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西的這一路上風波迭起，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的我對「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老話深信不疑，滿以為回家的旅途應該平安順利，事事如意，可誰料到：半夜12點半，我一路好夢做到了聖保羅，這一趟飛機是直飛的，既無一路停三次的痛苦，更無「空中大翻飛」的驚險，可當我懶洋洋地抬起手腕看時間時，腦海中頓時意識到了一個嚴峻的問題：我的下一趟班機1：10起飛、也就是說我只有40分鐘的時間拿行李、轉航班、換登機卡、過海關。萬一行李又「千呼萬喚不出來」，萬一海關旅客擁擠，萬一……一旦誤了這班機，接下來的航班都要跟我「Byebye」了。一想到這兒我忽然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像離了弦的箭一樣「嘈」地衝出了機艙。還好這回行李沒和我犯難，乖乖地在傳送帶上等著我認領。拉著大箱子的我滿大廳地轉悠，尋找大韓航空公司的專櫃。三更半夜的國際航班大廳也昏昏欲睡，很多專櫃都已大門緊閉，看到藍色的Korea Airline（大韓航空）的標誌，我加快步伐跑了過去。一盆冷水當頭澆來——它給我吃了個「閉門羹」。「這是什麼破航空公司，打算把我給扔了嗎？」我恨得咬牙切齒。隱約看到屋裡的燈光，我便肆無忌憚地扯開嗓門大喊：「I am a passenger，open the door please！」（我是乘客，快開門），幾分鐘後，一位睡眼惺松的韓國男士從門裡探出了腦袋。我向他揮了揮手中的機票，他做手勢讓我從後門走，於是我又拖著大行李箱繞過半個大廳從後門進了他的辦公室。「專櫃11點半就關門了，你怎麼才來？」他一邊幫助我換登機卡一邊頭也不抬地對我說：「所有的行李已經裝上飛機了，你的就自己帶著吧。…『什麼？？？」我不可思議地瞪圓了眼睛望著他，用手拍了拍地上那個巨大的行李箱：「你的意思是讓我把這個箱子帶到漢城？」「不，」他溫文爾雅地微笑著：「是香港。」看我還想爭辯什麼，他不緊不慢地指了指牆上的鐘：「小姐，還有十分鐘飛機就要關艙門了，你……」沒等他說完，我已背著大包拖著行李箱，「飛」出辦公室，以「生死時速」衝到了海關，在巴西學會的唯一的一句葡萄牙語幫了我大忙，我從一群人身邊擠過，重複著「謝謝」，擠到了海關大叔面前。他把我的護照前前後後翻了一遍，終於蓋上了大印，我連奔帶跑跳上飛機，兩分鐘後機艙的大門「砰」地關上了，驚魂未定的我氣喘吁吁——我差點就和它失之交臂了！漂亮的空中小姐禮貌的朝我微微鞠一躬，我當她是對我的長跑速度深表欽佩，她卻指了指我的行李箱：「對不起，您的行李應該託運。」我也彬彬有禮地朝她點點頭：「對不起我的行李遲到了無法託運。」小姐倒也通情達理，只是行李架實在放不下我那巨大的箱子，放在走道上又擋了別人的路。正好我前面有個空位，小姐便幫我把箱子暫時放了上去。我的箱老兄實在因禍得福——免費撈了個專座。
洛杉磯的機場里，我邂逅了一位白髮蒼蒼的台灣老人。十幾天沒說中文的我總算逮著了個「過把癮」的機會，海闊天空地跟他神侃起來。老人說：「對待台灣，大陸應該寬容一點嘛，就像母親對孩子一樣，孩子願意回來最好，不願意就隨他去。」我微笑著望著老人：「您一定也是作父親的，為父的心情應該有體會吧！我離家不過十幾天，爸爸媽媽就惦記得很。中國有句老話『兒行千里母擔擾』，孩子不在父母身邊，父母總是放心不下的。」老人很快便領悟了我話中的意思，他深思了一會兒，認真地點了點頭：「你說得有道理，有機會還是應該回去看看，至少也應多多聯繫。」臨分別時，他掏出紙筆，給我留下了他在台灣的地址和電話：「有機會，到台灣來玩。」「會的，我一定會的。」我緊緊握著手中的紙，充滿信心地對他說：「不用多久我一定會去。」
