里爾就是一個失敗者了。他那純屬破壞的精神只能造成一個真空，因為一個街頭革命家永遠不屬於那有理性的、建設性的典型，一旦破壞結束，他的工作也隨之結束，必須由另一個人接過他的工作開始重建工作。
在關鍵時刻法里爾表現出猶豫不決。這並不是個別的現象。同樣，在德國和日內瓦外的瑞士其它部分，改革派的領袖們對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同樣表現出不團結、舉棋不定和困惑不安。路德和茲溫格里最初所計畫的，不過是凈化現存的教會，把對教皇和市行政會權威的信仰導向已被遺忘的福音派教條的信仰。對他們來說，宗教改革意味著教會重新改革的開端，就是說，使教會改善、純化，並恢複其早期的正直。由於天主教會固執己見，不願讓步，他們需要從天主教會外面進行工作來代替從內部工作——而且要立即進行。因為，當有必要從破壞過渡到生產時，這兩者將分道揚鑣了。當然，對路德、茲溫格里和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學家來說，沒有再比這樣的情況更合乎邏輯的了：宗教革命家們，在共同事業和共同實踐的基礎上，為新教教會而兄弟般地團結起來。但在歷史進程中，幾時有過合乎邏輯和受自然支配的教會呢？一個世界範圍的、統一的新教已不復存在，而一大群分支的教派在各地脫穎而出。德國的維滕貝格聽不進瑞士蘇黎世神學家的一句話，而日內瓦則拋棄了伯爾尼的實踐。每一個城市都希望有它本身的、按照蘇黎世人、伯爾尼人或者日內瓦人方式的宗教改革。在每一歷史轉折點，歐洲各國的國家主義者的驕傲自大，預示了各行政區具體而微的驕傲自大精神。路德、茲溫格里、梅蘭克森、布塞、卡爾斯塔迪和其餘一些人，現在開始在神學的繁瑣證明和線索上，進行唇槍舌劍的爭論而浪費他們的精力。只要他們團結一致，這一精力是可用於推翻世界性教會的巨大組織的。在日內瓦，當法里爾凝視著舊秩序的廢墟時，他束手無策。這真是典型的悲劇，一個人接受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卻承擔不了那強加於他的職責應接受的後果。
勝利對於法里爾是如此的不幸。當他偶然聽到加爾文，就是那個著名的約翰·加爾文，從薩沃依動身回家，而要在日內瓦逗留一天時，他非常高興，急忙跑到加爾文住的旅館去拜訪，請求那領導人對重建教會的工作給予忠告和幫助。雖然加爾文還沒有滿二十六歲，要比法里爾年輕二十歲，但是他已經有了無與抗衡的權威。加爾文是主教稅吏和公證人的兒子，生於皮卡地的諾錫，在蒙田學院受過嚴格的教規教育（象伊拉茲馬斯和洛約拉一樣）。他早年打算當傳教士，後來又想當律師。約翰·加爾文（或叫沙文）在二十四歲時，因提倡路德教義而從法國亡命到巴塞爾。
大多數亡命者一離開祖國就喪失了固有的活力，但對加爾文，亡命對他反而有利。在巴塞爾，歐洲的兩條主要道路彼此相交，各種形式的新教教義彼此相遇又相爭。加爾文具有巨大的洞察力。作為一個淵博的邏輯學者，他認識到這一時刻的重要意義。越來越多的激進的理論從福音教義的核心中分離出來。泛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盲信者和狂熱者，開始將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明斯特城再洗禮的那場可怕的悲喜劇已在血腥和恐怖中結束。宗教改革和它的對手羅馬天主教會一樣，已陷入分裂為不同的宗派和以國家主義取代世界性權力的危機。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這個二十五歲的人立即認準應採取什麼步驟去阻止改革後信仰的分裂。新的教義一定要神聖地具體化在一本書、一個圖式、一個大綱上；需要有系統地闡述福音教條創造性的原則。加爾文年輕有勇，風華正茂。這一不出名的法學家和神學家從一開始就了解了這件事的必要性。當那些公認的領導人繼續就細節問題爭論不休時，他堅定地著眼全面，在一年之內寫出了《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義原理的書，因此成為新教的主要指導書和經典著作。
我們可以毫不誇張他說，《原理》可列為世界上決定歷史進程、改變歐洲面貌十到二十部書中間的一部。它是自路德翻譯《聖經》後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實績。此書不可曲解的邏輯性和堅定的建設性立即影響了加爾文的當代人。此書的質量使得它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宗教運動需要有一個天才去發動，需要有另一個天才去結束。路德，這個煽動家，推動了宗教改革的滾石；加爾文，這個組織家，則在滾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如同《拿破崙法典》完成了法國革命一樣，《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兩者都總結了過去，決定性地為革命劃定了最後界線；兩者都為一場暴風驟雨般的運動，蓋上法律形式和穩定的印記，使其開始時如火如荼的動力失去勢頭。這樣，專橫武斷就成為教條。自主導致專政的誕生。與此同時，宗教熱情也受到嚴重的束縛。自然，當革命一旦受到控制，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動力。這一切，就是宗教改革經加爾文之手所發生的。從那以後，天主教教會，作為宗教上統一的和世界範圍的實休，必須同佔據相同地位的新教教會相對峙。
加爾文非凡的力量表現在他從來不削減或修改他第一次所嚴密闡述的內容。他的書幾次再版，但內容只有增添，他第一次決定性的認識從未作過任何修改。如同馬克思或叔本華，年方二十五歲的他，在獲得任何經驗前，就對他的哲學思想進行了合乎邏輯的、細心的考慮並得出了結論。他有生之年，就命定要為他的哲學從理想世界移植到現實世界作說明。他從來不在他著作中改動一個重要的詞；從來不步人後塵；從來不與敵手作任何妥協。與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協，對他或他的敵人都是徒勞的。你要麼拒絕接受他，要麼無保留地向他屈服。
法里爾（在這一點上顯示出法里爾的偉大）在第一次會見中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