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總統選舉是美國政治上的分水嶺。爭取再次提名為共和黨候選人的赫伯特·胡佛面臨著嚴重的蕭條問題。數百萬人失業。排隊領取救濟食品，失業者站在街頭賣蘋果，成了這一時期的標準寫照。雖然責任是在獨立的聯邦儲備系統，是它的錯誤的金融政策使衰退變為災難性的蕭條，然而，作為一國元首的總統，也不能推卸責任。公眾喪失了對整個經濟體制的信心。人們感到絕望，需要得到一個能夠擺脫困境的保證。
民主黨候選人是具有超凡魅力的紐約州長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作為一位新人，他洋溢著希望和樂觀情緒。果然，他按老章程競選，許諾說要是他當選，將解決政府的浪費，平衡預算，並指責胡佛政府開支無度，聽任國家赤字上升。另外，在選舉前和就職前的交接班期間，羅斯福經常在奧爾巴尼的州長官邸與他的一夥被稱為「智囊」的顧問們碰頭。他們制定了羅斯福就職後要執行的措施，後來就形成羅斯福在接受民主黨候選人提名時，向美國人民保證要奉行的「新政」。
1932年的總統選舉，僅僅就其政治意義來講，也堪稱為分水嶺。在1860至1932年的七十二年中，共和黨執政五十六年，民主黨十六年。在1932到1980年的四十八年中，紀錄顛倒了過來，民主黨執政三十二年，共和黨十六年。
這次總統選舉還在一種更為重要的意義上是分水嶺。它標誌著在公眾眼中政府應有的作用和實際上賦予政府的作用的巨大變化。其變化之大可從一組簡單的統計數字中看出。自美利堅合眾國成立到1929年，各級政府的開支（包括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開支）除遇重大戰事，從未超過國民收入的12％。而且，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開支。聯邦的開支通常只佔國民收入的３％或更少。然而，自1933年起，政府開支從未低於國民收入的20％，而目前已超過40％，其中三分之二是聯邦政府的開支。不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冷戰或熱戰中度過的。然而自1946年以來，光是非國防開支就從未低於國民收入的16％，目前大約佔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僅聯邦政府開支一項就已超過國民總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光是非國防開支就已超過五分之一。靠這種方法，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聯邦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擴大了大約十倍。
羅斯福是在1933年3月4日，即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刻就任總統的。許多州宣布了銀行停業。羅斯福就職兩日後，下令關閉全國所有銀行。但是，羅斯福借就職演說的機會，向全國發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演說。他說：「我們唯一該恐慌的是恐慌本身。」接著。他就發起了一場狂熱的立法活動，即所謂國會特別會議「一百天」。
羅斯福的智囊團的成員，主要來自大學，特別是哥倫比亞大學。他們反映了在這以前已經在校園內的知識分子中間發生的變化，即從信仰個人負責、自由放任和權力分散的、有限的政府，轉到信仰社會負責和集權的、強有力的政府。他們認為，政府的職能在於保護個人不受不測風雲的影響，並根據「總的利益」來控制經濟活動，即便是需要政府來擁有和運用生產資料也罷。這兩條原則，早在愛德華·貝拉米1887年發表的著名小說《回顧》中就已提出來了。在那個烏托邦式的幻想小說中，有一位叫里普·范·溫克的人物。他一覺從1887年睡到2000年，醒來時發現世界變了樣。在「回顧」時，他的新同伴們向他解釋了那個令他吃驚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個預言的日期——的烏托邦是怎樣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苦難中出現的。那個烏托邦就包括了許諾「從搖籃到墳墓」（我們第一次碰上這個詞）的保險，以及詳盡的政府計畫，其中有一規定，所有的人有義務為國家服務一段時間。
①應該把出現這些詞語的整個句子引錄下來，因為它十分精確地描述了我們正在走的道路，並無意中暗示了由此造成的後果。原話是這樣說的：「再也沒有人為自己的未來或是兒女的未來擔心了，因為國家為每個公民一生擔了保，他們將得到良好的撫養和教育並將過舒適生活。」愛德華·貝拉米：《回顧》（紐約：現代叢書公司，1917年；1887年第1版），第7O頁。
