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社會上，除乞丐外，沒有一個人願意全然靠別人的恩惠生活。」（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4頁）
我們的確不能靠恩惠而獲得我們的飲食——但是，我們能全然靠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嗎，許許多多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改革家和社會批評家們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利己心將使得賣方去欺騙他們的顧客。賣方會趁機利用顧客的單純和無知，向他們漫天要價，並把劣等貨塞給他們。賣方會哄騙顧客去購買他們不需要的商品。此外，批評家們已指出，假如你對市場聽之任之，其結果還會影響到直接受害者以外的人們。它可以影響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飲用的水，我們所吃的食品的衛生。據說，為了保護消費者不受他們自己和貪婪的賣方的侵害，保護我們所有的人不受市場交易所產生的消極的毗鄰效應①的侵害，市場必須另行予以安排，使其臻於完善。
①消極的毗鄰效應（spillhborhoodeffects）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某甲的行動往往對某乙有不利影響，但又不承擔任何責任。比如在同一條河流上，上游的化工廠以耶為壑，它所排出的污水對下游的釀酒廠和水廠會造成危害。——譯者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對看不見的手的批評是有根據的。問題是，為了克服上述弊病而被推薦或採取的目的在於完善市場的那些安排，是不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而精心設計的，或者是不是象我們所常見的那樣，對策不會比弊病帶來更大的危害。
這個問題在今天特別迫切。十幾年前由一系列事件——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的出版，參議員埃斯蒂斯·凱弗維爾對製藥工業的調查，以及拉爾夫·納德對通用汽車公司科維牌汽車「以任何一種速度行駛都不安全」的抨擊——所展開的運動，使政府在市場上以保護消費者名義進行的干預，在廣度上和性質上都起了較大的變化。
從1824年建立的陸軍工兵部隊到1887年建立的州際商務委員會，再到1966年建立的聯邦鐵路管理局，這些機構都是聯邦政府為管理或監督經濟活動而建立的，它們在範圍、重要性和目的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幾乎所有機構都管理某一行業，對該行業擁有明確規定的許可權。至少從州際商務委員會建立以來，保護消費者——主要是其經濟利益——已是改革家們公開宣稱的目標之一了。
在新政以後，干預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66年共有三十二個聯邦政府機構，其中一半是在193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總統後建立起來的。然而干預仍然是頗有節制的，並繼續採用分別對各個行業進行干預的模式。1936年設立了《聯邦登記冊》，記載全部規章制度、申訴和涉及各種管制機構的其他事務，它起初頗為緩慢地，隨後就急劇得多地擴大篇幅了。1936年它充其量只有三卷共二千五百九十九頁，並在書架上佔有空間六英寸；1956年增至十二卷，共一萬零五百二十八頁，佔用書架空間二十六英寸；1966年達到十三卷，共一萬六千八百五十頁，佔用書架空間三十六英寸。
接著，在政府的管制活動方面，出現了真正的迅猛擴展。隨後十年里，建立的新機構不少於二十一個。這些新機構不涉及特定的產業，而是包括廣闊領域：環境、能源的生產和分配、產品安全、職業保險，等等。除了關心消費者的經濟利益，保護他們不受賣方的剝削以外，最近建立的各機構主要關心象消費者安全及其福利一類的事情，保護消費者不僅不受賣方、而且也不受他們自己的侵害。①
①馬西亞.R.沃利斯和羅納德·J.彭諾：《聯邦管理機構名錄》，第36號工作文件，美國企業研究中心；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1978年9月，第II頁。
政府用於所有新老機構的支出迅猛上升——從1970年不足十億美元，劇升到1979年粗略估計的五十億美元。物價一般說來大體上翻了一番，但政府上述支出則翻成五倍以上。被僱用於管制活動中的政府官員人數增加了兩倍，從1970年的二萬八千人增至1979年八萬一千人，《聯邦登記冊》的頁數則從1970年的一萬七千六百六十頁增加到1978年的三萬六千四百八十七頁，佔用書架空間一百二十七英寸，即足足有十英尺的書架。
