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先天的信息加工，本能的行為，內在的和諧協調的動機和動力，以及固有導向性的學習，都不失為動物認知的基本要素，但它們卻不像是與思維、判斷、決策等相關聯的更深奧的精神活動王國的一部分。那麼思維究竟為何物？我們又怎樣認識其在其他生靈最為隱秘的器官——腦——里是如何工作的呢？一方面，我們習慣於相信真實思維貫穿於審美、道德及決策行為之中，另一方面，至少在某些動物，精緻的編程能夠建立似乎是思維的錯覺。有什麼行為準則能使我們將兩者加以區別呢？是否像人工智慧的鼓吹者所設想的，所有的——包括人類的——思維，都只是高明編程的結果呢？
詹姆斯·古爾德（JamesL Gould） 卡羅爾·古爾德（Carol Grand Gould） 《動物的心智》
人們總是用十分狹窄的術語為智力設定框架，好像它是某種數字，可以指派於人。這個數字越大越好，就像棒球比賽中的「擊球率」那樣。智力總是用各種不同的指標來加以度量的，諸如空間能力、言辭理解力、詞語表達的流暢性、數字能力、歸納推理、感知速度、演繹推理、機械性記憶力等等。近數十年來有一種趨勢，就是把這些種類繁多的測試亞類視作「多重性智力」。確實，為什麼要試圖把智力一鍋煮成單個數字而把這些能力混雜起來呢？
簡短的回答是：單個數字似乎告訴我們一些新東西——雖然過於泛化會有害處，但是它提供了某些有趣的信息。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人對一種智力測試亞類做得出色決不預示他對另一亞類的測試做得一定糟糕；另一方面，一個人如果對其中一類測試做得不錯，他對其他測試亞類的表現常常優於平均水平。
這就好像在做測試的能力方面存在某種共同的因子。所謂的「普通因子「g」表示了不同測試亞類間這種有意思的相關。心理學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指出，對 g的兩種最強的影響是速度（諸如你在固定時間內能回答多少問題）和你在頭腦中能同時應付事項的數目。類比問題A之於B即如C之於（D，E，F），通常要在頭腦中至少同時保持多個概念，並作比較。
所有這些都使智商很像是對大批生產快餐的廚師的一種職業描述，他要同時應付製作6份不同的快餐，一小時接著一小時，一刻也不間斷。因此，高智商對於大多數人那種平常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而僅在要求迅捷、多能的場合才是重要的。要在複雜或多變的職業中（如當一名醫生）幹得出色，高智商通常是必需的；對從事中等複雜程度的職業（如當秘書或警察），它也是一種優點，但是對於僅需要按常規且不那麼匆忙作出決定或解決簡單問題的職業，高智商提供的長處十分有限。例如，對於職員或出納員來說，其可靠性和交際能力可能遠比其智力更重要。
智商肯定是智力的很使人著迷的一個側面，但它並不把其他方面均囊括其中。我們不應該錯誤地把智力還原成評分標尺上一個簡單的數字，那就像用一種統計數字（如傳球成功的百分比）來表徵一場足球比賽一樣。不錯，就足球聯合會整體而言，取勝與該統計數字顯著相關，但對足球來說遠非成功的傳球一項。有些球隊贏了球正是因為有其他長處，他fIJ可能連一次成功的傳球都沒有。智商在許多情況下確與「取勝」有關，但這並非智力的全部，就像成功的傳球並非足球的全部一樣。
我把智力視作神經生理學的象牙塔尖，這是一個個體大腦組構眾多側面的集大成者，正是依靠這些，人們能做以前未做過的事情。我們雖然還不能解釋它的全部輝煌，但是已經懂得了它的某些方面，如行為方面，神經生理學方面，以及以秒為單位運轉的類似於進化的過程。我們甚至對自組織原理也有所了解，這些原理導致進化中質的突變和新的層次的形成，就像在範疇和比喻間進行競爭時所發生的那種情況。
關於智力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誰」的智力更多，而在於智力是「什麼」？「何時」需要智力？智力又是「如何」運轉的？智力的涵義包括聰穎、預見、速度、創造性，能同時應付多少事件，以及其他。
人類智力的產生是否是由於我們比其他動物擁有更多？如果只是像看甜瓜似地用尺寸的大小來衡量腦，那就有可能產生誤導。腦只有外面那一層——大腦皮層——明顯地與形成新的聯想有關，而腦實體的大部分是絕緣物質。它們將聯結大腦各部分的「導線」 包裹起來：絕緣越好，信號傳遞越快。隨著動物變得越來越大，「導線」越來越長，這就需要更好的絕緣來加速信號的傳遞，並保持較短的反應時。這種絕緣使腦白質的尺寸增加，即使皮層的神經元數保持不變。
