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關稅和對國際貿易的其他限制時，寫道：
「在每一個私人家庭的行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個大國的行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國能以比我們自己製造還便宜的商品供應我們，我們最好就用我們有利地使用自己產業生產出來的一部分產品向他們購買。」「在任何國家，人民大眾的利益總在於而且必然在於，向售價最廉的人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個命題是非常明白的，費心思去證明它，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情。如果沒有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為什麼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正相反。」①
①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8和66頁。
斯密的這些話，現在仍然同當時一樣正確。在國內和國外的貿易中，從售價最低的地方購買物品而向出價最高的地方出售物品，是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的。然而「自私自利的詭辯」卻導致出了各種各樣的限制，使我們買賣什麼、向誰買賣、以什麼條件買賣、僱用誰或為誰工作、住在哪裡以及吃什麼、喝什麼，總之，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亞當·斯密指責「商人和製造業者進行自私自利的詭辯」。在他那個時代，商人和製造業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現在他們有了許多同夥。的確，我們中間幾乎沒有哪個人不在這一或那一領域進行「自私自利的詭辯」。用波哥的不朽名言來說：「我們碰到了敵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責備「特殊利益」，但當「特殊利益」關係到我們自己的時候，就不責備了。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對自己有利的，對國家也有利——因而，我們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其最後結果是，各種約束和限制一起向我們湧來，使我們大家的處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這些限制，我們的處境反倒會好一些。為別人的「特殊利益」服務的措施給我們帶來的損失遠遠大於為我們「特殊利益」服務的措施給我們帶來的好處。
最明白的例子是國際貿易。某些生產者因關稅或其他限制所得到的好處，抵不上給其他生產者尤其是一般消費大眾造成的損失。自由貿易不僅能促進我們的物質福利，而且還能促進國家之間的和平與協調，鼓勵國內的競爭。
控制對外貿易會發展成控制國內貿易。它們會同經濟活動的各方面交錯在一起。這種控制經常受到辯護，認為是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特別是對於不發達國家來說，更是這樣。把1867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同1947年獨立後的印度作一比較，我們就能檢驗出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和其他例子一樣，這一比較說明，國內外的自由貿易是貧窮國家改善其人民生活的最好途徑。
近幾十年來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經濟控制，不僅限制了我們利用經濟資源的自由，而且也影響了我們在言論、出版和信仰等方面的自由。
國際貿易
人們常說，如果經濟學家意見不一致，那就一定是壞的經濟政策；相反，如果所有經濟學家意見一致，那就一定是好的經濟政策。經濟學家確實時常意見不一，但就國際貿易來說，情況卻不是這樣。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不管在其他問題上思想立場如何，在國際貿易這一問題上卻幾乎一致認為，自由貿易最符合各貿易國和整個世界的利益。可是各國都徵收關稅。僅有的幾個較為重要的例外是：1846年廢除穀物法後英國將近一個世紀的自由貿易、明治維新後日本的三十年的自由貿易和今天香港的自由貿易。美國在整個十九世紀一直徵收關稅，二十世紀，特別是1930年國會通過了斯穆特一霍利關稅法案後，美國進一步提高了關稅。有些學者認為，這個法案加重了大蕭條的嚴重程度。自那時以來，通過簽訂一系列國際協議，關稅有所削減，但目前仍然很高，也許高於十九世紀的水平。由於國際貿易中的項目種類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現在無法作精確的比較。
