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也有同樣的阻力。英國的一個叫做「選區教育憑單試驗之友」的非常有力量的組織，在英格蘭的肯特郡的一個小鎮上進行了四年的努力來推行一項試驗。政府當局表示贊同，然而教育機構卻極力反對。
職業教育者對憑單計畫的態度，可以從丹尼斯·吉所說的話中清楚地看出來。此人是肯特郡阿什福一所學校的校長兼當地教師協會秘書，他說：「我們把這項計畫看成是我們與家長之間的一道障礙。他們拿著小紙片（即憑單）來找你，指使你干這干那。我們之所以要對一些事情作出判斷，是因為我們相信這樣做對每個孩子最有利，而不是因為有人說：『要是你們不幹，我們就自己干。』這正是我們所反對的市場上的那種生意經。」
換句話說，吉先生反對讓顧客（在這裡指家長）決定自己的子女應受什麼教育，而想讓官僚們來決定。
吉先生說：
「我們通過管理機關向家長負責；通過檢查人員向肯特郡議會負責；通過女王陛下的檢查官向國務大臣負責。這些人是能夠作出正確判斷的內行和專家。」
「我不能肯定家長都知道什麼樣的教育對他們的孩子最有利。他們知道給孩子吃什麼最好，知道什麼樣的家庭環境對孩子最有益。但我們學的卻是弄清孩子們身上存在的問題，發現他們的弱點，糾正那些需要糾正的毛病。我們希望在家長的協助下，而不是在不正當的壓力下，自由地干這些事。」
不消說，至少有一部分家長是對此持不同看法的。住在肯特郡的一位電工和他的妻子為使他們的兒子上一所他們認為最適合於他的學校，竟與官僚們鬥爭了一年的時間。
莫里斯·沃爾頓說：
「我認為，在現行教育制度下，當家長的沒有一點選擇的自由。他們要由教師來告訴怎樣做才最有利。他們被告知說，教師們正在從事偉大的工作，對此不要多加過問，如果實行憑單計畫的話，我認為它將使教師和家長結合在一起，使他們的關係密切起來。為自己的子女感到擔憂的家長，會把自己的孩子從辦得不好的學校轉到辦得好的學校去。……如果一所學校一無是處，存在著破壞公共財產的現象，而且紀律非常鬆弛，學生無法念書，那它會因此而垮台，在我看來，這倒是件好事。
「眼下，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教師把它當作套在他們頭上的緊箍咒，但同時又用它作緊箍咒套在家長們的頭上。家長找到教師說，我對你們的教學不滿意。但教師會相當粗暴地回答說，你不能把孩子帶走，也不能給他轉學，你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走開，別來麻煩我。這可能是今天某些教師新採取的態度，而且他們確實常常這樣對待家長。但是，現在（有了憑單計畫以後），他們的地位顛倒過來了，只有家長們能大聲大氣地對教師講話：讓他們賣力氣幹活，讓家長的錢花得上算，能夠更多地參與學校事務。」
儘管教育機構堅決反對，但我們相信，憑單計畫或其他類似的計畫將很快以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被採納。我們對教育事業要比對福利事業更樂觀，因為教育同我們許多人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比起消滅救濟金分配上的浪費和不公平來說，我們願意盡更大的努力來改善孩子們的教育狀況。對教育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就我們來看，目前減少這種不滿情緒的唯一途徑是使家長有更大的選擇。這是切實可行的措施。儘管憑單計畫一直受到抵制，然而，卻一再被越來越多的支持者提出來。
高等教育的癥結
同初等和中等教育一樣，今天存在於美國高等教育的問題也是雙重的：既有質量問題，又有平等問題。在這兩個方面，由於沒有強迫入學制而使問題大為改觀。法律沒有規定某人必須上大學，因此，對有志繼續受教育的學生來說，在上哪所大學方面，他們可以進行廣泛的選擇。廣泛的選擇減輕了質量問題，但加劇了平等問題。
質量：由於沒有人違背自己的意志（或其家長的意願）上一所學院或大學，因此，任何一所大學要想辦下去，就得滿足學生的最低要求。
這裡存在著一個全然不同的問題。在收學費低的官辦學校，學生是二等顧客。他們是部分靠納稅者花錢資助的慈善事業的施捨對象。這一特徵影響到學生、教師和管理人員。
收學費低的事實意味著，市立和州立的高等學校除了吸引許多想接受教育的、用功的學生外，還吸引了許多其他男女青年，他們來這裡是因為學費低，有住宿和伙食補貼，能同其他年青人在一起。對他們來說，上大學只不過是高中畢業但還沒有走上工作崗位時的一段令人愉快的歇息期。上課、考試和取得畢業分數並不是他們來上學的主要理由，而是他們為獲得其他好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由此而帶來的一個結果是退學率很高。例如，在國內公認的最好的州立大學之一，洛杉機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中，被錄取的學生中大約只有一半人完成整個大學的學業，而這在官辦大學中，畢業的比率還算是高的呢。當然，有些學生退學後又轉上了其他學校，但這隻對退學總人數產生很小的影響。
