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劍橋,與各色人等，諸如學界泰斗、政界要人的邂逅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學生剛來的時候會有這樣的經歷，在路上偶遇某位學術界泰斗或是政界名人，於是回到宿舍便興沖沖地問大家：猜猜我今天遇見誰了？讀了幾年書的學生便會見怪不怪地笑笑。劍橋，這本來就是個充滿傳奇的地方。上個月，北大來的同學在路上遇到了前來作講座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前幾天萍告訴我她應邀出席三一學院的晚宴，去了才曉得我們的文章中常引用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en， 居然就是三一學院的院長。Sen是印度人，1959年畢業於劍橋大學，他是第一位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的亞洲人。說來也是有趣，Sen原本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他的研究工作也大都是在哈佛進行的，可偏偏等他被聘到劍橋當院長才有了這諾貝爾獎得主的頭銜，這榮譽也就歸入劍橋的帳中，巧的是他恰好成為了三一學院第三十一位獲諾貝爾獎的學者。
不久之後，我自己也有了一次這樣的邂逅。國際關係學院的縉帶著嬌妻愛女同來劍橋，常常請我們一幫中國學生去他家改善伙食。他家住在劍橋南部，而我住在劍橋的西北角，去一趟便要穿越幾乎整個市區。聽起來嚇人，走路也不過四十分鐘罷了。在Trumpting Street 的時候。我忽然看到四位老者正從對面的街道向我走來。他們風度不凡，其中的一位老太太滿頭銀絲，卻穿著一件鮮紅的風衣，在瑟瑟的寒風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無法收住自己欣賞的目光，直到與他們幾乎相撞。我的步伐比較快，還沒來的及停下。他們四位居然先停下腳步，其中一位紳士彬彬有禮地做了一個「請」的姿勢，讓我先過。與劍橋的文明人相比，我真的是有幾分野蠻呢。這裡的街道上常常是車輛讓行人先過，男士讓女士先過，不小心擦身，便不斷地聽到對方說「sorry」。我不住地讚歎著年老的女性卻依然保持著獨特的優雅韻味云云。直到他們走遠，楊光微笑著問我：「你知道剛才給你讓路的人是誰嗎？」「誰？」我自然是不解。「他叫作衛奕信。」望著我迷茫的樣子，他道出謎底：「他是彭定康之前的香港總督，現在是Churchill學院的院長。這位總督，從前我在香港因為工作關係曾經見過的。 我就是這樣糊裡糊塗的人呢。初到劍橋時有些方面真是孩童般的無知，因為無知，倒也就輕輕鬆鬆，只是覺著哪兒都好看，什麼都有趣，不去深究。坐在三一的食堂里吃飯，看到一個英俊老頭的畫像，威武挺拔故作嚴肅的樣子，覺著好玩，後來才曉得老頭子原來是亨利八世，那個為了迎娶佳人脫離羅馬教廷的固執君主，那個殺了好幾個老婆的古怪暴君，當然也是這赫赫有名的三一學院的創建者。我不喜歡他，從此食慾也受了影響。
還有一回，被朋友們拉去Bent Street上的一家名叫「Eagle Bar」（老鷹酒吧）的小酒館喝東西。那房子十分古老，粗大的原木構成房架，分上下兩層，低矮狹窄。外牆粉白，衍木黑色裸露，是典型的鄉村老屋的樣子。大門也是原木無油漆、無修飾的，進門一個院子，隨意地擺著幾張桌凳，好像中國武俠小說里酒肆的擺設。我對這裡是不以為然的，不過是個破破的小酒館嘛。同行的友人卻是一副敬仰的神情：「這裡可是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地方。克里克和沃森就是在這裡喝酒時產生靈感，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模型。這項發現可是能夠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孟德爾的遺傳定律相媲美的科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呢！這兩個人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後來我在劍橋的圖書館裡讀到了沃森博士寫的《雙螺旋——發現DNA結構的故事》（The Double Helix-A Personal A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裡面無數次地提到了他們在Eagle Bar吃飯、談話的情景：
那天連續幾小時的緊張情緒，使我們無法繼續工作下去。克里克和我於是索性前往Eagle Bar。那兒晚餐剛開始供應，我們就坐下來為鮑林（Linus Pauling,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蛋白質生化學家，他測定了蛋白質分子結構，提出過DNA的a螺旋結構模型，可惜是錯的）的失敗幹了幾杯。我還一反常態，沒有點雪利酒，而是讓克里克替我要了杯威士忌。儘管我們成功的希望不大，但鮑林畢竟還沒有獲得諾貝爾獎金。……這種結構的發現，具有如此重大意義，決不容許草率從事。因此當克里克飛快地跑進Eagle Bar，用所有在場吃午飯的人都能聽得見的聲音宣布我們已經發現了生命的奧秘時，我多少感到有點不舒服。
