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象的預見和駕馭能力依賴於對其序列的了解，而並非取決於我們對其起源或內在特性可能已形成的任何見解。
約翰·米爾（John Stuart Mill）」，《孔德一和實證主義》
一件事跟隨著另一件事發生是一種相當簡單的概念，許多動物都能掌握。確實，這就是大多數學習的主要內容；對於巴甫洛夫的狗來說，緊隨鈴聲之後的是食物。
兩件以上的事也可能成串發生；許多動物能產生複雜的鳴叫序列，更不要說那些千姿百態的行進序列（如步法）了。學得辭彙，理解基本的詞序，正如我們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對人類和猿是較易完成的語言作業。
要是序列是如此的基本，那麼為什麼超前計畫在動物界中卻如此罕見（除了褪黑激素能有效控制對晝夜節律的預見之外，但這並不佔重要地位）？為了對一種新的偶然性作好準備，還需要什麼別的精神機構？（也許是語義結構，就像在那些提起動詞的「手柄」中？）在沒有確切的記憶作引導時，我們如何去做；或者甚至只是去想像那些我們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呢？
我們總是在說一些我們以前從未說過的話。在我們生活中，頻繁地發出的另一種對新奇事物的預測是（雖然常常是下意識地進行的）：「下一步將發生什麼？」我們在第一章中談到因環境的不和諧所帶來的幽默而又令人沮喪的作用時曾提及過。
也許預見的機制與在思維語法較複雜的方面所採用的機制是相似的，這些機制包含有長期的依從關係，就像標準詞序為作「誰一什麼一何時」的提問時交替的詞序所替代一樣。很可能，短語結構所使用的那些規則，或語義結構所蘊涵的所有那些強制性作用就是思維機制，這些機制就更一般的意義而言，對預見是有用的。
有些思維結構可能易用於智力性猜測，而思維語法也許正是我們對這些思維結構所具有的最詳盡的一整套見解。本章將考察以下三方面的問題：分團，排序和達爾文過程。
同時與多種東西打交道是多重選擇題所測定的能力之一，特別是那些類比題：A之於B 相當於C之於（D，E，F）。它也表現在我們記住很長的電話號碼的能力上：許多人能強記7位電話號碼達5-10秒，但要是遇到外區號的號碼或更長的國際電話號碼，就需要把它寫下來。
這樣的限制似乎並非位數本身，而是「團」數。我把倫敦的區號（71）記作單一的 「團」，而非兩位數。我將舊金山區號（415）也是作為單一「團」，而451這3位數對我是無意義的，我必須將它作為3個團，即4，5，1來記憶。「分團」指的是把4，互，5 化為415這個實體的過程。舊金山10位數的電話號碼，如4153326106，對我來說僅僅是8 團；當我們記下號碼對，常用不撥號的分離符號，如（415）332-6106或4153326106，其作用主要是幫助「分團」。因為我們已經習慣地把兩位數字當作一個詞〔如「een」（19）〕，巴黎電話採用的分離符號的方式42-60-31-25，對記憶8位數字來說更容易。
你能強記住多少團呢？這因人而異，但典型的範圍為「魔數7±2」，這是心理學家喬治·米勒（Gee Miler）在1956年一篇著名論文的題目。頭腦中的空間好像都是有限位數的，至少在用於即時記憶的工作空間是這樣的情況。如果位數接近於你的極限，你會力圖把苦幹位數化為一團，從而產生更多的空間。詞首字母縮略詞是分團的一種形式，即把許多詞作成一個「詞」。其實，許多新詞均組來取代較長的短語，如有人想出「ambivalence」這個詞，因此省去了一整段解釋。一本辭典就是幾個世紀以來分團的一冊概要。分團與快言快語相結合，可使在短期記憶的短暫範圍內包容許多涵義，這對同時能記憶儘可能多的信息肯定是重要的。
因此，關於工作記憶最初的誡條之一是：它似乎是一種有限的高速暫存存貯器，較適合於記憶5-6項，要是翻了2倍，情況就更糟。這對智力（肯定對智商測試）可能有某些意義。但是智力活動的關鍵特徵是創造性發散思維，而非記憶本身。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將能作出良好猜測的過程。