另一結果是，課堂上的氣氛往往使人感到壓抑，而不能激發學習的熱情。當然，各學校的情況並非千篇一律。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課程和教師。各個學校內用功的學生和盡職的教師總可以想辦法湊到一起，達到自己的目標。但是，同上述情況一樣，這隻能對所浪費的時間和稅款起很小的補償作用。
在市立和州立大學中，不僅有勤奮的學生，而且有優秀的教師。但是，在有名望的官辦學校中，對大學教師和管理人員的酬勞辦法是不利於那裡的教學的。教師們靠研究和出版成果來提升，管理人員靠從州立法機關那裡爭取到更多的撥款來擢升。結果，甚至最有名的州立大學，如洛杉磯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的威斯康星大學或密執安大學並不以其教學質量聞名。它們是以培養研究生的工作、科研工作和體育運動隊而出名的，這才是給它們帶來好處的地方。
私立大學的情況頗不相同。這些學校的學生需要付很高的學費，即使學費支付不了大部分教育費，也可以支付相當一部分教育費。所交學費來自家長、學生自己掙的錢、政府貸款以及獎學金。問題的重要意義在於，學生成了一等顧客；他們為得到的教育而付錢，因而他們想要得到與他們所付的錢價值相等的教育。
學校出售教育，學生購買它。同在大多數自由市場上的情形一樣，買賣雙方都受到強烈刺激來為對方服務。如果某一大學不能提供學生所指望的那種教育，他們就會上別的大學。學生想得到他們所付學費的全部價值。正如一位在頗負盛名的私立大學達特默思學院上學的學生所說：「當你想到修一門課程要花三十五美元，而又考慮到用這三十五美元能幹其他事情時，你肯定會專心致志地聽課。」
一個結果是，上私立大學的學生完成大學學業的人數，大大多於公立大學完成大學學業的人數。達特默思學院的畢業率為95％，而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畢業率僅為50％。達特默思學院的比率在私立大學中可能是較高的，正如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比率在官辦大學中也是較高的一樣。儘管如此，它們之間的差距也還是具有典型意義的。
從某一方面來說，這樣來談論私立院校是過於簡單了。除教育外，它們還出售另外兩種產品：紀念物和研究工作。個人和基金會捐贈了私立院校的大部分建築和教學設備，資助了教授職位和獎學金。大部分研究經費來自捐贈、聯邦政府的特別撥款或其他來源。捐贈者出錢，是因為他們想促進某件他們認為值得促進的事情；另外，以個人命名的建築、教授職位、獎學金也可以紀念某位個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它們稱為紀念物的原因。
出售教育和出售紀念物能夠結合在一起，說明自願合作具有被人們大大低估了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通過市場的作用可以利用人們自私自利的動機來為廣泛的社會目標服務。亨利·Ｍ·萊文在談到高等教育的籌資問題時寫到：「人們懷疑：這個市場是否會資助古典文學系或其他許多人文學科方面的教學計畫。這方面的教學活動可以促進文化知識的發展，而人們普遍認為，在我們的社會裡，文化知識的發展將廣泛地影響人民的生活質量。使這些活動維持下去的唯一途徑是靠直接的社會補貼。」這裡的所謂補貼指的是政府撥款。①萊文先生顯然是搞錯了。廣義上的市場，一直維持著私人機構的社會活動。正因為這些活動對整個社會有益，而不是只為捐贈人的眼前私利服務，才使得它們對捐贈人具有吸引力。假設某某太太想為其丈夫某某先生增添榮譽，那麼，她或別人是否會認為只委讓某一大型工業企業（這可能是這位先生的真正紀念物和對社會福利事業的真正貢獻）用這位先生的名字命名一座新建的工廠就行了呢？他們顯然不會這樣認為。另一方面，如果這位太太出資幫助。一所大學修建一座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圖書館或建築物，或資助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教授職位或獎學金，那就會真正被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