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懾，人畏懾則變故出。——反明罰也。明察則人擾，人擾則人徙，人徙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惡；不知所歸，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晉劉頌曰：凡監司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志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許在不犯之地，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以治而亂也。
這是引用姜太公的話，就明罰、暗察、明賞等三明的反面而談治亂。
明罰，是說刑罰，管理得太嚴，動不動就罰。罰得嚴厲，大家都怕，但不要以為怕就可以嚇住人，老子就提過這個原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到了某一個時候，並不怕死的，所以過分使人怕，反而容易出毛病，容易發生變亂。
明察，凡事都對人看得很清楚，調查得很清楚。這就使人感覺到被擾亂、受干涉，為了避免干涉，於是逃避遷走了，不安其處，也容易形成社會的變亂，所以明察也有反的一面效果，因此中國的政治，過去總講厚道，要寬容一點。
明賞，動不動就獎勵，這樣好不好？獎勵過頭了也不好，人的慾望不會滿足的，愈來愈不滿足，一不滿足就會發生怨恨了，最後便變成仇敵了。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對於幹部的統率管理，能夠做到沒有好惡，過太平日子，達到平安兩個字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太平。
換句話說，反經告訴我們，任何一個辦法，正反兩端，有如天平一樣：只要有一端高一點，另一端就低一點，不能平衡，問題就出來了。
最後引用晉朝名臣劉頌的話作這五個反面的結論。劉頌說：政府中負有監督責任的人，為什麼只注意大的地方，而對於一些小的地方不去注意，因為每個人小的過錯，偶然的缺點，或者忘記事情，這是人的常情，在所難免的，這不能算是犯了法，不應該將這類事情，列在不可違反的範圍，而糾正處罰他，否則的話，政府機構和社會上，就不會有一個稱得上標準的人了。這樣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為要求得太過分，反而造成了亂源。在一個單位中，領導的人，自己做到清廉，自己沒有嗜好，是可以的，但要求部下，每個人都和自己一樣，這就不行了，這就是「以治而亂」了。
專權與嫉妒
晏子曰：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妒。——反忠孝也。《呂氏春秋》曰：夫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婦擅夫，眾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而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軸輳，莫得專君焉。
忠臣孝子，這是最了不起的人格標準，但也不能過分，過分就是毛病。所以齊國的名相晏嬰，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經說過，一個好的幹部，固然對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過就變成專權了。就是說一切都要經過這一個幹部，容易形成這個幹部的專權，那就太過分了，兩三個兄弟，都要當孝子，其中一個要特別孝，那麼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時候，有幾個太太，其中一個獨擅專房，不能容納別人，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過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所以呂不韋著的《呂氏春秋》（呂不韋這位秦始皇的父親，原來是做生意的，後來把人家的國家都換給自己兒子，這是生意做得最大的了。他著了一本書《呂氏春秋》，實際上不是他自己作的，是他的智囊團們，把中國文化中雜家的學問收集起來編著的。書成以後公布，有誰能更改其中的一個字而改得更好的，就賞千金，公布了幾個月，也沒有人去改一個字，這固然是呂不韋的地位太高了，大家不敢去改，而事實上這部書是有內容的，我主張大家要讀。它也是中國雜家之學的大成，雜家可不一定是壞的，正的反的，好的壞的，包羅萬象，叫作雜學）書中說宇宙萬物滋生靠陰陽，它生長了高麗參可以補人，也生長了毒草可以害人，並不偏向只生長一類。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這就是天地無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當領袖的人，萬民之主，不能為了一個人而偏私，申子（戰國時韓國人，名不害，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為法家之祖）也說，一個女人獨佔了丈夫，在多委制的時代，其他的太太，一定發生搗亂的行為。家庭如此，國家也如此，一個臣子「專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於部都被遮蓋了，所以專寵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專君之臣容易破國。所以一個高明的領導人，對於部下，不能只偏愛一人，偏聽一個人的意見，也不專權任用一個人，凡事大家一起來，像古代車輪的支杆，一起都動，於是就不會有專君的現象了。
文武兼資論
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使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吳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眾好勇，以喪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訓。故臨敵而不進，無違於恭。殭屍而哀之，無及於仁矣。《鈴經》曰：文中多武，可以輔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可任軍事；文武兼闕，不可征伐。
這裡引用韓非子的話，我們知道韓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場，以法家的觀點，認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對社會人群，都沒有貢獻，一定要法治的社會才對，所以他有這兩句名言，「儒以文亂法，快以武犯禁。」知識分子，讀書人（儒在這裡不是專指儒家）學問又好，又會寫文章，文章寫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會辯論，於是以文學知識，擾亂了法令。講俠義的人，動輒老子拳頭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壓平了，所以重武俠的人，專門破壞了法令，因之法家看起來，文武兩方面都不對，都是不守法，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辭。
這裡引用幾個人的話。曹操說：一個國家，專門依靠武力的，最後弄到自己亡國滅種。看到現代史上，二次大戰，當年的德國、日本，都是「恃武者滅」。專門好文的，最後也是亡國，不注重軍事國防，如吳王夫差，魯國的偃王，都是只提倡文化，不注重國防的，而最後敗亡，這是「恃文者亡」。吳起的兵法上所以說，上古時候承桑氏（即窮桑氏）這個國家的皇帝，治理國政，專門講道德，廢棄了武功，結果是亡國，又如夏朝的有扈，則專門講究武功，好勇，結果也是亡國，因此文武兩事不能偏廢，高明的領導人，看到了這個道理，就一定以「內修文德，外治武訓」八個字作政治的最高原則。軍事國防是不能缺少的，文化是國內的政治中心，對外要注重國防，隨時準備作戰，敵人不敢打進來，自己端恭而作，非常清明，供奉殉國的忠烈；激勵人民有尚武的精神，也不損害於仁德。
《鈐經》（即《素書》，又名《玉鈐經》）上說，文武兼備。不但國家如此，個人也是一樣，中外歷史上，真正的大將，都是文武兼備，光有武功而不懂文的，只是戰將，不是大將。文武兼闕的，也就是文武都不夠的，不可征伐，不能做大將。
人與牛的故事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也。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也。）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由此觀之，康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康也。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化成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人，此其本也。
這與廉潔或貪污有關，廉與不廉，這中間很難分辨，這裡就舉中國文化的歷史故事：孔子的學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個落水的人生命，這個落水的人，是一個獨子，他家裡非常感謝，謝了他一頭牛。子路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頭牛，大概殺來墩牛肉給老師吃（一笑）。面孔子對於這件事獎勵子路，說子路做得對，這個風氣提倡得好，將來魯國的人，都願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這樣很好嘛！子貢比子路有錢，當然，子貢的個性也不同，依魯國的法令，當時的奴隸制度，贖人回去，奴主應該收贖金的，可是子貢不收贖金，孔子責備子貢做得不對。這兩件事，子路收了別人的紅包，孔子說他收得對，提倡好的風氣是勸德，而子貢這樣做應該也沒有錯，他謙讓嘛，自己有錢，不收人家的錢。可是這樣一來，就使別人不敢隨便贖人了，所以有時候做好事很難。由這個道理看起來，人應該廉潔，不苟取，一點都不要，這是對的，當然，不可以提倡貪污，不過有些時候，像子貢的不受金於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來，不然就會收到廉而過清的反效果。
匡衡論政風
漢朝的匡衡（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