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e》,法文版為《1587,Le De de La Dynastie desMing》。此外,尚有德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繁體字版,均籌備已久,都可望於今年夏秋間成書。

此書初稿完成於1976年夏季,仍在「四人幫」執政時代,當然不能盼望在中國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經過無數挫折。美國出版界,對商業性和學術性的分野極為嚴格。商業性的出版,以電視及廣告作開路先鋒,以短期大量行銷,迅速結束為原則,否則書籍堆積於庫房,妨礙資金的流通,遲滯今後業務。學術界的出版,由各大學的出版社負責,對經濟方面的顧慮比較達觀,可是又要顧慮學校的信譽與地位。況且美國之研究漢學,也有他們獨到的地方。一般風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綜合。各大學執教的,都是專家,因為他們分工詳盡,所以培養了無數青年學者,都戴上了顯微鏡的目光,對望遠鏡的觀點,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對學術的名目及型式,非常尊重。《萬曆十五年》在各方面講,都在兩者之間。所以商業性質的書局說,你的文章提及宮廷生活,妃嬪間恩怨,雖有一定興趣,但是又因海瑞,牽涉明朝財政;因為李贄,提到中國思想,應屬學術著作。大學出版社則認為這書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又缺乏分析與解剖,實在是不倫不類,也不願承印。所以茲後於1979年耶魯大學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見,答應出版。北京中華書局在「四人幫」雖倒而國內情況仍在青黃不接的期間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當的識見與度量,值得作者欽仰。

現在《萬曆十五年》既有這樣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國若干大學採用為教科書,已出三版,並且經過當代文壇巨子歐蒲台(John Updike)在著名雜誌上作文推薦。中文本初版近3萬冊,也已售罄,並且準備再版,而且出精裝本。這都是使作者感奮的事。

但是這本書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見,不是全部歷史的觀點。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書「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複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很顯然,《萬曆十五年》雖有這樣積極的表示,書中所寫仍以暴露中國傳統的弱點為主。即歐蒲台的書評,也覺得指斥中國不好的地方,應和指斥西方和美國不好的地方相提並論。而且中文版的讀者,還看不到的則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 L. Carrin-gton 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現年90歲,其父母在中國傳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國青年會工作,注重提倡兒童體育,又在第一次大戰時,領導中國在法的勞工。後來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多年。去年尚與其夫人打網球。其胸襟開闊,當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們,不要認為目前的偃蹇,忽視中國偉大的地方。《萬曆十五年》英文本《富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he mistakes of the past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e,but at the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 to preserve what is of value.Presumably,for 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Easta must be drawn upon.It is essential that the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able.

法文則稱:

Les historiens peuvent soumettre les erreurs dw passea un nouvel examen dans l''espoir d''y trouver des avertis-sements pour l''avenir,mais ils peuvent eempsreander a leurs lecteurs de server ce qui a de lavaleur.La e a sans doute beaucoup a tirer desexperiences de l''Orient e de l''Oct.Il est es-sentiel que l''historien ne cache rien de ce qu''il sait.

譯為中文則為: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據此猜想,今後中國極需採取東西兩方的經驗。因之作歷史的人,務必將所有資料,全盤托出。

序內又說明:「檢察中國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認中國全部文化。」可見作者、序者、書評都表示談論有不盡的地方,應留作日後交代。可是一本書,到底也有它的範圍。況且《萬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勢已有相當變化。也就是我們在寫作歷史及欣賞歷史的時候,身處其境的歷史事物,也有了更動。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盤托出的資料,而今則能。有了這種機緣,作者才能不顧忌諱,更不拘形式地與編者及讀者作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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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現在為美國公民。這在表彰事實之餘,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謂「大歷史」(macro-history)觀,必須有國際性,我很希望以四海為家的精神,增進東方與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見。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個容易意起是非的題目。

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經批評得很透徹。但是現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這種誤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謂「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觀念。務必透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國之民主,即不可能與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國的自由也和美國的自由有差別。現在我雖作這種論調,仍是個人見解,不足代表美國時下的趨向。以這種見解看中國,更要胸襟開闊才能容納。所以我一方面堅信美國立國精神有偉大的正義感,只待將兩者之間的差別解釋明白,很多誤會即會冰釋。另一方面在中國發表文章,尤其要強調道德非萬能。大歷史的觀點,亦即是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te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於將道德放在什麼地方,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容我漸次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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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釋明白的則是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游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我小時候讀書,很受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滿頭腦充滿著傳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戰第二年,即輟學從軍。所從的乃是國民黨辦的成都軍校,畢業後在駐雲南邊境的國軍十四師當過排長。後來也去過駐印軍,在鄭洞國將軍麾下當過參謀,曾隨此公由緬甸前線去上海而入東北。也目擊杜聿明將軍指揮作戰的情形。我自己沒有捲入內戰,實系僥倖。乃因在東北三個月即被送來美國人陸軍參謀大學。以後在東京駐日代表團隨朱世明將軍解職而退伍。可是在抗戰初期國共合作時代又認識了當日很多左傾名流,如作國歌的田漢先生壽昌,在我則為田伯伯。他曾告訴我年輕時無數吃苦奮鬥的經過。他的長子田海男,在我則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師服務,也同去過日軍佔領的越北作過斥候,也同在駐印軍工作。我也和他有過一度的競爭,所爭的不是黨派問題,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線作觀察員的機會。事載1944年6月12日重慶《大公報》。也真料不到,他抗戰一結束,即自動加入人民解放軍,對裝甲兵及炮兵的訓練作過實質上的貢獻,又去過朝鮮前線。而當日同我們一同起居辦報的廖沫沙兄,則為日後三家村碩果僅存的元老。在武漢時代范長江兄則是無黨無派,任《大公報》記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時從軍,部隊被打散。他曾親自告訴我,一時貧病交迫,跳水自殺,被救後改名長江。曾幾何時,他又做了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以後在文革期間,在確山身放。這些事情今日回顧有如夢寐。

因為我有了這些經驗,開始立場就複雜,乃不能對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觀點雷同。況且二次來美後,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棧作小工。整日勞動後退居斗室,無人對談,耳內嗡嗡有聲。深感風捲雲消後,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學歷史已有探詢人生意義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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