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我們每一個人為了吃、穿、住，或乾脆為了享樂，消耗無數的貨物和勞務。我們想當然地認為，什麼時候我們要買這些東西，就能買到。我們從不停下來想一下，有多少人這樣那樣出了力，提供這些貨物和勞務。我們從不問一問自己，為什麼街角那個小店——或者現在的超級市場——的貨架上總有我們想買的東西，為什麼我們大多數人能夠掙到錢來購買這些貨物。
人們自然可以假設，一定有誰在發號施令，保證以「適當的」數量生產「適當的」產品，投放到「適當的」地方。這是一種協調大批人活動的方法，即軍隊的方法。在軍隊里，將軍下命令給上校，上校給少校，少校給中尉，中尉給軍士，軍士再下命令給士兵。
但是，完全靠這種方法或主要靠這種方法，只能指揮一個很小的集團。即使是最專斷的家長，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來控制家裡其他成員的每一行動。沒有哪一支龐大的軍隊能夠真正完全靠命令來統率。將軍顯然不可能掌握必要的情報來指揮最低級的士兵的每一行動。在指揮系統的每一級，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都必須注意考慮特殊情況，即考慮上級不可能了解的情況。指揮必須以自願的合作來補充——這種合作不那麼明顯可見，比較難於捉摸，但卻是協調大批人活動的最為基本的方法。
俄國是個典型的例子，是所謂典型的中央計畫經濟，它那巨大經濟被認為是靠命令來組織的。但這只是想像而並非事實。在經濟的每一層，都有自願的合作來補充中央計畫的不足或抵消它的硬性規定——有時是合法地進行，有時是非法地進行。①
①參看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國人》（紐約：方形叢書和紐約時報圖書公司，1976年）；並參著羅伯特·G．凱澤：《俄國：人民與權力》（紐約：阿瑟紐姆公司，1976年）。的因素，它運行的效率肯定還會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經驗悲劇性地說明，完全不要市場，會使人們付出多麼慘重的代價。
在農業方面，國營農場的全日工可以利用業餘時間在小塊自留地上種糧食、飼養牲畜，供自己用或在比較自由的市場上出售。這種自留地只佔全國農田總面積的不到百分之一，但據說提供了蘇聯全部農產品的將近三分之一（「據說」，這是因為大概有些國營農場的產品，暗中當作自留地的產品出售了）。
在勞動市場方面，個人很少受命去做特定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實際上沒有什麼指導。倒是用人單位為各種工作提出工資，而個人去求職，這同資本主義國家很相象。只要受雇，人們就可能被解僱，也可能主動辭掉工作而去從事自己所喜愛的工作。但實際上有許多限制影響了人們挑選工作的自由，而且法律也禁止任何人成為僱主。儘管如此，卻仍有許多地下工廠為商品齊全的黑市服務。靠強制來大規模地分配工人，乾脆就行不通；而且很明顯，要完全壓制私人經營活動也是辦不到的。
在蘇聯，各種工作的吸引力，常常取決它們能提供多少非法兼職的機會。莫斯科的居民碰到家裡什麼設備壞了，如果找國營的修理站，他可能得等幾個月才能得到修理。但他可以不這樣做，而去雇一個兼職的人——很可能就是在國營修理站工作的人。住戶的設備馬上就能修好，那個兼職的也可得到一些外快，真是兩全其美。
這種自發的市場因素雖然與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相抵觸，但卻獲得了很大發展，因為要消滅它們，代價太大。自留地是可以被禁止的，但人們一想起三十年代的饑荒，便感到不寒而慄。現在蘇聯的經濟已很難說是高效率的典範了。要不是有那些自發的因素，它運行的效率肯定還會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經驗悲劇性地說明，完全不要市場，會使人們付出多麼慘重的代價。
正如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完全按指揮原則運行那樣，也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完全通過自願的合作來運行。每一個社會都有一些指揮的成分。它們可採取多種形式。可以是直截了當的。如徵兵，禁止買賣鴉片或甜味素，法院禁止被告或要求被告採取某些行動；也可以是非常隱蔽的，如徵收重稅來勸阻人們吸煙——如果這不算命令的話，可以說是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一種暗示。
