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論證了內部通訊通路的完整性乃是社會福利不可或缺的條件。這種內部通訊不僅目前經常地碰到自古以來就已存在的種種威脅，而且經常地碰到為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某些特殊嚴重的新問題。這些問題之一就是通訊的複雜性日益增加和它的費用日益昂貴。
一百五十年前，甚至是五十年前—一這是無關宏要的——世界上，特別是美國，充滿了種種小型報刊和出版物，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們作為講壇。在那個時候，地方編輯不象現在那樣地僅限於報道千篇一律的說教和地方上的流言蜚語，而是可只發表而且經常發表他個人意見的；他的意見不僅限於地方事務，而且談到了世界上的種種問題。
現在，由於印刷、紙張和辛迪加的費用日益昂貴，這種自我表現的自由已經變成這樣一種的奢侈品，以致新聞事業終於成為一字千金的藝術了。
就每一觀眾每看一場電影的費用來說，電影也許是最最便宜的，但合起來一算，它貴得如此驚人，以致難得有什麼電影值得大家冒險一觀，除非它們的成功是事先肯定了的。製片公司所關心的問題不在於一部電影是否能夠引起大批觀眾的濃厚興趣，而在於如何不使為數極少的人感到不稱心，從而他可民指望把片子暢銷無阻地交給各個電影院。
以上我所講的關於報刊和電影方面的情況，同樣適用於無線電和電視，甚至也適用於書籍的銷售。因此，我們是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里，按人分配的巨大的通訊量和不斷縮小的總的通訊量相衝突。我們越來越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標準化的、不痛不癢的和沒有內容的產品，就象麵包易的白麵包一樣，與其說它是為了食用價值而烤制的，不如說它是為了便於保存和出售等特性而烤制的。
這種情況基本上是現代通訊外在的不利條件，但是，還有一個從內部腐蝕它的不利條件同時存在著。這一不利條件是一種癌症，它使創造性受到限制和減弱。
在過去，願意獻身於藝術創作的青年，既可以徑直埋頭於創作之中，也可以通過一般的學校教育為自己作好準備，這種教育也許和他最後承擔起來的專業無關，但至少是他的各種才能和鑒賞力的嚴格鍛煉。現在呢，學習的道路大大地被堵塞起來了。我們的中、小學校比較重視的是形式化的課堂教育，而非真正學到某種東西的智力訓練；它們把一門科學課程或文學課程所需的許多艱苦的準備工作都推到大專學校里去了。
與此同時，好萊塢也發現到了其產品的標準化正是有才能的演員在話劇舞台上自然流露其演技的障礙。經常換演不同劇本的劇場差不多都停業了，其中有些變成了好萊塢演技的訓練班，但即使是這一部分的劇場也在慢慢地枯萎而死。我們年輕的、自稱自許的演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都是受過職業訓練的，但這不是在舞台上學到的，卻是在大學的演技課中學到的。在同辛迪加的作品競爭中，我們年輕的作家是很難堅持下去的，如果他們的第一次嘗試沒有成功，那他們就會走投無路，除非跑到大學裡去，據說那裡可以教他們如何寫作。因此，一向作為科學專家的活動基礎的較高學位，特別是高於一切的哲學博士學位，就愈來愈成為一切領域中的智力訓練的模型了。
老實說，藝術家、文學家和科學家之所以創作，應當是受到這樣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所驅使：即使他們的工作沒有報酬，他們也願意付出代價來取得從事這項工作的機會的。但是，我們是處在教育形式大大排擠掉教育內容的時代里，是處在教育內容正趨於日益淡薄的時代里。人們現在在取得較高學位和尋求一項可以看作文化方面的職業時，也許更多著眼於社會名氣，而非著眼於任何深刻的創造衝動。
考慮到有這麼一大批供應市場的半瓶醋，要給他們物色表面上冠冕堂皇的題材去做研究，就變成了迫不及待的問題了。按理講，他們應當自己給自己找題材的，但是，現代高等教育這一巨大企業處在這樣一種要求不高的氣氛下面是無法幫助他們做到這一點的。因此，不論是藝術方面的或是科學方面的創造性工作，本來開頭都應受到創造出某種新東西並公之於世的這種偉大願望的支配的，現在卻被追求哲學博士學位論文或類似的學徒式的手段這類形式方面的需要所代替了。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斷言：哲學博士學位論文應該是一個人科研工作中已經做到或終將要做到的最偉大的工作之一，這項工作應該等到他能夠全面闡述自己畢生的工作時才去寫它。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我只是認為：學位論文即使事實上不是一項如此艱巨的工作，那至少應當有意識地把它作為進行積極創造的門徑。天曉得還有多少要去解決的問題，還有多少要寫出的書和多少要譜出的音樂呀；可是，在完成這些創作的道路上，幾乎到處都是堆放著馬馬虎虎完成的工作，其中只有極少數是例外，十有八九都是缺乏不得不做的理由的。如果一位青年只是為了追求小說家的名氣，而非有話要說，那他寫出的第一部小說實在要令人作嘔；我們同樣受不了那些正確、雅緻但沒有血肉或靈魂的數學論文。我們尤其受不了那種紳土架子，因為它不僅給這些內容貧乏而且是馬馬虎虎完成的工作開闢了存在的可能性，而且採取了卑怯的狂妄態度，公開反對隨時隨地可能出現的在精力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競賽。
換言之，當存在著不需要通訊的通訊，這種通訊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使某人取得通訊傳道師的社會聲望和知識聲望時，那麼，消息的質量及其通訊價值就會象秤錘那樣筆直地降下來了。這就好比一部按照R．歌爾伯格（Rube Goldberg）的觀點而製造出來的機器一樣，它只是為了證明我們所不希望達到的種種目的可以用一部顯然完全不適於達到這些目的的機器來表示，除此以外，別無其他用途。在藝術之中，追求新事物以及尋找表現它們的新方法這個願望乃是一切生活和樂趣的源泉。然而，我們每天都會碰到一些事例，譬如說，在繪畫方面，畫家總是把自己牢牢拴在抽象藝術的新手法上面，顯得無意使用這些新手法來表現有趣而新穎的形式美，無意使用這些新手法去進行艱苦的鬥爭以反對庸俗和陳腐的傾向。並非藝術方面的一切墨守陳規者都是經院的藝術家。墨守陳規者也有其祖師爺的。任何一個學派都不能壟斷美。美，就象秩序一樣，會在這個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出現，但它只是局部的和暫時的戰鬥，用以反對熵增加的尼加拉。
我在這裡是帶著比較強烈的激動說出這番話的，我主要是為我們這些科學中的藝術家而非為通常所講的藝術家感到激動，因為我首先要講的乃是科學中所存在的問題。我們的大學偏愛與獨創精神相反的模仿性，偏愛庸俗、膚淺、可以大量複製而非新生有力的東西，偏愛無益的精確性、眼光短淺與方法的局限性而非普遍存在而又到處可以看到的新穎和優美——這都使我有時感到憤怒，也常常使我成到失望和悲傷。除此以外，我堅決主張：我們不僅要反對現代世界中由於通訊工具的種種困難而產生的宰割思想獨創性的現象（如我已經做過的），而且更要反對已經把獨創性連根砍除的那把斧頭，因為選定通訊作為自己進身之階的人們常常就是除通訊之外一無所知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