「你有一張中國男人的臉！」
登上由洛杉磯到漢城的飛機，我發現身邊多了一位英俊的韓國男士。他熱情地用韓語和我打招呼，知道純屬「對牛彈琴」後倒也毫不氣餒，從手提包中取出紙筆，用畫圖畫和我交流起來。我們一路談談笑笑，他偶爾用不大熟練的英文表達一下圖畫表達不清的內容。快到漢城時他對我說：「知道嗎，你有一張可愛的韓國女人的臉」。誰都知道韓國人和中國人在外貌上沒有區別，可我明明就是中國人，對他「如此恭維」自然不能接受，我用相同的口氣對他說：「知道嗎？你有一張帥氣的中國男人的臉。」「我？」他愣住了，忽然哈哈大笑起來，指了指我，「You，Clever！」（你很聰明），他拿起筆在紙上畫了起來，我湊上去一看——是一隻可愛的小刺蝟。
一擲千金香港夜
在飛機由漢城飛往香港的途中，我便有一種強烈的回家的感覺。半年前去香港算「出境」，而今天去香港便是「回國」了。我要在香港呆一夜，但我並不擔心——航空公司會提供住宿的。可就在自個兒家門口我卻當了一回「皮球」——「對不起，您的住宿應該由大韓提供。」上海東方航空公司的小姐在電腦啪啪地敲了幾下。「這裡沒有您的名字。「可我在漢城查詢過了，他們說應該貴公司負責。」「那他們一定弄錯了，您還沒上我們的飛機呢。」我無可奈何地拖著大行李尋找大韓的專櫃。好傢夥，它又給我吃了個「閉門羹」，這回任憑我把嗓子喊破，也沒人出來搭理我。我找到機場負責人——一位香港大學畢業的小姐，她告訴我整個飛機場的韓國工作人員都已走光了。我只好故伎重施說胃痛，想在醫務室勉強湊合一夜，可這回這招卻不靈了，小姐遞給我一瓶藥丸並告訴我留宿機場是不可能的。「不如你去住機場酒店。」她建議道。孤陋寡聞的我只當那是機場招待所，便樂顛顛地跟著小姐去了。「2300港幣！」接待的先生把鑰匙遞給我。「什麼？我只住一夜。」我疑心自己坐飛機坐糊塗了。「沒錯，您的行李我們已替您送到房間了。」無處可去的我只能從「保險口袋」里翻出老媽給我特備的「救命錢」——那是老爹老媽一個月的工資啊！上樓時我才瞥見酒店的招牌：「香港大富豪機場酒店」。大富豪？幾乎身無分文的我此刻又來勁了——好歹這一夜我是「大富豪」。走進掛著名畫。富麗堂皇的房間，我覺得無論如何也要好好享受一下，對得起那2300港幣。準備看電視，卻發現電視機上安然躺著一個計時器；想打個電話，電話機下壓著一張服務卡——線一接通便要按時計費；而這一些費用都不包括在那昂貴的2300港幣里。一種狠狠被「宰」了的心疼油然而生。算了，就當為香港經濟繁榮做點小小貢獻吧。
我只好用阿Q精神來安慰自己。我在浴室里仔細地查找了一番，總算沒看到小卡之類的玩意兒，這才放心地洗了一個熱水澡。睡至半夜，忽覺寒冷，房間里又找不著空調開關，於是只好裹著毯子饑寒交迫地度過了「一擲千金」的香港之夜。
公元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漂泊了半月，環繞了半個地球的我回到了起點——上海虹橋機場。第一次一個人出遠門就可謂歷盡艱難，而當被爸爸媽媽摟進懷裡的時候，我卻只說了一句——我回來了！
不知道是從哪兒響起了歌聲：「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到處都有明媚的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