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時代竇武與陳蕃，兩個有名的人，以及明朝的有些大臣，硬是不賣帳，結果還是死在這班宦官手裡，那麼照前面的理由看起來，竇武、陳蕃這些人做得不對了嗎？
范曄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山且)(山危)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道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可謂萬代一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也。
這段還是引敘范曄的話，來答覆前面的問題。讀過諸葛亮的《出師表》，就會知道漢桓帝、漢靈帝這兩個皇帝了。《出師表》上提到劉備最難過、最痛恨的，就是他這兩位老祖宗。這兩位漢代皇帝，和宋代的徽宗、欽宗父子一樣。宋徽宗做一個藝術家蠻好的，他的繪圖、書法都很好，可是命苦，當了皇帝就非變成俘虜不可。
范曄所說這個歷史的故事，舉出竇武和陳蕃這兩位後漢的名臣。當時發生了黨禍，他們兩人想挽回時代的風氣，但是陳蕃卻因竇武的黨禍案子而犧牲了。這裡范曄的論點是說，在桓靈這個時代，像陳蕃這種人，學問好，有見解，有人品，知識分子個個仰慕他，他個人所標榜的，已經樹立了風氣、聲望，成為一個標竿。對當時昏頭昏腦過日子的世俗抗議，他的那種思想、影響力，在最危險的社會風氣中、政治風浪中，像跑馬一樣，和那些明知道不對而又不敢說話的懦夫爭衡，結果把生命賠進去了。以他的聰明學問，並不是不能做到潔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他不願意這樣做。因為他想要提倡倫理道德，人類的社會就要有是非善惡，他悲們當時世界上的人，一些知識分子，看到時代不對了，儘管反感極了，而只是離開世俗，明哲保身，逃避現實，沒有悲天憫人之意，人倫之道就完了。所以他反對這些退隱的人，認為退隱不是人生的道理，於是他有機會可以退開，他還不走，而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以仁心為己任，明知道這條路是很遙遠的，還是非常奮發、堅定，所以一碰到政治上有改變的機會，就幫忙竇武，而把命賠上了。這樣的死，是非常值得的，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把時間拉長，把空間放大。他這生命的價值，在於精神的生命不死，萬代都要受人景仰，雖然他沒有成功，但是他的精神、正義足以作為這個世界的中心。
議曰：此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
這裡的結論是，當覺得死了比活著更有價值，這個時候惟有犧牲自己。這是理論，這種理論想要真正變成自己的思想和觀念，則並不簡單。能在必要的時候付諸實施，更是難之又難。
上面的這些歷史故事，都是說「臣行」的，所謂臣行，也就是人臣的自處與處事之道。一個人做事對自己的立場要認識清楚。
下面繼續提出臧洪死張超之難的故事，討論他是不是可稱為義？臧洪死張超之難故事的原文，在這段文章的後面，用括弧引述出來了。我們必須先了解這個歷史故事的實際經過情形，然後再說它的道理。在這裡大家一定會奇怪古人寫文章為什麼這麼彆扭，把論理的文字，寫在前面，而把所討論的歷史故事，寫在後面。這是因為古人認為這些歷史故事，每一個讀書人都知道了，假使先敘述故事，再論道理，在古代認為這是丟人的事，甚至認為作者看不起人，好像表示別人對歷史都不懂，只有他懂似的。因為中國古代讀書人，大多都對歷史典故很熟。現在可不同了，一般寫論文，都是東抄西抄一大堆，寫出來的意見，不是作者的，而是抄來的。這是古今之不同。其次，古人有時引述的歷史故事，在文章中等於現在文體的註解，所以放在正文的後面，這是我們對於古今文體需要了解的地方。我們是現代人，就走現代的路線，從後面讀起，先把這段歷史故事了解，等一下再回過來看它對這個故事的評論。
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及曹操國張超於雍丘，洪聞起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
這是三國時的事。廣陵是現在的江蘇揚州一帶。張超是當地的太守，他把地方的政事交給了臧洪，後來袁紹也和他做朋友。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現今河南杞縣）這個地方，把張超包圍起來。臧洪聽到這個消息，因為張超是他的朋友，又是長官，所以就光著腳，哭著到處替張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時因為袁紹是朋友，也向袁紹求救兵，可是袁紹沒有理他。結果張超被曹操消滅了，全族都被殺了。臧洪就為這一件事情恨透了袁紹，而和他絕交了。朋友變成了冤家，於是袁紹又興兵圍攻臧洪，破城以後，臧洪也被殺掉了。
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
