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那點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捨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沒了。「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上等紙煙和各樣罐頭，在各階層間作廣泛的消費。抽象的東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際世故。大家都彷彿用個謙虛而誠懇的態度來接受一切，來學習一切，能學習能接受的終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較長的，體力日漸衰竭，情感已近於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優美崇高風度。所謂時髦青年，便只能給人痛苦印象，他若是個公子哥兒，衣襟上必插兩支自來水筆，手腕上帶個白金手錶，稍有太陽，便趕忙戴上大黑眼鏡，表示愛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時，材料且異常講究，特別長處是會吹口琴，唱京戲，閉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煙，能在呼吸間辨別出牌號優劣，玩撲克時會十多種花樣。大白天有時還拿個大電筒或極小手電筒，因為牌號新光亮足即可滿足主有者莫大虛榮，並儼然可將社會地位提高。他若是個普通學生，有點思想必以能讀XX書店出的政治經濟小冊子，知道些文壇消息名人軼事或體育明星為已足。這些人都共同對現狀表示不滿，可是國家社會問題何在，進步的實現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即以地方而論，前一代固有的優點，尤其是長輩中婦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儉治生忠厚待人處，以及在素樸自然景物下襯托簡單信仰蘊蓄了多少抒情詩氣分，這些東西又如何被外來洋布煤油逐漸破壞，年青人几几乎全不認識，也毫無希望可以從學習中去認識。）一面不滿現狀，一面用求學名分，題記向大都市裡跑去，在上海或南京，武漢或長沙，從從容容住下來，揮霍家中前一輩的積蓄，享受現實，並用「時代輪子」「帝國主義」一類空洞字句，寫點現實論文和詩歌，情書或家信。末了是畢業，結婚，回家，回到原有那個現實里，等待完事。就中少數真有志氣，有理想，無從使用家中財產，或不屑使用家中財產，想要好好的努力奮鬥一番的，也只是就學校讀書時所得到的簡單文化概念，以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無別的事物。所謂政治又只是許多人混在一處，相信這個，主張那個，打倒這個，擁護那個，人多即可上台，上台即算成功。終生事業目標，不是打量入政治學校，就是糊糊塗塗往某處一跑，對歷史社會的發展，既缺少較深刻的認識，對個人生命的意義，也缺少較深刻理解。個人出路和國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種依附性的打算中，結果到社會裡一滾，自然就消失了。十年來這些人本身雖若依舊好好存在，而且有好些或許都做了小官，發了小財，日子過得很好，但是那點年青人的壯志和雄心，從事業中有以自見，從學術上有以自立的氣概，可完全消失凈盡了。當時我認為唯一有希望的，是幾個年青軍官。然而在他們那個環境中，竟像是什麼事都無從作。地方明日的困難，必需應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無方法預先在人事上有所準備。因此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寫了個遊記，取名《湘行散記》，兩個作品中都有軍人露面，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了，應當還保留些本質在年青人的血里或夢裡，相宜環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還將繼續《邊城》，在另外一個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來當地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樸所表現的式樣，加以解剖與描繪。其實這個工作，在《湘行散記》上就試驗過了。因為還有另外一種忌諱，雖屬小說遊記，對當前事情亦不能暢所欲言，只好寄無限希望於未來。