甜橙皮只是甜橙的一小部分，而人的大腦皮層甚至比甜橙皮還薄，大約只有2毫米，僅相當於兩枚10美分硬幣的厚度。人的大腦皮層布滿了縐褶，但是如果把它剝離下來並將它展平，它的面積大約相當於4張列印紙。黑猩猩的大腦皮層只有一張列印紙那麼大；猴子的像明信片那麼大；老鼠的只有郵票那麼大。如果我們在展平的大腦皮層上布上細網格，我們會發現，在所有的皮層區，每一個小的四方網格中神經元數大抵相同（但初級視皮層例外，在所有的雙眼動物中，這一區域有眾多的其他小神經元）。因此，如果對於一種特定的功能需要更多的神經元，大腦皮層就需要更大的表面積。
我們認為，因為覓食對視覺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使猴在世代發育過程中視皮層（而不是聽皮層）增大，這就是說，這一進化在這裡產生一個凸起，爾後，當某種別的進化選擇壓力起作用時，也會在那裡產生一個凸起。但是，是否任何非嗅覺性（如視覺）功能要求更多腦空間的自然選擇導致對所有其他功能也會產生同樣的要求？人們現在對此深表懷疑，因為從發育的角度來看，要使腦出現區域性的增大通常是困難的。因此，增大一個區也使所有區增大可能是普遍規則，而非例外。
如果說只有一種導致「免費的午餐」式的進化途徑是不夠的，那麼這裡還有一種途徑：新的功能最初出現常常藉助於在備用的時間內使用腦中某一預先存在的部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腦區是多功能性的，這就使我們無法在各區貼上標籤。那麼，何種已存在的功能與自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發生的聰穎和預見能力方面的躍變最有關係呢？大多數人會說是語言。在我看來，一種對語言和手的動作的協調共通的「基礎性能力」（見諸於我們閑暇時的音樂和舞蹈中）比僅為語言功能的特殊能力更說明問題。
智力有時被描述為腦中參與求知區域的拼鑲，是所有對期望十分敏感的感知機制的總和。這肯定是對的。但是，如果你對智力只是下這麼個廣泛的足以包含腦的大部分功能的定義，那麼這樣一種表達並不能推進你的認識，就像你把意識的涵義擴展到覆蓋植物的生命所做的一樣。一覽表並非解釋，不管它是多麼有趣，也不管論題可能有多麼需要包括在入門課程中。從智力的內涵中消除感知機制並非我的目的，我是想闡明猜測的基礎，以及產生分層穩定性的那些自組織的層次。
西班牙醫生胡安·瓦特（Juan Huarte）在1575年把智力定義為學習、作判斷的能力和想像力。在現代文獻中，智力常常指的是抽象思維的能力，推理的能力和把大量信息組織為有意義系統的能力。這不僅很像試圖定義自身的學究，而且作為一種易於擴展至其他動物的定義，其立意太高。對於了解智力是什麼，更好的出發點是有關動物行為的文獻，在這些文獻中對智力作出了良好的可操作的定義，這些定義均以在解決問題方面的多方面才能為出發點。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經諷刺地評論道「美國人研究的動物四處狂奔，其匆忙以及精力令人難以置信，它們最後偶然地得到了它們想得到的結果。德國人所觀察的動物靜坐思考，而最後從其內在的意識中得到答案。」羅素在1927年所作的這番調侃，是對科學研究方式的一種英國式的評述，這段關於解題睿智的俏皮話也向我們例示了在洞察和隨機性反覆試驗之間其實並不存在的歧見。洞察是智力行為，這毋須爭辯。「純隨機性」在通常對問題的討論中則不在此列，但我們因之而被誤導。對此我們在以後將詳作論述。
我喜歡皮亞傑所強調的，智力就是你不知怎麼辦時動用的東西，這抓住了新奇這個要素。智力就是無計可施，而慣常的做法不奏效時所需要的應付能力，所謂計上心來。試想一下爵士音樂的即興創作，它不是那些精心構思的作品，如莫扎特或巴赫的協奏曲。智力是在舉手投足的瞬間所作的即興創作和完善的過程。
神經生物學家霍勒斯·巴洛（Horace Barlow）把問題表達得更簡潔，他向我們指明了智力中可用實驗測試的那些方面。他說智力就是作猜測——當然不是舊的猜測，而是在於發現一些新的、內在的秩序。「出色的猜測」清楚地把很多方面都包括進去了：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