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當年到復旦報到的第二天就和室友相約到學校的大門前合影留念，在毛澤東親筆題寫的「復旦大學」的校匾下，我們六個女孩子笑得甜美燦爛。剛到劍橋的頭幾天，我琢磨著也該去這所世界名校的正門前拍張照片，給遠在異鄉的老爸老媽寄去。我拿著地圖在小鎮上兜了好幾圈，卻怎麼也找不到校門。萬般無奈之下，我只好去問我們學院的Porter（門防值班人員）：Where is the entrao the Uy of Cambridge? （劍橋大學的入口究竟在哪裡？）他呵呵地笑了：There is rao this uy. （這所大學壓根兒沒入口）。看著我滿臉疑惑的樣子，他解釋給我聽：原來在劍橋這個小鎮上是找不到具體的劍橋大學的位置的。這是一所沒有大門的學校，它的31個學院，60多個學部，分散在劍橋小鎮的不同地方。由於大部分的學院在劍河的兩畔，所以沿河的一帶就叫做「劍橋後院」。劍橋大學沒有圍牆，它是一座完全開放的大學。
在這所開放的大學裡有31個相對獨立的機構，叫做「學院」。這些學院，規模大小不一。比較大的有：三一學院、國王學院、皇后學院等，一般老師逾百，學生近千；小的有魯茜、開溫第士等，老師不過三打，學生也不過百餘。不同的學院雖然各自都有著顯赫的歷史，風格獨特的建築和驕人的傳統，但它們同時卻又是大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學院制(collegiate system) 是劍橋的一大特色。劍橋大學不只是一大群系(faculty)的組合，更是一大群學院(college)的結合。正因為她是由學院結合而成的聯邦團體，所以也被稱作「學院式的劍橋」(collegiate Cambridge)。「系」和「學院」在劍橋是完全不同的組織。「系」就是不同專業的學生讀書作研究的地方,而學院其實就是學生生活居住的地方。學生則同時具有大學和學院的雙重身份，既被各系挑選，也被各個學院挑選。像我，就是經濟系發展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同時也是St. Edmund』s 學院的一員，平日里吃、住、娛樂都在這所學院。
「學院制」與劍橋古老的宗教傳統密切相關。這一制度最早是由法國巴黎大學創立的，劍橋步牛津後塵也採用了這一管理形式。劍橋的第一所學院Peter House建於1284年。當時，在劍橋的學者都是些流浪漢，他們只要跟上一位大學認定的教師（master）便算取得劍橋大學的入學資格。教師學生都住在「堂」（hall）里。所謂hall不外是師生自租的客棧，得到大學的承認，並予以督管。到了 1284年，衣黎（Ely）主教 High de Balsham將一批窮學生收容到聖彼得（St．Peter）教堂附近的兩個客棧中，並訂立了規矩。劍橋第一個學院就這麼成立了。早期學院是由教會設立的，雖然說不是寺院，但其規章制度之嚴峻則確實有中古寺院的「清規」氣味，目的是要把學生的流氓氣掃除凈盡，使學術開始「文明化」。到15世紀，學院在劍橋已生根，成為強有力的組織。但那時它不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地方，只是老少「居息一堂」的場合。教學向來是大學的職權，可是到了16世紀以後，特別是18世紀，大學的教學功能逐漸轉移到學院手中，大學差不多隻剩下頒給學位的權利。長期以來，學院得到皇室教會的眷愛，財源豐富，而大學則相形見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由於現代科學教育需要龐大的經費支持，絕非任何單一的學院所能負擔，因此國家開始大力支持大學的發展，大學的經費不但有了穩定的著落，而且也成為劍橋大學主要的經濟來源。在今天的劍橋，大學與學院雖然相輔相成，卻是不同的實體，在經濟上也是獨立的。大學是公有制，由國家撥款，學校的教學設備以及教師的薪水都由大學提供；而學院則為私有，自謀生路，自負盈虧。大學負責研究生的招生，學院則負責本科生的招生，但數量要由大學統一規劃。
不理解劍橋的宗教歷史，就難免對大學與學院之間的關係摸不著頭腦。我來劍橋之前對於「學院制」也是一無所知的。在填寫大學的申請表格時，我就在選擇學院的這一欄里，勾了「聽從安排」這一項。作為一名中國學生，我只聽說過經濟學院、管理學院、新聞學院，哪裡聽聞過什麼皇后學院、國王學院、丘吉爾學院？我的一個學教育的台灣朋友更逗，專門給招生辦寫了一封信：「你們提供的學院名稱古怪，不知道是教什麼的。我來劍橋打算攻讀教育學碩士，你們自然應該知道把我安排在哪一個學院。」弄得招生老師啼笑皆非。因為我們的無知，錯過了挑選學院的機會，只能被隨機安排了。我所在的St. Edmund』s 學院建立於1896年，雖然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可在劍橋的學院中也算是較新的了。學院不大，也就百餘人吧，裡面的服務人員卻十分友善，偶爾碰到，竟然可以準確地叫出你的名字。
