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想像沒有語言的生靈會怎樣思考，但是人們可能猜想，沒有語言的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會和沒有貨幣的世界差不多——在沒有貨幣的世界裡，用作交換的是實際的物品，而不是代表它們價值的金屬符或紙符。在這種情況下，最簡單的交易尚且慢而麻煩，稍複雜的交易談何容易！
比克頓
與現存的猿中我們的「至親」相比（它們也具有我們所具有的相當一部分能力，如群居智力，安撫性的觸摸及行騙的能力等），人類具有某些突出的能力。我們有符合句法的語言，通過這種語言，我們能作比喻和類比推理。我們總是超前計畫，為未來構思遠景，然後把各種偶發事件放在一起考慮作出選擇。我們甚至有音樂和舞蹈。在從黑猩猩類的生物進化為人類的過程中存在哪些階段？那對我們人類來說是一個中心問題。
無疑，句法是人類智力的主要標誌，如果沒有句法，人就比黑猩猩高明不了多少。奧立弗·薩克（Oliver Sack）以一個在沒有手勢語的情況下度過了10年的11歲失聰男孩為例，描述了沒有句法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
約瑟夫（Joseph）會看，會辨認，會歸類，也會運用；他在感知歸類和泛化方面完全沒有問題，但他的能力似乎僅限於此，他沒有掌握抽象概念的能力，沒有反射，也不能玩耍、作計畫。他似乎毫無想像力——不能把玩意象，不知何為假設，也不能推測可能性，進入不了想像或比喻的王國……他似乎像一頭動物，或一個嬰兒，拘囿於現在，限於直接而刻板的感知，雖然他所運用的意識非嬰兒所能企及。
類似的病例說明，對語言的任何內稟的傾向肯定是由幼年期的練習而發展起來的。約瑟夫在他的幼年的關鍵歲月里喪失了觀察句法如何運作的機會：他聽不見別人說話，也不知道手勢語的句法是怎麼回事。
可能存在一種生物學程序，有時稱之為通用語法。它並非思維語法本身（每種方言畢竟都有不同的思維語法），而是從其周圍多種可能的語法規則中去發現特定的語法規則的天性。為了理解人類何以如此聰明，我們得了解我們的祖光如何對猿的整套符號進行重建，並通過句法的創造而使之提高。
遺憾的是，在過去400萬年中我們祖先留下的唯有石頭和骨頭，而不是它們的高級智能。另一些物種沿此途徑分叉出去了，但是它們已不再存在供我們測試。我們必須退到600萬年前，那時還不存在與我們有共同祖先的物種：非人類的分支本身在300萬年前分叉成兩支——黑猩猩和少得多的倭猩猩。如果我們想對祖先的行為有所了解，倭猩猩是我們最佳的選擇，它們具有與人類更多的行為上的相似性，對於研究語言來說，它們也比黑猩猩要好得多；對黑猩猩語言的研究在60和70年代多若繁星。
語言學家們有一個壞習慣，他們認為缺少句法的東西都不是語言。那就等於說，格列高利聖詠並非音樂，因為它缺少巴赫所使用的密接和應的對位技術、平行聲部進行和主題鏡式轉位。因為語言學將其自身限制於「巴赫及巴赫之後」，那就使得與句法出現前的那些問題打交道主要落在人類學家、行為學家和比較心理學家這樣一些「音樂學家」 的頭上。語言學家傳統上把所有這種研究都置之不顧（所謂「你知道，這實際上並非語言！」）是一種古怪的範疇上的錯誤，因為這種研究的對象便是認識句法所提供的強有力的構建功能的先行事件。
人們有時能從個體發育對種系發生過程的再現中得到一些幫助，但是人類語言在幼年期的習得是如此之快，以致我懷疑將其一體化會完全遮掩任何初始的階段，這很像因有了公路而將舊時的驛道完全忘卻一樣。隨著音素界線劃分的發育，語言學習在嬰兒期開始走上快車道：原始音素成為「磁鐵」，把諸多的異體都俘獲過來。之後，在第二年中明顯地吸收更多新詞，在第三年獲得推出同型的能力（孩子突然開始使用過去時(-ed)和複數(-s)），毋需作多次練習便能使句子前後保持一致，到第五年習得敘事和遐想。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黑猩猩和倭猩猩缺乏這種快車道式的發育，因此，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研究在它們的發育中先於我們很強的句法能力的那些中間階段。
野生的黑長尾猴能用4種不同的叫喚聲，來對它們不同的主要的掠食者作出報警。它們也用別的叫聲來召集同群或對另一群猴的靠近作出報警。野生黑猩猩大約有三四十個不同的叫聲來表達約三四十個不同的意思，每一種叫聲都像黑長尾猴的那樣有其自身的意義。黑猩猩大聲吼叫「哇」表示反抗和生氣，柔和的咳嗽般的叫聲，使人驚奇的是表示一種威脅。「嗚啦」混雜著害怕和好奇（「這個古怪的東西！」），柔和的「呼」 表示奇怪，但並無敵意（「這是什麼東西？」）
