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第39節 抗戰以來自述（10）
我問張聞天先生那兩個問題，亦向毛先生問過。對於造成1927年後分裂鬥爭的客觀因素，他有答覆。大致分別為國內的因素，國際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對照言之。即如國際一面，在那時各帝國主義者雖彼此有矛盾，而同懼中國之赤化，卻使他們可以統一起來。於是他們就來分化中國內部，使國共分裂。國共之分裂，此蓋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來則相反。今天國際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邊，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蘇一邊，而統一不起來。他們就不能共同來對付中國。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於中國之分裂，而行動適足以反迫成中國之團結。反侵略者則不願中國再有內戰，處處從正面助成我們團結。上年（指廿五年）西南兩廣為要求抗日有所舉動時和「雙十二」事變之時，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動，皆為最好例證。他說：這就是今昔客觀因素之不同。由於這些因素（國際的更甚國內的），他相信國共前途只會團結，不會分裂。——這是一段。
對於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權問題，他先轉問我：我們（他自指）不是已經有一部分政權了嗎？假如國民黨邀我們參加到中央政府去，我們亦可以參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強求。即使他來邀，而我們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於國際情勢有所不便時，我們還是不參加的。但往長遠里看，國共必是長期合作；長期合作中，少不了參與政權。——大意不否認要有政權，而表示不奪取政權。這又是一段。
我又問他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過去最大錯誤是什麼？聽說共產黨朋友常作自我檢討，不知亦曾檢討及此否？是否亦可說給我們外邊人。他笑著答我道：你且說一說看。我說據我所見，有兩個對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時，革命軍並非以兵力或戰術戰略制勝，而成功在政治上適合當時大勢需要。對照來看，十年間共產黨之革命無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敗，政治上路線錯誤。因其在政治上若適合時勢需要的話，則配合起軍事，應當早成功了。
一是抗戰之前到現在（指談話之時），共產黨博得國內大多數的同情擁護和期待，聲光出於各黨之上。這其中並無別的緣故，只為放棄對內鬥爭，倡導團結抗日，適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線走對了。對照來看，過去十年之勞而無功，僅僅靠軍事來維持黨的生命，政治路線之不對可知。
我末了說：我們祝望中國共產黨今後繼續爭取政治上的勝利，而不要再靠軍事維持一條黨命。毛君笑顏相謝，說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見的交換
我迫切地要求統一，但我絕對不承認有武力統一中國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國人意志集中意志統一上，得到國家統一。這一信念，被抗戰前後的事實證明了。在抗戰上中國表現了從來未有的統一。然而這是不是從一個武力中心向四外發展，征服全國的結果呢？誰都可以看見沒有這事。反之，誰都看見是全國各方甘心情願來擁護一個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來，各方的力量都貢獻給國家），中央亦開誠接納的結果。
但這個統一明明是外來的。只為暴敵愈逼愈緊，使不同的中國人感受到同一威脅，眼光不容旁視，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國人意志的統一。由意志統一於對外，而國家內部統一了。這全為暴敵之所賜，其勢不可久恃。我們必須乘此時機，從內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統一。
從內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統一——這如何可以做到呢？這並不難做到。只從本身「如何建設新中國」大題目上，能集中全國人意志而統一之，當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轉變，同時亦是測探統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見中共正在轉變中，因進一步提出這一問題，問中共負責人毛澤東。以下便是交換意見的大概。
我問他：以我看中國問題有兩面，一面對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對內要完成社會改造（即建設新中國）；你看對不對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問他：這兩面問題應當分別解決呢，抑或一併解決，不得分開？他答：這原是相關的事，不應分開來談。但究非一事，在進行解決上或時有輕重賓主之異。譬如眼前應當一切服從於抗戰，第二問題只能附在第一問題里去作。
