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經驗」這個題目，是貴會負責人出的，大得無可比擬。若想要就這個題目研究，同時可走幾種路線：一個是應用的方面，怎樣用得上歷史的經驗。一個是純粹的推論，研究學理的一方面，這是歷史學家的事。現在大學中的歷史系、歷史研究所，大概向這一方面走，偏重研究學理，不大講應用。我們在這裡所講的性質，是要偏重於講應用的。
歷史的經驗，如果我們以邏輯的立場來看，這個題目的本身就是答案，因為歷史的本身就是經驗。如果我們以學術的觀點看歷史，所謂歷史，全部不過是兩個問題：一個人的問題，一個事的問題。歷史的記載，不外人與事。從人的方面來講，大概又分兩個方向來立論，拿舊的觀念說：一個是經，一個是權。經是大原則，不能變動，權又叫作權變，就是運用的方法。從事的方面來講，西方文化現在是二十世紀，只有兩千年，但在中國來說，已經上下五千年了，所看到的事，似乎有現代與古代的不同，假使我們對歷史有真的了解，就沒有什麼不同了。「風月無今古，情懷自淺深。」宇宙沒有什麼過去、現在、未來的太多不同，它永遠是這樣的太陽、這樣的月亮、這樣的風、這樣的雨，只是人的思想觀念上感受不同，發生了情感、思想上不同的形態，我們中國人用文學來表達，就成了這樣的詩句。古人主張多讀書，就是在於吸收歷史上許多經驗。
今日我們講「歷史的經驗」這個課程，應該向哪一方面講？這就要先有一個立場了。應該先問問我們今日工作上、業務上需要的是什麼？就在這個觀點去找歷史的經驗，這是一個立場。假如我們是在大學裡，從學術的立場去看歷史的經驗，又是另外一個講法。因此，今日我們以應用的立場來講歷史的經驗就相當的複雜了。當商量決定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覺得好玩，就一口答應下來。我有一大毛病，到老改不了「童心未渦」，始終貪玩。等到真正臨講以前，一個星期以來心情非常沉重，因為沒有東西可講；這是一個創新的課程，國內外各大學，還沒有這樣一門課程，無成規可循。其次包括的資料太多，假使編一本書，一定很有趣，編得現代化一點，銷路一定不壞。但沒有這個準備和時間，它的範圍牽涉到二十五史內外許多學問，什麼都用得上，這是第一個精神上感到負擔很重的地方。其次站在這個立場來講這個題目，責任上有一個很重的負擔，這裡要講的「歷史的經驗」，實際上就是講「謀略」，看到現在學校里專講「謀略學」的，我覺得很有趣的，七十二變、三十六計都拿出來了，還有人專門寫這類的書。但我覺得講「謀略學」必須要嚴格的負責，因為「謀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沒有善惡，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的確是害人的。我們受舊文化的影響很深，因果的觀念根深抵固，去不了的。假使有人聽了以後，用來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害了別人，自己好像就會背上很大的因果責任，良心上很難受，所以覺得負擔很重。
神謀鬼謀
真講「謀略學」，要先有幾個方面的認識，以前講《論語》時曾提到過，中國文化大致分為君道、臣道和師道。君道是領導的哲學與藝術，臣道也包括了領導的藝術，不過，比較有承上接下的哲學與藝術；至於師道又另當別論。可是說到師道，我們中國文化歷史上有句成語，在曾子這本書中，曾經提出一個原則：「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們的歷史經驗，「用師者王」像周武王用姜太公，稱之為尚父，這稱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當然不是現代所說乾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重，是對尊長一輩的人，才能稱呼的。歷史上列舉湯用伊尹，周文王用呂望（姜太公），都是用師，就是領導人非常謙虛，找一個「師」來「用」，便「王天下」成大功。至於齊桓公用管仲，漢高租用陳平、張良之流，劉備用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好例子。至於「用徒者亡」，是指專用服從的、聽命的、乖乖的人，那是必然會失敗的。這是曾子體察古今的歷史經驗，而後據以說明歷史興衰成敗的大原則，由此可知師道也很難講。
春秋多權謀
那麼我們對於謀略學，該怎樣講法？走什麼樣的路線呢？我們先看謀略的本身。講到「謀略」兩個字，大體上大家很容易了解。假使研究中國文化，古代的書上有幾個名詞要注意的，如縱橫之術、勾距之術、長短之術，都是謀略的別名。古代用謀略的人稱謀士或策士，專門出計策，就是拿出辦法來。而縱橫也好，勾距也好，長短也好，策士也好，謀略也好，統統都屬於陰謀之術，以前有人所說的什麼「陰謀」、「陽謀」，並不相干，反正都是謀略，不要把古代陰謀的陰，和「陰險」相聯起來，它的內涵，不完全是這個意思。所謂陰的，是靜的，暗的，出之於無形的，看不見的。記載這些謀略方面最多的，是些什麼書呢？實際上《春秋左傳》就是很好的謀略書，不過它的性質不同。所以我們要研究這一方面的東西，尤其是和現代國際問題有關的，就該把《戰國策》、《左傳》、《史記》這幾本書讀通了，將觀念變成現代化，自然就懂得了。現在再告訴大家一個捷路：把司馬遷所著《史記》的每一篇後面的結論，就是「太史公日」如何如何的，把它集中下來，這其間就有很多謀略的大原則，不過他並不完全偏重於謀略，同時還注意到君子之道，就是作人的基本原則。
研究這幾本書的謀略，其中有個區別。像《戰國策》這本書是漢代劉向著的，他集中了當時以及古代關於謀略方面的東西，性質完全偏重於謀略，可以說完全是記載智謀權術之學的。這本書經過幾千年的抄寫刻板，有許多字句遺漏了，同時其中有許多是當時的方言，所以這本書的古文比較難讀懂。左丘明著的《左傳》，如果從謀略的觀點看這本書，它的性質又不同，它有個主旨——以道德仁義作標準，違反了這個標準的都被刷下去，事實上對歷史的評斷也被刷下去了。所以雖然是一本謀略的書，但比較注重於經——大原則。至於《史記》這一本書，包括的內容就多了。譬如我們手裡這本《素書》中，就有一篇很好的資料——《留侯世家》，就是張良的傳記，我想大家一定讀過的，這是司馬遷在《史記》上為張良所寫的傳記。如果仔細研究這一篇傳記，就可自這一篇當中，了解到略謀的大原則，以及張良作人、做事的大原則，包括了君道、臣道與師道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