同以往一樣，現在仍有許多人支持徵收關稅，並美其名曰是為了「保護」國內工業。鋼鐵生產者和鋼鐵工人工會要求限制從日本進口鋼材。電視機生產者及工會則疏通國會議員，試圖用「自動協議」的辦法限制從日本、台灣或香港進口電視機和電視機零件。紡織品製造商、鞋類製造商、養牛業者、製糖業者和無數其他的人也都抱怨受到了來自外國的「不公平的」競爭，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保護」他們。當然，沒有哪一個集團在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基礎上提出這種要求。每個集團都講「總的利益」，講維持就業或加強國家安全的必要性。近來，在這些傳統的主張限制進口的理由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條理由，就是需要加強美元對馬克或日元的地位。
實行自由貿易的經濟理由
歷來很少聽到的是消費者的呼聲。近年來，所謂消費者特殊利益集團越來越多。但是，任你查遍報章雜誌或是國會作證記錄，也找不到任何記載，表明他們發起過對關稅或其他進口限制的集中攻擊，儘管消費者是這種限制的主要受害者。我們將在第七章里看到，那些自稱為消費者說話的人，關心的是別的事情。
個別消費者的呼聲，在工商業者及其僱員的一片「自私自利的詭辯」的吵嚷聲中被淹沒了。結果是把問題嚴重歪曲了。例如，主張徵收關稅的人認為，創造就業機會本身就是一個可取的目標，不管受雇者幹些什麼，而且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這顯然是錯誤的。如果我們需要的只是工作，我們可以創造任何數目的工作——例如，讓人挖坑再填上，或者做其他無用的事。工作有時候自身就是酬報。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是我們為取得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付出的代價。我們真正的目的不光是要有工作，而且要有生產性的工作——那些意味著將有更多的貨物和勞務供消費的工作。
另外一個很少受到駁斥的謬論是，出口好，進口不好。實際遠非如此。我們並不能吃、穿或享受輸出的貨物。相反，我們可以吃中美洲的香蕉，穿義大利的鞋，開德國的車，並在日本產的電視機上欣賞節目。我們從對外貿易中得益的是輸入。出口是我們為進口付出的代價。正如亞當·斯密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樣：一個國家的公民如果能為出口換回儘可能多的進口，或者為進口支付儘可能少的出口，那就可以從中得到好處。
我們所使用的使人產生誤解的字眼，反映了我們的一些概念性錯誤。「保護」實際上意味著剝削消費者。「貿易順差」的實際意義是出口超過進口，也就是說輸出貨物的總值超過輸入貨物的總值。在自己家裡，你一定願意少付多得，而不是相反，可是在對外貿易中，這卻被稱作「收支逆差」。
支持關稅的一個最得人心的論據，是所謂需要保護美國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使之免遭日本、朝鮮或香港的工人的「不公平的」競爭，因為這些工人願意為低得多的工資工作。這個論據錯在哪裡，難道我們不想保護我國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嗎？
這個論據的錯誤，在於濫用「高」工資和「低」工資這些字眼。高工資和低工資的真正含義是什麼？美國工人得到的是美元；日本工人得到的是日元。怎麼比較以美元支付的工資和以日元支付的工資呢？一美元合多少日元，它們之間的匯率由什麼來決定？
讓我們來看下面這樣一種極端的情況。先假設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這是多年間的實際匯率。按這個匯率，假定日本人能夠比我們在美國在比較少的美元生產和銷售各種東西——電視機、汽車、鋼鐵以至大豆、小麥、牛奶和冰淇淋。如果實行國際自由貿易，我們將試圖從日本購買我們的所有貨物。也許這就是為關稅辯護的人們所描繪的那種極端可怕的情景——日本貨泛濫成災而我們什麼也賣不出去。
在嚇得不知所措以前，先來進一步分析一下。我們怎樣來償付日本人呢，我們將給他們美鈔。他們拿了這些鈔票將幹什麼，我們上面假定，按三百六十日元對一美元的匯率，什麼東西都是在日本便宜，因此在美國市場上，沒有任何東西是他們想買的。如果日本出口商願意把美鈔燒了或是埋了，那於我們就太好了。我們可以用這些能夠大量地很便宜地製造出來的綠票子換得各種貨物。我們將有一種能夠想得出來的最了不起的出口工業。
自然，日本人事實上不會把有用的貨物賣給我們，換取無用的票子去燒掉或埋掉。他們同我們一樣，想為他們的工作得到一些實在的報酬。如果按三百六十對一的匯率，所有的貨物在日本比在美國便宜，出口商將試圖賣出他們手中的美元，將試圖按三百六十對一的比價賣掉它們，以購買便宜的日本貨。但是誰願意收購美元呢，不僅日本出口商想賣掉美元，日本的每一個人都會這樣。如果三百六十日元能夠在日本比一美元在美國多買到每一種東西的話，那麼，沒有一個人會願意拿三百六十日元換一美元。出口商發現沒有人願意按三百六十對一的比價買進美元，就會少要一些日元。於是美元的日元牌價就會下跌——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