語言和智力是如此強有力，以致我們通常認為多多益善。但是進化理論學家熱衷於證明進化充滿了盲端穩定性，這種穩定性防止那種直線式的「進步」，他們喜歡指出有多種用途器官所參與的進化的間接途徑。許多器官實際上是多用途的，隨時間改變其功能的相對比重。〔充的氣體交換器官（因其在平衡浮力中的作用，被稱為「游泳氣囊』 勺——鰓何時變成肺＊如果可以與計算機軟體作類比的話，那麼與任何其他的器官系統相比，腦變成多種用途要容易得多。腦的某些區域確實也是多種用途的。
因此，在探索預見或語言的神經機構是如何起動時，我們必須記住，其機制可能為多種功能服務，其中任何一種均能為自然選擇所驅動，有時因此使其他功能受益。它們與建築學家調之的基礎設施（如複印機室，郵件收發室）很相似。例如，嘴是一種參與飲水、嘗味、吸收、發聲和情緒表達的多用途的「基礎設施」；某些動物也用它來作呼吸、降溫、角斗。付錢買一樣東西，而無償得到另一樣東西，是一種耳熟能詳的市場策略。人類的何種能力有可能是伴之而生，就像眾所周知的付了飲料錢伴之可得一份「免費午餐」那樣呢？特別是，句法或計畫能力是否有可能只是因為它們能在閑暇時間使用一種「基礎設施」（基礎性能力），而與某種別的能力相伴而生呢？
我意識到，「免費午餐」的解釋將傷害進化理論中嚴格的適應論學派的加爾文主義信徒」的情感，他們認為對每一個不起眼的特徵都必須付出代價。但是斤兩懸殊的核算並非總是最要緊的東西。正如以前所指出的（增大一個也增大所有的），哺乳動物大腦的增大並非零零碎碎的。「免費午餐」只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考察最初的適應論者本身所強調的問題。達爾文在對適應作一般性強調時，提醒他的讀者要注意功能的轉換是「十分重要」的。
在功能轉換的過程中（例如從鰓轉換至肺），可能存在一個多功能時期（其實它可能持續至永久）。在這一時期中，在自然選擇之下，原來是為實現某種功能的解剖特徵，現在對某種新功能趨之若鶩，遠遠超出了迄今為止自然選擇已對這種新功能所作的安排。肺的呼吸功能是從早先的漂浮功能轉化而來的。那麼，是什麼樣的腦功能帶動了其他腦功能的發展呢？它能為我們對智力的認識提供某種啟示嗎？
我們肯定熱衷於以結構化的方式把事物串在一起，這些方式遠遠超出了其他動物所建立的序列性。除了把片語成句，我們還把音符組成旋律，把步子組成舞蹈，把敘事以程序規則組成遊戲。結構化的串連特性有可能是大腦用於語言、講故事、超前計畫、遊戲和倫理行為的一種普遍重要的能力嗎？對於這些能力中的任一種的自然選擇有可能增強共同的神經機構，從而使語法加以改進後用來擴展超前計畫的能力嗎？
在考慮器官的轉換時，十分重要的是要記住自一種功能向另一種功能轉換的可能性……
達爾文，《物種起源》
人類高於猿的某些能力（如音樂）頗令人困惑不解，因為很難想像環境會賦予音樂天才進化上的優越性，而不賦予那些五音不全者。在某種程度上，音樂和舞蹈肯定是某種神經機構的繼發性功能，這種神經機構由更受自然選擇影響的有結構的成串列為（如語言）所形成。
還有什麼別的高於狠的能力也可能一直處於自然選擇的強烈影響之下呢？乍一看來似乎並不可能，但對運動的預測也許已經推進了語言、音樂和智力的發展。猿具有若干基本的快速前肢運動形式，如捶擊、棒擊、投擲，這些運動人類都十分嫻熟。人們能想像打獵和製造工具的景象，而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是對人科動物基本的聚集和收集食物策略的重要補充。如果相同的結構化的成串列為也像用於彈道運動一樣用於嘴，那麼語言上的改善也可能促進手的靈巧。反過來說也可以：準確的投擲就有可能經常吃到肉食，就能在溫和地帶安然過冬——這不妨說是一種偶然的得益，一頓「免費午餐」。
在各種手的運動間作選擇，包含先找到一種候選的運動程序（可能是大腦皮層神經元的一種特有的放電模式），然後找到另一些程序。這在人腦中是如何發生的人們還所知甚少。一種簡單的模型是：每種運動程序有幾種拷貝，每一種拷貝在大腦中競爭空間。把手掌展開的程序可能比作V形手勢或精細的挾指手勢的程序更易製作拷貝（見圖51）。
彈道運動（之所以這麼命名是因為一旦發動了，就再沒有機會修飾其指令），與大多數運動相比，需要的計畫量大得驚人。它們也可能需要許多運動程序的拷貝。
對於持續時間少於約八分之一秒的突然肢體運動，因為反應時太長，反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