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趨，某些種類的機器和若干生命體，特別是比較高級的生命體，都能在過去經驗的基礎上來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從而達到反熵的特定目的。在這些比較高級形式的能夠進行通訊的有機體中，作為個體過去經驗的環境是能夠把個體的行為模式改變得在某種意義上更加有效地來對付其未來環境的。換言之，有機體並不象萊布尼茲鍾機式的單子那樣，同宇宙作預定的和諧，而是和宇宙及其未來的種種偶然性依據實際情況而尋求著新的平衡。它的現在不同於它的過去，而它的未來又不同於它的現在。在生命體中，就象在宇宙自身之中那樣，分毫不差的重複是絕對不可能的。就生命體和機器之間的類比而言，阿希貝博士的工作可能是我們目前對這個問題的最偉大的貢獻。學習，和比較簡單的反饋形式一樣，也是一種從未來看過去和從過去看未來有所不同的過程。關於顯然合目的的有機體這一整個概念（不論這概念是機械的、生物學的或是社會的），都是時間之流中具有特定方向的一根飛箭，而不是兩端都有箭頭的可以向著其中任一方向前進的線段。能學習的生物不是古代神話中的兩頭蛇，兩端都有頭，走哪兒去都無所謂。能學習的生物是從已知的過去走向未知的未來，而這未來是不能和過去互換的。
讓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來弄清反饋在學習方面的作用。當巴拿馬運河各水閘上的巨大控制室在工作著時，它們都是雙向的通訊中心。控制定不僅要發出信號以控制牽引機車的運轉、控制閘口的開和關、控制水門的開和關，而且，室里還擺滿了儀錶，它們除表示機車、閘口和水門已經收到它們的命令外，還要表示它們實際上已經有效地執行了這些命令。如果情況不是這樣，水閘管理人就會很快地想到也許有一部牽引機車停頓了，或是一艘巨噸級的軍艦衝進了水門，或是其他許多類似的不幸事件之一發生了。
控制原理不僅可以應用於巴拿馬運河的水閘，而且可見應用於國家、軍隊和個人。
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由於英國不慎之故，已經下達的命令未能使一支由英國本土指揮的從加拿大開來的英國軍隊和另一支從紐約開出的英國軍隊在沙拉托加會師，以致英國柏戈因（Burgoyne）部隊遭到慘敗，其實一個周密考慮好的雙向通訊程序就能避免這種情況。由此可知，行政官吏，不論是政府的、大學的或公司的，都應該參與雙向的通訊流，而不僅是從事自上到下的單向通訊。不然的話，上級官員就會發現他們的政策是建立在他們下屬對種種事實的全盤誤解上面了。再有，對於演說家講來，最困難的任務莫過於向一個毫無表情的聽眾講話了。戲院中熱烈鼓掌的目的，就其本質而言，就是要在演員心中引起一些雙向通訊的。
社會反饋這個問題對於社會學和人類學具有非常巨大的意義。人類社會的通訊模式極其多種多樣。有些社會，例如愛司基摩人那樣的社會，看來是沒有領袖制度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從屬關係也是很不顯著的，所以，這個社會團體的基礎只不過是在氣候和食物供應的非常特別的條件下謀求生存的共同願望而已。有些社會分成許多階層，在印度就可只找到這樣的社會，其中，二人之間的通訊手段受到自家門第和社會地位的嚴格限制。有些社會是由專制君主統治看，兩個臣民之間的每一關係都要從屬於君臣之間的關係。還有由領主和農奴構成的等級制度的封建社會，它們具有非常特殊的社會通訊技術。
我們大多數美國人都喜歡生活在相當輕鬆的社會團體中，在這樣的社會裡，個體之間和階級之間的通訊障礙不是太大的。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美國在通訊方面已經達到了這種理想。在白人至上還是全國大部分地區的信條的情況下，這個理想總是達不到的。
但是，這種限制多端、形式不定的民主，對於許多以效率作為最高理想的人們說來，甚至還是認為太無政府主義了。這些崇拜效率的人們喜歡讓每一個人從孩提時代起就在指定給他的社會軌道上活動，執行著束縛他就象奴隸之被束縛在泥土上面一樣的社會職能。
