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第42節 抗戰以來自述（13）
七、改善兵役運動
抗戰工作不外分一個前方，一個後方。對於前方工作，我的朋友學生（特別是豫北和山東的朋友學生），原為有計畫的努力，我間接地幫助他們做，其詳另記。在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後，我力辭駐會委員，即恐入川便與前方同人不易聯絡。自廿六年12月到武漢，我即對人說，你們向南我向北，你們向西我向東。蓋此心實不安於退居後方也。但後來到底入川了，與豫北山東相隔太遠，消息阻斷，對於前方既不能有所儘力，我即決定在西南大後方擇一緊要問題而儘力。
在西南大後方說，當然以補充兵員，多多徵集，好好訓練為第一事。而兵役問題，恰辦得不好，談者莫不疾首蹙額。在鄉村已痛苦不堪，而國家亦得不到好壯丁。我們從來做鄉村工作的人，對此鄉村最大痛苦不能坐視，不能躲閃，而為了抗戰亦非給國家求得好兵員不可。於是我就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儘力之道。
這一研究不是書本上的事，一面要在鄉村調查，彙集事實，一面要向主管方面尋求了解除法令外並及辦理實情。我在此兩面皆有機緣可資進行，又恰得著朋友和社會大眾幫忙。有一位朋友王寅生先生，他是「中國農村社」的，曾在武漢主持「戰時農村問題研究所」的座談會，因而相熟。這次相遇於重慶。彼此談起來，相約於此致力。我二人之外，又約了孔庚、呂超兩位先生，借他們的資望地位（呂為川軍前輩，現任國民政府參軍長）好辦事。四人出名發起兵役問題座談會於重慶。其時社會上各方面正為兵役問題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踴躍參加，而兵役負責機關（包括上下級）亦時常派員出席說明。此一座談會，不斷舉行，從廿七年9月亘續至一年以上，實為難得盛事。到廿八年10月又正式改組成立兵役實施協進會。可惜到廿九年（1940）有人進讒言於最高當局，經蔣公召呂先生面諭解散了（我於發起後五個月即有北方之行，一切成績實王、呂之功）。
先是廿七年6月間，我到成都，趕好省府召集十八個行政專員和保安副司令開會，就商議兵役問題；王主席纘緒要我出席指導。我那時於實際問題尚未調查清楚，無從有何指點，只就辦理徵兵幾個大條件來說明其辦不好之故。我說很粗淺的四大條件：甲，政令統一，事權統一；乙，秩序久定；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層機構充實；丁，人口戶籍清楚。今天就全國說，初見統一；就四川一省說，亦是初初統一。其政令的統一，事權的統一，以事實上未曾就緒，多談不到。秩序久定一點，就全國說，好多地方難講，就四川說，亦正難講。若地方制度，則自清末以至現在三十餘年紛更不已，未得確立；下層機構，更是人才錢財兩俱缺乏，離著健全充實四字不知有幾千里遠。人口戶籍一向虛偽造報，無可依據。四個基礎條件沒有，辦不好是當然的。
自我留心研究兵役問題以後，方知道原來就未曾實行依法徵兵。說是11月1日起依法施征，尚未見諸事實，所以國家徵兵法規是虛設的。政府所行的另有命令指示，而下層實際辦理情形，卻又與其上級政令所指示者多半不合。於是國家法製為一事，政府政令又為一事，實際辦理者又為一事。所謂兵役一事，竟可析而為三。在此狀態下，我們只有要求政令符合於法制，實際辦理者符合於政令，還三為一。換言之，就是認真依法徵兵。
我根據此意，擬成具體計畫，於全省動員機構、兵役監察系統、出征軍人家屬協助委員會、出征軍人家屬聯合會各有所建議。這些建議一面須得行政當局了解採用，一面須得地方有資望有信用的各級（省、縣、鄉）領袖熱心出頭贊助才行。那時就四川說，省政府兼軍管區司令的王主席纘緒自為正負責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揮他的則為一軍委會重慶行營主任張群。關於兵役一事，重慶行營實居主腦地位，倒不是軍政部直接來指揮軍管區。王主席一面，我在6月間已和他談過此事（見前），決繼續訪他談談。然而最要緊的，還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張表方先生（瀾），又與我相好。至於四川教育界上熟人亦甚多，而且教育界素來明通。政府和地方兩面肯積極做，教育界大家幫忙，是不成問題的。