中日戰事發生後，二十六年的冬天，我又有機會回到湘西，並且在沅水中部一個縣城裡住了約四個月。住處恰當水陸衝要，耳目見聞復多，湘西在戰爭發展中的種種變遷，以及地方問題如何由混亂中除舊布新，漸上軌道，我都有機會知道得清清楚楚。和我同住的，還有一個在嘉善國防線上受傷回來的小兄弟。從他的部下若干小軍官接觸中，我得以明白戰前一年他們在這個地方的情形，以及戰爭起後他們人生觀的改變。過不久，這些年青軍官，隨同我那小兄弟，用「榮譽軍團」名分重新開往江西前線保衛南昌去了。一個陰雲沉沉的下午，當我眼看到幾隻帆船順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軍官站在船頭默默的向我揮手時，我獨自在河灘上，不知不覺眼睛已被熱淚浸濕。因為四年前一點杞憂，無不陸續成為事實，四年前一點夢想，又差不多全在這一群軍官行為上得到證明。一面是受過去所束縛的事實，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卻是某種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還能發芽生根。……
那時節湘省政府正擬試派幾千年青學生下鄉，推行民訓工作，技術上相當麻煩。武漢局勢轉緊，公私機關和各省難民向湘西疏散的日益增多。一般人士對於湘西實缺少認識，常籠統概括名為「匪區」。地方保甲制度本不大健全，兵役進行又因「貸役制」糾紛相當多。所以我又寫了兩本小書，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長河》。當時敵人正企圖向武漢進犯，戰事有轉入洞庭湖澤地帶可能。地方種種與戰事既不可分，我可寫的雖很多，能寫出的當然並不多。就沅水流域人事瑣瑣小處，將作證明，希望它能給外來者一種比較近實的印象，更希望的還是可以燃起行將下鄉的學生一種比較近實的印象，更希望的還是可以燃起行將下鄉的學生一點克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另外卻又用辰河流域一個小小水碼頭作背景，就我所熟習的人事作題材，來寫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問題在分析現實，所以忠忠實實和問題接觸時，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讀者對面，給讀者也只是一個痛苦印象，還特意加上一點牧歌的諧趣，取得人事上的調和。作品起始寫到的，即是習慣下的種種存在，事事都受習慣控制，所以貨幣和物產，這一片小小地方活動流轉時所形成的各種生活式樣與生活理想，都若在一個無可避免的情形中發展。人事上的對立，人事上的相左，更彷彿無不各有它宿命的結局。作品設計注重在將常與變錯綜，寫出「過去」「當前」與那個發展中的「未來」，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見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長於這個環境中幾個小兒女性情上的天真純粹還可見出一點希望，其餘筆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無光。尤其是敘述到地方特權者時，一支筆即再殘忍也不能寫下去，有意作成的鄉村幽默，終無從中和那點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來，一個有良心的讀者，是會承認這個作品不失其為莊嚴與認真的。雖然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說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差不多。雖然這些現象的存在，戰爭一來都給淹沒了，可是和這些類似的問題，也許會在別一地方發生。或者戰爭已完全凈化了中國，然而把這點近於歷史陳跡的社會風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來，與「當前」嶄新的局面對照，似乎也很可以幫助我們對社會多有一點新的認識，即在戰爭中一個地方的進步的過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衝突與人和人關係的重造。
我們大多數人，戰前雖活在那麼一個過程中，然而從目下檢審制度的原則來衡量它時，作品的忠實，便不免多觸忌諱，轉容易成為無益之業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發表，即被刪節了一部分，致前後始終不一致。去年重寫分章發表時，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載。到預備在桂林印行送審時，且被檢查處認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為輾轉交涉，徑送重慶複審，重加刪節，方能發還付印。國家既在戰爭中，出版物各個管理制度，個人實完全表示同意。因為這個制度若運用得法，不特能消極的限止不良作品出版，還可望進一步鼓勵優秀作品產生，制度有益於國家，情形顯明。惟一面是個人為此謹慎認真的來處理一個問題，所遇到的恰好也就是那麼一種謹慎認真的檢審制度。另外在社會上又似乎只要作者不過於謹慎認真，便也可以隨處隨時得到種種不認真的便利。（最近本人把所有作品重新整理付印時，每個集子必有幾篇「免登」，另外卻又有人得到特許，用造謠言方式作小文章侮辱本人，如像某某小刊物上的玩意兒，不算犯罪。）兩相對照，雖對現狀不免有點迷惑，但又多少看出一點消息，即當前社會有些還是過去的繼續。國家在進步過程中，我們還得容忍隨同習慣而存在的許多事實，讀書人所盼望的合理與公正，恐還得各方面各部門「專家」真正抬頭時，方有希望。記得八年前《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