在這十年中，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大變慢了。從1949年到1969年，私人企業全體僱員每一人時的產量——勞動生產率的一個簡明而綜合的指標——每年增長３％強；其後的十年中，每年增長還不到1．5％；在這十年的末期，生產率事實上是下降了。
為什麼把這兩種發展聯繫起來呢？一種發展是與保證我們的安全，保護我們的健康，保護潔凈的空氣和水有關；另一種發展則與我們怎樣有效地組織自己的經濟有關。為什麼這兩種好事情會發生矛盾？
答案就是，過去二十年里，無論標榜的目的如何，所有的運動——消費者運動、生態學運動、回到田園的運動、嬉皮士運動、有機食物運動、保護自然環境面貌運動、人口的零增長運動、「小的就是美妙的」運動、反核能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反增長的。它們反對新的發展，反對工業革新，反對加強利用自然資源。為此而建立的一批機構，把沉重的負擔強加給一個又一個產業，以滿足日益詳盡和廣泛的政府要求。這類機構阻止了某些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並按政府官員規定的方式，要求工業必須把部分資金用於非生產性投資。
到目前為止，其後果是深遠的，而且似乎今後將產生更為深遠的後果。正如大核物理學家愛德華·特勒有一次說過的：「我們用了十八個月製造第一台核動力發電機；現在要十二年；這就是進步。」對納稅人說來，管制的直接費用，是其總費用中最小的一部分，政府每年用掉的五十億美元，只是執行各種規章制度給各行各業和消費者帶來的開支的很小一部分。按保守的估計，這筆費用一年大致為一千億美元。這還沒有把消費者因買到的商品很少有挑選餘地和因價格高昂而遭受的損失計算在內。
政府作用方面的這種大變革，多半是隨著公眾主張所取得的成就而引起，而能和這種主張匹敵的則是很少的。若想一想什麼產品目前令人最不滿意並許久以來改進極少，那麼，郵政業務、中小學教育、鐵路客運業務無疑地會名列前茅。若想一想哪些產品或事業最令人滿意並改進最大，那麼家用器械、電視機和收音機、高保真度設備、計算機，而且，我們還可以加上超級市場和市郊商店區，將一定會列在那類名單的前列。
劣等貨全都是政府的工業或政府管制的工業生產的。優質產品則全為私人企業生產的，這類企業同政府只有少許牽連，或者毫無關涉。然而，公眾——或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被說服相信，私人企業生產劣等貨，我們需要有經常保持警惕的政府僱員監督商業機構，不讓它們把包裝漂亮但是不安全的商品，以過高的價格來欺騙那些不了解內情因而輕易上當的顧客。這種宣傳運動進行得如此順利，以致我們正把極為迫切的生產與分配能源的任務轉移到我們提供郵政服務的人的手中。
拉爾夫·納德對科維牌汽車的抨擊，是破壞私人工業品信譽的運動中最富有戲劇性的插曲，它作為一個例子，不僅表明了上述運動的威力，而且也表明了這一運動給人造成了多麼錯誤的印家。納德抨擊科維牌車以任何一種速度行駛都不安全，結果引起公眾對一系列商品的質量提出了疑問，政府建立了許多機構來管理商品。大約十年以後，上述機構之一終於對科維牌汽車進行了檢驗。他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對比檢驗了科維牌汽車和其他汽車，並且得出結論：「同檢驗的其他各種汽車相比，1960—63型科維牌汽車是值得讚許的。」①現在科維牌汽車迷俱樂部遍布全國，科維牌汽車已經變成收藏家的對象了。可是對於多數人，甚至見多識廣的人說來，科維牌汽車仍然是「以任何一種速度行駛都是不安全的」。
①《關於1960－1963型科維牌汽車操縱和穩定性的評價》（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運輸部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署，1972年7月），第2頁。
鐵路業和汽車工業是個極好的例子，說明受政府管制而免受競爭危害的產業與競爭非常激烈的私人工業之間存在著多麼大的差別。這兩個產業部門服務於同一市場，並且基本上提供同樣的服務即運輸。前一個產業是倒退的，沒有效率，而且幾乎沒有任何改革，只是內燃機替換蒸汽機。現今由內燃機牽引的貨車，比起較早年代由蒸汽機牽引的那種貨車，幾乎沒有區別。客車同五十年以前相比，而今開得更慢，服務更差勁。各鐵路公司都在虧損，正在逐漸被政府接管。另一方面，汽車工業在國內外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