我說，這在我亦沒有疑問。不過我卻要求在今日民族對外之時，決定我們本身社會改造之事。我認為此一決定，正為對外抗戰所必要，有兩個理由在這裡：
一則必團結而後能抗戰，團結不力則抗戰不力。但如今日的團結明明植基甚淺，幾乎是一時手段，甚感不夠。完成社會改造為吾民族自身基本問題，必在此問題上徹底打通，彼此一致，團結才是真的。否則，隱略不談，必生後患。
二則抗戰必求與國，而我們的友邦一面有資本主義的英美，一面有共產主義的蘇聯，若我們自己國策未定，恐難交得上朋友。中國要決定自己要走的路，並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啟覬覦。胸中無主，外交無成。我們必須認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開在國際環境中的局面。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第40節 抗戰以來自述（11）
他對於我的話認為很對。
我於是提出我的主張，要確定國是國策，所謂國是國策，就是對民族解放社會改造兩面大問題，及其所涵細目，均有確切之訂定。尤其要緊的，在建國的理想目標，並其達於實現的路線步驟。如何來確定呢？這當然要全國各方開誠相商，共同決定。
他表示單為抗日而團結，誠不免一時手段之嫌。但他又慮社會改造問題重大，牽涉甚遠，各方意見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見不能歸一，豈不又影響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說一步。
我說你這種顧慮亦是應有的，不算過慮。但遇此困難，當以熱心（熱心於徹底團結）、信心（相信彼此說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後結果。
他說你的意見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國民黨來倡導進行，或其他方面來推動提倡。中共方面，因為剛將抗戰促動起來，不過六個月又吵動什麼社會改造問題，似乎不便。假若國民黨或其他願為此根本商討，那他們共產黨當然歡迎之至。
他又對我說：此時（1938年1月）他們正請得國民黨同意，兩黨起草共同綱領。在武漢有八個人——國民黨為陳立夫、康澤等四人，共產黨為陳紹禹、周恩來等四人——正在蔣先生指導下起草。共同綱領和你所說國是國策亦甚相近。假若由兩黨的擴而為全國的，由側重眼前抗戰的，進而包括建設新中國，便是了。你何不趕回武漢，去推動推動呢？
毛君屢次對我說，中國現在已是團結，但仍須求得進一步的團結。我便說，你想進一步的團結，除了我這辦法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又問他，並問張聞天，假如國是國策定下來，則黨派問題即將得一根本轉變，是不是？他們都答覆是的，那樣全國將可以成為一個聯合的大黨。
關於黨派問題，我從來認定中國社會形勢散漫，各黨說不上有什麼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而從中國問題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務。因此，「絕不相容」只是人們的錯誤，而非形勢所必至；大家合攏來，乃是問題所需要，而形勢甚有其可能。不過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在當時我胸中尚未具體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談為至止。
所謂意見的交換，除團結統一問題略記於上之外，大致還有兩種：
一種是關於那時時局的。我在那時（1938年1月）眼見得崩潰之象，當然不免悲觀。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而說到當時各種問題的主張上，彼此多半相合，沒有相乖之處。事過境遷，記憶不全，記亦無味，從略。
再一種就是關於中國前途的了。我對於中國前途一向有我的見解主張。我要求確定國是國策，其意正在要認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著自己前途去走。而他們共產黨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獨具之歷史眼光，當然他們對於中國前途是有他們之見解主張的。我有一套，他們更有一套。所以通宵達旦，談之不盡的就在此。
關於這一問題，彼此所見就不同了。假如他們是「三段論」，那麼，我便可說為「一段論」。他們的三段，前文曾提到過，就是：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由於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產。我所見如何？我認為中國政治上趨於民主化和經濟上趨於社會化，是同時的。其前進是同時前進，互相推動著前進，相攜並進，以抵於成。因為分不開，所以他們的前兩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為我只信社會主義，而不大相信共產，又少卻他們的第三段，於是我便成「一段論」了。——其實在我並無所謂「一段論」。
問題太大，話說起來太長，現在記不勝記。他們的書報刊物甚多，讀者不難考證。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間流行卻少（內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難）。今將舊文摘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