不同學院的貧富、學風、傳統以及外貌上各不相同，但是它們的建築格局和組織結構倒是大同小異。從建築上來說，每個學院都擁有一個大而氣派的食堂（老師和學生一同用餐是中古寺院生活遺留下來的傳統），總有一個美崙美奐的院士休息室(bination room, 我們簡稱其為CR)，這是劍橋的Don（老師）飲酒、喝咖啡、讀報紙、較量「嘴上功夫」的地方。當然禮拜堂也是個個學院不可缺少的建築（這也最能體現中古時期遺留下的宗教精神），再則就是圖書館、酒窖和花園了。
學院的好處在於，它不是以某一學科為核心的學術機構，而是一種打破學科界限的學生的組織機構。在這裡，不同學術背景的同學一起生活，有利於學科之間的交流與碰撞。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交流當中，他們不僅可以相互吸收彼此間的知識，更為重要的是融合了彼此之間分析問題的思維方式。以著述《中國科學技術史》聞名於世的劍橋大師李約瑟曾這樣描述：「你也許是一位學習英國文學的英國青年，同對面房間學生物化學的愛爾蘭人相善，同樓上宿舍學法律的奈及利亞人和學神學的蘇格蘭人友好。可以說，劍橋每一個學院，都是由學系不同、社會出身不同、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這些學院將整個劍橋大學變成一個奇妙的熔爐。」 許多改變世界的思想就是在這樣的熔爐里產生的。英國偉大的哲學家羅素在劍橋的求學歷程就是最好的例證。
羅素於１８９０年進入劍橋大學以後，２０世紀的大人物們一一與他在這裡碰面。在劍橋第一周，他與同學桑格的交談是這樣開始的：「我看見你有德雷帕的《歐洲心智的發展》，這本書很好。」桑格回答道：「你是我遇見的人當中，第一個知道這本書的。」半小時後，他們成為終生密友。桑格後來成為著名的法學家、經濟學家。 羅素的另一位劍橋好友西奧多使他對自由貿易產生了興趣，西奧多後來成為了數位財政大臣的私人秘書。而西奧多的哥哥克朗普頓在學院的樓梯處沖羅素背誦布萊克的詩句，感動得羅素目眩神迷。羅素的同學中還有後來的哲學家麥克塔格特和穆爾，前者讓羅素成為黑格爾主義者，後者讓羅素擺脫黑格爾。在劍橋，羅素還遇到了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羅素說同這位智力超一流的人辯論，自己像是一個冒著生命危險的傻瓜。像所有大學生一樣，羅素對老師們的授課並不在乎，而是更看重同學間的腦力激蕩。這樣的交流與碰撞點燃了他的思想火花，使這個平凡的劍橋學子最終成長為思想界的巨擘。
正是意識到了學生之間互相影響所產生的巨大力量，每一個學院都盡其所能地為學生的交流互動創造各種條件。比如在住宿的安排上，一般都會讓不同背景的學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多元化的學生群體」這本來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可當我到了劍橋放下行李時，這個抽象的概念就生動地展現在眼前。我到劍橋住的第一個house里住著三個攻讀博士學位的男生：一個讀物理的美國人，一個讀化學的紐西蘭人，還有一個讀材料科學的祖國同胞。後來我又搬過一次家，還是和三個男生（帥哥）住在同一屋檐下，蘇格蘭的Simon讀的是管理學，俄羅斯的Roman讀的是電子工程，楊光和我一樣——都是中國人，都是讀發展經濟學的。由於文化背景不同，住在一起別有趣味：Simon是個機靈活躍的小夥子，熱衷於用他那難懂的蘇格蘭英語向我們大力介紹蘇格蘭文化，還穿著短裙向我們展示愛丁堡男性的時尚，他的房間總是會傳出鬧騰的搖滾樂；Roman高高大大，穿著裝扮就像我國六十年代的工人兄弟。他不善言語，但偶爾高興了，就會在屋裡哼上幾首俄語歌曲或者教給我們幾句俄語。楊光歲數最大，酷愛讀書，他有一個特別的習慣：一邊吃飯，一邊讀《史記》。他的刻苦精神讓Simon和Roman佩服不已，只是他倆不明白中國人書上的字怎麼是豎排的？生活中我們的不同難以細數，但這些區別其實只是表面的。我們四個人平時常常會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