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他，雖身處危急存亡，但英勇頑強；他，雖命懸千鈞一髮，但忠於信念，毫不氣餒。在從容就義時，以輕蔑和懍然的目光注視著敵人——他被擊敗了，但不是被什麼人而是被命運；他被殺害了，但沒有被征服。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羨慕。
——蒙田：《關於人吃人》
「蒼蠅撼大象。」這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在瑞士巴塞爾城駁斥加爾文原稿抄本上親筆加添的字句。在剛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們不免有些反感，傾向於把它當作過甚其詞，那是人道主義者易犯的一種毛病。然而卡斯特利奧的話既非誇張，也非諷刺。這位勇猛的戰士只不過想把他自己深切而不幸的信念明確地傳達給他的朋友阿默貝奇，他堅信自己是在向一個龐然大物挑戰，他公開指控加爾文在基督教改革運動中受狂熱的教義所煽動，殺害了一個人，從而屠殺了良知的自由。
卡斯特利奧在這場危險的角逐中向加爾文提出挑戰。他象武士那樣以筆為戈。他意識到，對一個用物質的甲胄防護著的獨裁者作純精神的攻擊，是徒勞無功的，所以他是為一個失敗的事業在戰鬥。一個人，既手無寸鐵又單槍匹馬，怎麼能指望戰勝有成千上萬的支持，又有全部國家力量裝備著的加爾文呢？加爾文是一位組織藝術的大師，能夠使全城全國（它的眾多的市民迄今為止仍是自由人）轉化為嚴格順從的機器；能夠撲滅獨立思想，下令禁止思想自由而有利於他的全部教條。國家權力在他的至高無上的控制之下，各種權力機關——市行政會議和宗教法庭，大學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學校，巡捕和監獄，文字和言論，甚至最秘密的切切私語，都聽任他擺布。他的教條已成為法律，任何人膽敢懷疑就要立刻受到教訓——用壓制討論的辯論，用徹頭徹尾精神暴虐的辯論，用監禁、流放或者火刑，這教訓就是在日內瓦只有一條真理是完全正確的：加爾文即先知。
但是那邪惡的狂妄者的邪惡權力遠遠越過了日內瓦的城牆。瑞士聯邦各城市把他當作它們政治上的主要夥伴：整個西方世界的新教徒委派這一「激烈的基督教徒」為他們的總司令；國王們和親王們爭相博取這一好鬥的基督教教士的歡心。他已經在歐洲建立了一個教會組織，在權力上僅次於（如果是次於的話）羅馬教皇所管轄的範圍。在政治圈子裡，如不讓他知道，就什麼也不可能發生，違抗他的意志的事情更是絕無僅有。冒犯這聖皮埃爾的傳教士就跟冒犯皇帝和教皇同樣地危險。
他的對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那孤芳自賞的理想家，怎麼會以思想自由的名義，象對待其他的精神暴虐一樣，拒絕效忠於加爾文呢！衡量這兩個人可得到的物質力量，把其中一人比作一隻蒼蠅而另一人比作大象，並非誇張。卡斯特利奧是一個可有可無、微不足道、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在公眾中毫無影響。再者，他是一個窮學者，靠譯書和擔任家庭教師所入，不足以養活妻子兒女；他，一個在異國的難民，沒有公民身分，甚至沒有居住權；一個逃亡過兩次以上的流亡者。在世界因盲信而瘋狂的時代，人道主義者往往因沒有力量而為爭來斗去的狂熱者所孤立。
多年來，這位偉大、謙遜而高尚的學者，生活在迫害和貧困的雙重陰影之下，經常處在可憐的窘迫狀態之中。但他在精神上是自由的，這是因為，他既不受宗教的束縛，也不受制於任何流行的狂熱形式。直到加爾文殺害了塞維特斯，使他的良心受到了傷害，他才丟下了寧靜的工作，代表受到污辱的人權，對獨裁者進行攻擊。他煢煢孑立，但這才證明他不愧是一個英雄。他的富有經驗的敵手有一長列忠實的追隨者（或者，即使不忠實卻受到嚴厲的戒律的約束），而卡斯特利奧卻不可能指望任何宗派的支持，不論是新教的還是天主教的。沒有一個大人物，沒有一個皇帝和國王庇護他，就象他們曾經庇護過路德和伊拉茲馬斯那樣。即使有幾個朋友和知己，雖欽佩他的英勇，也只敢在私底下說幾旬寬慰他的話而已。
當狂熱的信徒追獵異教徒並對持不同政見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時，公開保衛一個膽敢信奉受迫害的事業的思想家，的確是有生命和身體危險的。卡斯特利奧所信奉的也絕非個別的情況。他否認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那些僅僅因為私人意見不同就有資格傷害任何人的人。在那些集體搞瘋狂的時期（這一瘋狂不時地折磨著世界），居然有這樣一個人，膽敢使他的思想不受那種時髦的幻覺的影響；膽敢把謀害（這種謀害常假借為上帝的更大光榮的名義）按其真正的含義稱之為屠殺。人道主義的情感迫使他高聲疾呼，他說：「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就人對待人的殘酷行為，發出絕望的呼籲，聲震天穹。人類的懦怯膽小是如此的積重難返，以致於卡斯特利奧和象他那樣公然反抗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一樣，也需要尋找幾個（如果有的話）擁護者。在關鍵時刻，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卻發現找不到支持他的人。他的全部所有，是那些作戰好手都具有的那種特性，即在一個不知畏懼的靈魂里，有一顆堅強不屈的良心。