讀了這本書才知道，這家不起眼的小酒館居然還和DNA的發現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我是好奇的，劍橋給了我太多的驚奇。在這兒住久了，對身邊的一草一木的典故也就瞭然於心。比如Jesus College（耶穌學院）里株株桑樹就是《失樂園》(The Lost Paradise)的作者英國著名詩人密爾頓當年讀書時親手摘種的。還有三一學院大門前那棵蘋果樹，矮矮的，但來頭可是不小，人稱「牛頓的蘋果樹」。這棵樹已經枯榮再植過許多次了，雖然並非是牛頓看蘋果落地悟出萬有引力定理的那棵，但確實是從牛頓的家鄉千里迢迢移植而來的。其實牛頓看蘋果落地的事兒也是子虛烏有的，不過是文人筆下一段浪漫的渲染罷了。他老人家不過是在一篇論文中舉了蘋果落地的例子，並說到蘋果為什麼不往上飛。他潛心研究的結果是：宇宙中諸物體均受宇宙中它物體之吸引。並推導出了萬有引力定律公式，由此又創立了微積分學，奠定了力學的基礎。所有這些成就的取得，他只花了短短一年半的時間，難怪他被譽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天才」，僅僅２６歲就獲得了劍橋教授的席位。
劍橋自由的學術風氣與嚴謹的治學傳統造就了大量的傑出人才。在這樣的環境里求學生活，我真正覺著自己的平凡和普通。一家權威的調查機構評選出了過去的1000年里十位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大師，其中三位就出自於劍橋，他們是自然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數學家伊薩克.牛頓，天體物理學家史蒂芬斯.霍金。僅以１９０１年開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劍橋就出了６０多位，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所大學都無法望其項背的。據說在三一學院舉行的一次宴會上，一位法國大使正口若懸河地稱頌法國先進、完美的教育體制，曾經擔任英國外交大臣德伯特勒勛爵笑容滿面地走上來和他碰杯。就在酒杯碰撞的那一剎那，勛爵詼諧地說：「親愛的大使，您知道么？就是在這樣的一所小小的學院里產生的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比您整個國家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還要多呢！」法國大使無言以對。除了諾貝爾獎得主之外，劍橋還出過許多著名的政治家，如李光耀、貝.布托、尼赫魯、拉.甘地、拉赫曼等。還有詩人、文學家如斯賓塞、密爾頓、華茲華斯、拜倫等，以及哲學大師羅素、經濟學家凱恩斯，他們就如燦爛的繁星，布滿了劍橋的學術天空。
然而，真正讓我有興趣的並非這些偉大人物的學術研究或是政壇起伏，而是他們在生活中平凡瑣碎的軼事。讓我敬佩的並非他們顯赫的聲望，而是他們平和自然的生命態度。在我看來，一個人的生活狀態比他的豐功偉績更能反映他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本質。當三位法國人在同一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法國政府宣布放假，給了全國的小學生一天的假期。而當艾倫.克盧格在劍橋大學的分子生物實驗室里接到電話，獲悉自己被授予1982年度諾貝爾化學獎的時候，他只是高興地揮動著雙臂歡呼：「噢，我買得起一輛新的自行車了！」 牛頓在取得輝煌的成就後也只是淡淡地說：「如果說我所見的比笛卡兒要遠一點，那就是因為我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緣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en已經離開祖國多年，但至今仍然保持印度國籍，過海關時仍然要辦各種繁瑣的手續。多種疾病纏身的他在經濟學研究領域鍥而不捨地默默耕耘，生活卻依舊質樸平凡。他愛去三一學院對面的「Heffers」書店，還會和購書的學生聊上幾句，在市中心的自由市場也常能見到他的身影。「為人不張揚」這並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基本的風格、性格和人格。劍橋是個奇特的地方，它能使一位偉大的人物變得普通，也能使一位普通的人物變得偉大。
來劍橋前，我的骨子裡還是殘留著幾分幼稚的驕傲的。年輕的我常會沒緣故地非常快樂，想著我正年輕，高跟鞋敲在大道上，一步是一步。青春呵，即使是什麼內容都沒有，也這樣光是不勝自喜就夠了。況且，年輕的我曾活在那麼多的掌聲、榮譽和光環里。那時真的小，十來歲的年紀，就要應付媒體鋪天蓋地的訪問。和朋友在院里打羽毛球，被放學的孩子圍住簽名，一簽就是好幾個小時。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我可以這樣子。多少封的來信，都那樣羨慕，那樣崇拜，讓你一不小心就以為自己是這世界上最可愛最不凡的人兒。仔細想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