如果一聲「哇-鳴拉-呼」的叫聲指的是某種不同於「呼-鳴拉-哇」的意思，那麼黑猩猩必須忽略每聲叫喚本身的標準涵義，直至在整串聲音都聽全並作出分析之後才作出判斷。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些叫喚組合起來並不用來表示特別的涵義。
人類也有約30-40個發聲單元，稱為音素，但是它們均是無意義的。甚至大多數音節，如「ba」和「ga」，也是無意義的，除非與其他音素組合起來形成有意義的詞，像 「bat"（蝙蝠）或「galaxy」（星系）。在進化的某一階段，我們的祖先使這些發聲本身的意義完全消失。只有它們的組合才有意義：我們把無意義的聲音串在一起組成有意義的詞。在動物界中這是獨一無二的。
進而，可以把語符列再串起來——例如用詞和短解組成一句句子——好象同一原理又在另一個組構層次上被重複。猴和豬可能以重複發聲來強化它想表達的意思（許多人類語言，如波利尼西亞語」，就是這樣做的），但是至今還沒有發現野生的非人類動物會把不同的聲音率在一起來建立全新的意義。
至今尚沒有人能解釋我們的祖先是如何越過用無意義的音素的有序組合來代替一聲一義的障礙，但這可能是在由猿向人的進化過程中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至少在一個簡單的協調系統的涵義上，蜜蜂似乎已經把一符一義的模式打破了。蜜蜂在返回蜂房時所跳的8字形的「搖擺舞」，把關於它所發現的食物的位置等信息傳遞給同伴。8字形軸之指向為食物所在的方向。舞蹈所持續的時間和離蜂房的距離成比例，例如，至少接這一故事的傳統版本，義大利蜜蜂跳三圈8字形舞意味著它發現的食物距蜂房約60米（對德國蜜蜂來說則意味著150米，這主要取決於基因而非飼育其中的那個群體人語言學家對蜜蜂的這種行為評價不高，比克頓在其《語言和物種》一書中論述道：
所有其他的動物只能就對其具有進化意義的事情進行交流，但是人類能就任何事進行交流……動物的叫喊和動作在結構上是整體性的，並不能像語言那樣被分解成基本組分，…儘管構成語言的聲音本身並無意義，但它們可以按不問方式組合而形成數千個詞，每個詞各有其意義……同樣地，有報的詞—…能組成數量無限的句子。動物的交流不可與此同日而語。
經過足夠的訓練，許多動物能學到大量調、符號，或人作姿勢一旦是你必須將理解與進行交流的能力小心地加以區分，它們並不一定是並肩而行的。
如我在前曾述及的，一位心理學家馴養的狗能理解大約90個信號；其產生的BO個信號與其能接收的大多在意義上不相重疊。海獅能學會理解190種人體姿勢，但它不能用姿勢表達任何意義。侯猩猩甚至能掌握更多辭彙符號，並能結合姿勢來表達它們的需求。鸚鵡能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裡掌握70個辭彙，包括30個物體名稱，7種顏色，5種形狀，以及各種其他「辭彙」，並能用其中某些來表達需求。
所有這些聰明的動物都不能告訴你誰對誰做了什麼，它們甚至不能談論天氣。但是很明顯，我們的「至親」黑猩猩和倭猩猩，在有經驗的善於調教它們的教師的幫助下，對語言的理解力能達到相當可觀的水平。最有才能的倭猩猩在薩維奇一倫堡的調教下能理解它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句子，當聽到「康萊（Kanzi）」，到辦公室去把那紅球取來」時，它能做得像一個兩歲半的孩子一樣好。無論倭猩猩還是兩歲半的孩子都不能造這樣的句子，但他們的行為表明他們能理解。理解在先，表達在後，就像兒童的語言發育一樣。
我常想知道，在猿的語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有限的成功中，究竟有多少單純是由於調教不足；也許教師必須要足夠律才能取代幼童正常的自發的習得語言的特性。如果一頭倭猩猩在其生後兩年中能被調教得以接近同齡兒童具有的速度理解新詞，那麼那頭倭猩猩隨後有可能以學得句法前兒童的那種方式來發現詞的組型嗎？但是，這一過程是否發生得太快了，以致使我們無法看到先於掌握正規句法的那些不同的階段（這些階段已為目前人類基因組所提供的一體化「公路」所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