9月末到10月初，張表方先生已被我說動，願意為此一大問題努力。我們就偕同訪重慶行營張主任岳軍先生商量。張主任正為兵役辦不好發愁，聞言十分欣喜。對於三方面配合的原則極承認，對於表方先生肯幫忙如獲至寶。馬上即從人的方面、費用方面，分別籌計有著。趕好王主席自蓉來渝，又一同商談極洽。10月7日張（為監督）、王（為就職）同飛成都，便邀了表方先生同我一齊去。雙十節省府全體宣誓就職後，即按照預定步驟，第一步先改組省動員機構。表方先生而外，邵（從恩）、尹（昌齡）、盧（廷棟）諸公皆參加。改組成立的一天，岳軍先生並親自出席指導。當時氣象極好。
當時氣象甚好，而不料後來卒作不通。
（被檢扣一段）
張邵諸老先生消極，我一個外省人無所用其力，就自動退下陣來——退下政治鬥爭的陣來。
四川的事從此罷手。但我仍將改善兵役的意見辦法貢獻於參政會。當時參政會同人注意此問題者正多其人，曾借江翊雲先生（庸）家聚會來交換意見，交我起草提出，是為第二次參政會上的改善兵役實施辦法建議案。提出後交付審查，結果又是我自己做的審查報告（因為深夜審查，被指定的委員多不到）。此案經大會通過，咨送國防最高會議，交下行政院軍委會辦理。原案附錄後面，備讀者參考。
西南大後方的工作重要在兵役；兵役問題盡不上力，我即決定再赴前方了。廿八年2月出川北行，行抵西安時，參政會開第三次會。我雖未出席，仍有「辦理兵役亟應改善各點分別提出建議案」之提出（托朋友提出）。其內容是從各地訪察得許多事實問題，分別指出建議改善。我的改善兵役運動到此為止。（附錄建議案略）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第43節 抗戰以來自述（14）
八、解決黨派問題的我見
我在巡視華北華東起行之前，還有一件事要敘述在這裡。此即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之提出。這是廿七年（1938）12月的事。大約在11月間張君勱先生於《再生》雜誌發表一文，題為《一封公開給毛澤東先生的信》。內容是毛先生在其中共六次全會上的報告。說到國共長期合作的話，張先生則進一步要求國家統一。彷彿毛先生有「從中央軍到八路軍，從國民政府到邊區政府」的話，張先生以為何必如此排列對峙，痛快地成了一個軍事系統，一個政府系統，豈非國家之福。此文發出以後，各方均極注意，而黨派問題遂為一時所熱烈討論。我的主張之提出，即有感於時論紛紜，不覺引起我的夙懷。
當時系用《抗戰建國中的黨派問題》為題，寫好之後寄《大公報》發表，《大公報》樂於發表，而在新聞檢查方面被扣。那時劉伯閔先生主持檢查事，特枉步來看我，解釋此事。我又請劉先生介紹我，訪葉楚傖先生（當時的宣傳部長）面談一度。據劉先生、葉先生表示都頗同情我的主張，原可發表，其所以阻我發表的理由，是恐引起各方討論之後，文章愈寫愈多，不能促問題之解決，轉增不愉快的情緒。他們說，黨派現狀固不令人滿意，但如無好轉的把握，有惡化的可能時，仍以少談為好。於是就沒有發刊，只有手稿兩份，分送各黨派領導人看一看。
今將當時原文大意，分段略述於下：
開首說，此為抗戰建國中最大問題之一，或且為最難問題之一。但我們不要在緊張的情緒下，急謀辦法，而應當先靜下心來做一些研究；因為解決的途徑，是必須在問題頭緒，從頭理清楚以後，才發現的。例如從清末中國革命同盟會、政聞社和資政院時代一些政團，以至民國初年許多黨派的演變，中間毀黨造黨，要黨不要黨（民五國會第一次恢複時），那些議論，都要清理一番。更且是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累次改組，並與共產黨一再分合的經過，要用心察考。這樣做了之後，必可發現其中一些道理，為我們今日寶貴的教訓。
歷史的研究而外，更須作理論的探討。我們要問：這些政黨是哪裡來的？它基於何種必要而存在？中國政黨它的任務是什麼？假定我們說不要它，行不行？諸如此類。
次段講：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這是討論黨派的社會基礎（或背景）問題。
我平素認定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構造，所有封建社會資本社會這一套觀念都適用不上。大致說，其社會內部形勢散漫流動，階級分化不著；乃至職業的聯結，或經濟上同地位的聯結，亦每為家族鄉土關係之所掩。雖然近百年大交通以後，受世界影響，漸漸變質，已非原來的社會；而像日本那樣追步西洋，工商業發達，有新興階級形成者，在我亦以卅年秩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