正是為了這個原因，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從一開始就知道他的戰鬥將是徒勞無功的，他知道這一點而恰恰因為這一點，他才毫不猶豫地追隨了良心的召喚。他那聖潔的頑強精神使他這個「無名小卒」在人類解放的偉大戰爭中永遠銘刻下英名。他有勇氣堅決反對一個世界範圍的恐怖統治，他對加爾文的長期鬥爭將永垂史冊。此外，就問題的根本來說，這歷史性的鬥爭超越了它所發生的那個時代時空的限制。那不是一些狹隘的、可下定義的神學觀點上的爭執，也不是有關塞維特斯其人的爭論，甚至不是裁決自由派和正統派新教教義之間的爭端。在這場戰爭中，存在著一個範圍大得多並且是永恆的生死攸關的問題。這是我們的職責所驅使的。一場戰爭已經打響。它用這樣或那樣的名義、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反覆不斷地持續著。神學僅僅是一個附屬的假面具罷了。其所以要戴上它是因為神學是十六世紀日內瓦（以及別處）的風尚。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兩人進行的是一場雖看不見卻是不可調和的戰鬥。我們可以把這場持久的鬥爭無論叫什麼兩極都可以：宗教寬容對不寬容，自主對監護，人道對盲信，個性對機械一致，良心對暴力。歸根結底，上述名詞對我們來說，表示一種必須由個人作出的發自內心的決定，即什麼對我們更為重要：是人類還是政治；是精神氣質還是理性概念；是個人還是社會。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確定自由和權力間的界標。因為，如果缺乏權力，自由就會退化為放縱，混亂隨之發生；另一方面，除非濟以自由，權力就會成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埋著一種渴望被社會吸收的神秘感情，根深蒂固也深藏著這樣的信念：一定有可能發現某一種特定的宗教、國家或社會制度，它將明確地賜與人類以和平和秩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其《宗教法庭庭長》一文中，根據無情的邏輯，證明人多半是害怕天賦自由權的。事實上，大多數人在面對亟待解決的難題和生活所強加的責任時，出於惰性，渴望有一個明確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機構，省得他們去費心思索。 這種渴望有一個救世主，以求一勞永逸地解決行為之謎的心情，就成了清除先知們道路障礙的刺激因素。當一代人的理想失去激情之後，先知們的興趣、他們鮮明的色彩就足以使某一個用強有力的理論配備起來的男子（或女子）絕對肯定地宣布：他，而且只有他，已經發現了新的和真正的準則，而極大多數人將有信心接受這第若干世的救世主。一種新的思想意識往往創造一種新型的理想主義，而這毫無疑義是形而上學意義的理想主義。無論誰，如能給予人們一種新的協調和純潔的幻想，就立即能夠激發人類最神聖的活力：自我犧牲和宗教狂熱，成百萬人象是中了邪一樣準備投降，他們允許被蹂躪，甚至甘受強暴。這樣的啟示者或先知要求他們越多，他們越願意奉獻。自由，在昨天對他們好象還是最大的好事和快樂，而現在他們卻願意為了先知之故而將之拋棄掉。他們願意毫不抗拒地追隨這位領袖，實現默示的靈感「甘於奴役」。就這樣，在整個歷史進程中，人民只是為了希望保持團結一致，心甘情願地讓人在他們脖子上套上軛，並且還要親吻那把枷鎖強加於他們的手呢。
在我們這個古老、幼稚和機械的世界歷史中，究竟是什麼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如此啟示性的奇蹟，成為一種思想的力量——一種最無形的力量呢？有頭腦的人只要認識及此就一定有所提高。我們傾向於對誘惑屈從而讚美這些世界範圍里的騙子手們，他們成功地藉助精神之力操縱著愚不可及的事務。那些理想主義者和空想家們一旦取得了勝利，幾乎無一例外地立即被證明是惡劣的騙子手。權力促使他們攫取全世界的權力；勝利導致濫用勝利。這些征服者們，非但不慶幸自己已經勸服那麼多的人接受他們特別討厭的幻想；慶幸自己已經獲得甘於為事業而生為事業而死的信徒，還利欲熏心地企圖擴大權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