在美國的社會圖景中，存在著這些傾向，存在著這種對未知未來所蘊含的種種機會之否定，這是可恥的。由於這個緣故，許多人雖然一心一意依戀著這種永遠派定人們社會職能的秩序井然的國家，但若迫使他們公開承認這一點，那他們就會感到狼狽不堪了。他們只能以其行動來表示自己明顯的偏愛。可是這些行動也是夠明確突出的了。商人用一批唯命是從的人圍繞在自己周圍，從而使自己和他的僱員們隔離開來；或者，一個大研究所的領導人給每一屬員指定一個研究專題，但不給他獨立思考的權利，以免他超出這個專題的範圍並窺見研究工作的全部要領。這些都表明了他們所尊重的民主並非真正是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中的秩序。他們所嚮往的預先指定各人社會職能的秩序井然的國家，令人想起了萊布尼茲的自動機，它在通向偶然性的未來時，不會提供不可逆轉的活動，而這種活動卻是人的生活的真正條件。
在螞蟻社會中，每個成員都執行著各自特定的職能。其中也許還存在著專職的士兵階級。某些高度特殊化的個體執行著皇帝或皇后的職能。如果採用這種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的模式，那我們就會生活在法西斯的國家中，其中每一個體生來就命中注定了有著自己特定的職業：統治者永遠是統治者，士兵永遠是士兵，農民不外乎是農民，而工人則註定了是工人。
本章的主題之一就是指出：法西斯主義者之所以渴望用螞蟻社會作為模型來建立國家，乃是對螞蟻和人二者的本性都有嚴重的誤解所致。我願意指出，昆蟲的生理髮展自身決定了它在本質上是一個愚蠢的、不會學習的個體，註定了不能有任何較大程度的改變。我還願意表明，這些生理條件如何使昆蟲成為一種廉價的、可以大量生產的東西，不比一隻紙做的、用過一次就要扔掉的餡餅盤子具有更多的個體價值。在另一方面，我願意表明，人之所以能夠進行大量學習和研究工作（這差不多會佔去他的半生時間），乃是生理地裝備了這種能力的，而螞蟻則缺乏這種能力。多樣性和可能性乃是人的感官所固有的特性，而且它們確實是理解人的壯麗飛躍的關鍵所在，因為多樣性和可能性都是人的結構本身所特有的東西。
我們即使可以把人的遠遠超過螞蟻的優越性棄置不顧，用人做材料來組織一個螞蟻式的法西斯國家，但我確信這種做法乃是人的本性的貶值，從經濟上說，也是人所具有的巨大價值的浪費。我想，我是相信人類社會遠比螞蟻社會有用得多的；要是把人判定並限制在永遠重複執行同一職能的話，我擔心，他甚至不是一隻好螞蟻，更不用說是個好人了。那些想把我們按照恆定不變的個體職能和恆定不變的個體局限性這一方式組織起來的人，就是宣判了人類只該拿出遠低於一半的動力前進。他們把人的可能性差不多全部拋棄掉了，由於限制了我們可以適應未來偶然事件的種種方式，他們也就毀掉了我們在這個地球上可以相當長期地生存下去的機會。
現在讓我們回頭來討論一下螞蟻的個體結構中那些使螞蟻社會之所以成為非常特殊事物的局限性。這些局限性在螞蟻個體的解剖學和生理學上都有其深刻的根源。昆蟲和人二者都是呼吸空氣的生物形式，都是從水生動物的方便的生活條件經過漫長的時間而後過渡到受陸地限制的、要求極為嚴格的產物的代表。從水界到陸界的這種過渡，不論在什麼地方發生，都要引起呼吸系統、循環系統、有機體的機械支架以及成覺器官等等方面的根本改造。
陸生動物的軀體之在機械方面的增強是沿著幾條互不相關的道路前進的。大多數軟體動物的情況就跟某些其他生物群（它們雖然和軟體動物無關，但在基本特點上都具有類似於軟體動物的形式）的情況一樣，都是從外皮的某個部分分泌出一種無生命的、含鈣的組織體，叫做甲殼。這個東西從動物的早期階段起到它的生命結束止都在不斷地添加著。那些依螺旋形式發展的生物群只要用這個添加過程就足以說明它們。
如果甲殼對動物起到保護作用，而動物在其以後的階段中又長得相當大的話，那麼甲殼一定是一種非常可觀的負擔，僅能適用於蝸牛式的移動緩慢而生活安靜的陸生動物了。在其他帶殼的動物中，殼愈輕，負擔愈少，但與此同時，防衛的力量也就愈差。殼的構造具有沉重的力學負荷，它在陸生動物中只是一個不大的成就。
人自身代表著另外一個發展方向，這在所有脊椎動物中都可見看出；在無脊椎動物中，至少象鱟和章魚那樣高度發展的無脊椎動物也是標誌著這個方向的。在這一切的生物形式中，結締組織內部的某些部分凝聚起來了，不再是纖維狀的了，它們變成一種密集而堅硬的膠狀物。軀體的這些部分叫做軟骨，旨在附著那些有力的為動物活躍生命所需的肌肉。在高等脊椎動物中，這種原始軟骨質的骨骼起著臨時支架的作用，繼而代之的是更加堅硬的材料，叫做骨，它就更加合乎附著有力的肌肉的要求了。這些由骨或軟骨構成的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