後來一般人討論這件事，就認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頭腦不清楚，當三國那個時代，正是所謂縱橫時代，等於戰國時候一樣，是沒有道義的社會，談不到要為哪一個盡道義，立身於社會中，對當時的環境看不清楚，在縱橫的時代，而去講道德、講仁義，亂世中去講太平時候的高論，當然搞不好，這就是所謂：「居今之時，行古之道，殆矣！」在現在的時代，要想實行三代以上的禮樂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並不呆板，他教我們要趕上時代。「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世。」就是對臧洪的結論，這樣做，如果想立功、立業，救時代、救社會，是辦不到的。
現在再回過來看《長短經》的作者，對臧洪這件歷史故事的評論，他首先提出問題：
……
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
假定有人問臧洪這樣為張起而死，夠不夠得上是義氣？於是他引用范曄的話：
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許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纖倒懸之會，忿悄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
范曄是說，曹操圍攻雍丘，消滅張超，當時臧洪為了朋友，到處請兵，可以說是一種壯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號哭的行為真值得同情。因為英雄豪傑，在某種環境之下，對於是非善惡的取捨，與普通一般人的講究仁義，在心理上是兩樣的，（讀古書到這裡，要想一下，為什麼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我們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的名言，「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為了達到最高的主義，最高的理想，有時候內心儘管痛苦，也不得不作些小的犧牲。在平時作人也如此，假定現在朋友、同事之間，家庭有了困難，即使下雨下雪，沒船沒車，走路也得趕去幫忙。但到了一個非常的時候，自己有大的任務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顧全這個朋友之間道義的小節了。所以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浸浸然，小人哉！」這個話就很妙了。孔、孟之道，總是教人忠信，講話一定兌現，做事一定要有結果，面孔子卻又說，這樣事事固執守信的，只是小人。這麼說來，是不是言不必行，講的話，過去了就算了嗎？並不是這個意思。讀書最怕如此斷章取義，必須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這幾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說，大丈夫成大功，立大業，處大事，有個遠大的目標必須要完成的時候，有時就不能拘這些小節，小節只是個人應做的事。如為國家民族做更大的事，個人小節上顧不到，乃至挨別人的罵，也只好如此。
另外一個觀念：
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
在三國的時候，袁紹、曹操、張超這一班人，和任何亂世時代，據兵割地稱雄的人，都是一樣，有時雙方和平訂約了，有時候雙方又打起來，也和我們現代的國際局勢一樣，這是個非常時期。每逢一個非常時期，不要以為國際之間有道義信用，實際上都是在作戰，利害相同就結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了。每個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盤，只要形勢上有需要，利害上有關係就做，這是當然的情形。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如果這一點看不清楚，而去與人講道義，就只有把命賠進去了。更何況，像三國時候，那種地方軍閥互相割據的戰爭局面下，雍丘是一個非常危險、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張超被曹操毀了，以為袁紹也是朋友，去請袁紹幫忙，卻不知道曹操與袁紹之間，因為利害的關係，已經結合了。這就是說臧洪的頭腦不夠，對時勢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這工作？他想借袁紹的兵，把曹操打垮，這是很危險的。像吳三桂借滿清的兵打李自成，結果就成了滿人的天下。再以中國的軍事哲學——《孫子兵法》的思想來講，不冷靜地先求「謀攻」的關鍵，只是感情用事，以個人忿恨的私見，影響到作戰的決策，頭腦就昏了，心理上情緒的悲哀、怨恨，是軍事學上的大忌諱。這不只是限于軍事，在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