羅斯福的顧問們都來自知識界，因而自然把這次蕭條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失敗，並認為，政府，特別是中央集權政府的積極干預才是對症良藥。仁慈的政府官員和無私的專家們，應當從狹隘、自私而又「保守的實業界巨頭」手裡接管他們濫用的權力。用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的話來說，「貨幣兌換商從我們文明聖殿的寶座上逃走了。」
顧問們在制定羅斯福的綱領時，不僅能從校園中，而且還從過去俾斯麥的德國、費邊的英國和介乎於二者之間的瑞典的經驗中得到借鑒。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產生的「新政」，明顯地反映了這些觀點。它包括一些旨在改革基本經濟結構的計畫。有些計畫在最高法院宣布它們為非法之後不得不放棄，最明顯的是放棄了建立國家復興署和農業調整署的計畫。其他計畫則照舊執行：建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在全國規定了最低工資限額。
「新政」還包括一些災禍保險計畫，主要有社會保險（老年和遺屬保險）、失業保險和政府補助。本章將論述這些措施及其後果。
「新政」還包括一些完全臨時性的計畫，以對付大蕭條帶來的緊急情況。這些計畫既然是政府計畫，因而毫不奇怪，其中一些臨時性計畫後來就變成了永久性計畫。
最重要的臨時性計畫有：「創造就業機會」（該計畫由工程進度管理署執行），利用失業青年改善國立公園和森林（該計畫由地方資源養護隊執行），以及聯邦政府直接向貧困者提供救濟。這些計畫的確發揮了作用。當時人們的情緒普遍都很沮喪，迅速採取某種行動來消除這種情緒，幫助陷於苦難中的人們並恢複公眾的希望和信念，是重要的。這些計畫制定得很倉促，無疑是不完善、不經濟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羅斯福政府在消除當時的沮喪情緒和恢複公眾信任方面，頗有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斷了「新政」，但同時大大加強了它的基礎。戰爭帶來了龐大的政府預算以及政府對具體經濟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控制：通過法令規定物價和工資，實行消費品配給，禁止某些民用品的生產，分配原料和成品，以及控制進出口。
失業現象的消滅，使美國成為「民主國家軍火庫」的戰爭物資的大量生產，以及使德國和日本無條件投降，所有這一切表明，同「無計畫的資本主義」相比，政府能夠更有效地管理經濟。戰後通過的主要法令之一是1946年的「就業法」。該法令表達了政府在維特「最大限度的就業、生產和購買力」方面的責任。這實際上是把凱恩斯的政策變成了法律。
戰爭對公眾態度的影響與蕭條所產生的影響極為相同。蕭條使人們相信資本主義有毛病；戰爭使人們相信中央集權的政府是有效的。其實，兩種結論都不正確。蕭條是由於政府的無能造成的，而不是由於私人企業。在戰爭中，為了一個壓倒一切的目的，政府可以暫時行使巨大的控制權。這個目的是幾乎全體公民所共有的，他們都樂於為它作出重大犧牲。而政府為促進含糊不清的所謂「公共利益」永久控制經濟，則是另一回事。這個「公共利益」是由公民們的多種多樣、各不相同的願望構成的。
戰爭結束時，中央規劃經濟似乎成了未來的潮流。其結果受到一些人的衷心歡迎，他們把它看作是一個新世界的黎明，大家將平等地分享富裕生活。其他人，包括我們在內，則是同樣衷心地感到恐懼。在我們看來，它是走向專制和苦難的轉折點。迄今為止，無論是前者的希望還是後者的恐懼，都沒有成為現實。
政府的作用擴大得多了。然而，這種擴大並沒有採取我們許多人曾經擔心的那種形式，即中央制定具體經濟計畫，並對工業、金融和商業實行愈來愈廣泛的國有化。人們根據以往的經驗不再制定具體的經濟計畫了，部分地是由於它未能成功地實現已宣布的目標，同時也是由於它與自由的原則相衝突。這種衝突明顯地表現在英國政府企圖支配人民就業上。公眾的反抗迫使政府放棄了這種企圖。英國、瑞典、法國和美國的國有化工業效率極其低下，虧損額極其巨大，以致今天只有少數頑固不化的馬克思主義者仍然認為進一步國有化是可取的。一度曾廣泛為人接受的，以為國有化能夠提高生產效率的幻想破滅了。誠然，現在政府有時仍然對個別部門和企業實行國有化，如美國的鐵路客運和部分貨運、英國的雪蘭汽車公司以及瑞典的鋼鐵業。但實行國有化的原因卻大不相同：有的是由於市場情況要求削減服務，但消費者希望予以保留，由政府補貼；有的是由於無利可圖的企業的工人害怕失業。甚至那些支持這種國有化的人們，也不過是將它看成是不得已的事情。
計畫和國有化的失敗，並沒有解除要求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