兩者如何攙合，關係極為重大。或是自願的交易基本上是地下活動，其發展是由於占支配地位的指揮成分過於死板城是自願的交易成為主要的組織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指揮成分的補充。地下的自願交易可以防止統制經濟崩潰，可以使它艱難地運行，甚至取得某些進展。對於主要以統制經濟為基礎的專制統治來說，它起不了什麼破壞作用。另一方面，自願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經濟內部就具有促進繁榮和人類自由的潛力。它也許在這兩方面不能完全發揮其潛力，但就我們所知，凡達到過繁榮和自由的社會，其主要組織形式都必然是自願交易。不過我們要趕緊補充一句：自願交易並不是達到繁榮和自由的充足條件。這至少是迄今為止的歷史教訓。許多以自願交易為主組織起來的社會並沒有達到繁榮或自由，雖然它們在這兩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獨裁社會大得多。但自願交易卻是繁榮和自由的必要條件。
通過自願交易進行合作
有一個有趣兒的故事，名叫「小鉛筆的家譜」①，非常形象地說明了自願的交易怎樣使千百萬人能夠互相合作。里德先生用「鉛筆——即所有能讀書會寫字的大人小孩都熟悉的普通木杆鉛筆」的口氣，異想天開地這樣開始講他的故事：「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怎麼造出來的。」然後他就講述製造鉛筆的前前後後。首先木頭來自一棵樹，「一棵長在北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的筆直的雪松。」把它砍倒，運到站台需要「鋸、卡車、繩子……和無數其他工具」。這些工具的製造過程涉及許多人和各種各樣的技能：「先採礦、鍊鋼，然後才能製造出鋸子、斧子和發動機；先得有人種麻，然後經過各道工序的加工，才製造出了又粗又結實的繩索；伐木場里要有床鋪和食堂，……伐木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裡面，就不知包含有多少人的勞動」
①載《自由人》雜誌；1958年12月。
接著，木料被運進木材加工廠，在那裡圓木被製成板條，然後把板條從加利福尼亞州運到威爾克斯巴勒，在那裡做成這支講這個故事的特定的鉛筆。但這還只是鉛筆的外皮，那個鉛心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鉛。它最初是從錫蘭開採出來的石墨，經過許多複雜的加工，最後才製成鉛筆的鉛心。
鉛筆頭上的那一圈金屬是黃銅。他說：「請想想看所有那些開採鋅礦和銅礦的人吧，想想看所有那些運用自己的技術把這些自然的產物做成閃亮的銅片的人吧。」
那個我們叫做擦子的東西在鉛筆製造業上叫「疙瘩」。一般以為那是橡皮的。但是里德先生告訴我們說，橡皮只用於結合的目的。起擦除作用的實際上是「硫化油膏」，這東西看起來象橡皮，其實是用荷屬東印度群島（即現在的印度尼西亞）產的菜子油和硫氯化物反應製成的。
講了這一大通之後，鉛筆說：「有哪個願意出來反駁我上面說過的那句話：地球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製造我？」
成千上萬參與制造鉛筆的人，沒有一個是因為自己需要鉛筆去干那一行的。他們中間有的人從未見過鉛筆，不知道它是幹什麼用的。每一個人都把他的工作看作是取得他所需要的貨物和勞務的方法———而這些貨物和勞務則是我們為了得到我們所要的鉛筆而生產的。每次我們到商店裡去買一支鉛筆，就是在用我們的一點點勞務去交換那製造鉛筆的成千上萬人的一小點勞務。
令人驚奇的是，沒有誰坐在中央辦公大樓里，號令那成千上萬的人，沒有憲兵隊來強制人們執行不曾發布過的命令，但竟然製造出了鉛筆。這些人居住在許多地方，講不同的語言，信不同的教，還可能互相仇視——但是這些區別全都不妨礙他們合作生產鉛筆。這是怎麼回事，亞當·斯密在二百年以前就給了我們答案。
價格的作用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闡述的主要思想，簡單得常常使人發生誤解：如果雙方的交換是自願的，那就只有在他們都相信可以從中得益時，才會做成交易。經濟上的謬論，大都是由於人們忽視了這個簡單的道理，而往往認為，就那麼一塊餅，一方要多得就必得犧牲另一方。
斯密的這一見解在兩個人之間的簡單交易中是容易理解的。但要懂得它怎麼能使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們合作來促進他們各自的利益，就困難多了。
價格制度就是這個機制，無須中央指導、無須人們相互對話或相互喜好，就能完成這個任務。你每天買鉛筆或麵包時，並不知道鉛筆是誰做的，麥子是誰種的，是白人還是黑人，是中國人還是印度人。價格制度使人們能夠在他們生活的某個方面和平地合作，而每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則各行其是。
亞當·斯密的天才的閃光在於他認識到，在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願交易中——簡單地說就是在自由市場上——出現的價格能夠協調千百萬人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