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剛到美國，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學校的電梯一樣地擠，我嫌，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熱汗蒸著我，連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國館子味。我總是徒步上樓。樓梯總是荒涼清靜，我總在爬樓梯之間拿出木梳，從容地梳頭，或者說將頭髮梳出從容來。我不願美國同學知道中國學生都這樣一氣跑十多個街口，從餐館直接奔學校，有著該屬於牲口的頑韌。
梳好頭髮，我總是掏出小鏡照照，看所有的狼狽、慌亂是否都被清理掉了。一個人從我身邊擦過。他說：「抱歉。」我也說：「抱歉。」其實誰也沒礙誰的事。看回去，樓梯上只剩他的背影了，還有他的一頭白髮。是黑髮沒白透的那種，是不該白的那種。我知道這白髮之下不該是張老臉，可怎麼也想不到它那樣年輕。我的驚異似乎帶了聲響，引他怔怔朝我看過來。他的眼睛很像嬰兒，大、乾淨，卻看不遠似的。所以我懷疑他是否真看見了我。他沒有常見的美國人的咋呼的健壯，以及他們社會崇尚的摻著流痞的樂觀。一種脆弱和消極，像歐洲南部人那種，使他的形象產生了剎那的魅惑。他的樣子也是驚訝的。我值得那番驚訝嗎？
這樣，我倆的短暫交鋒在一點兒難為情中收住了。常有那種情形：一個沒名堂的邂逅會讓你的精神盪起來，悠幾下。這就是那個盪悠。我慢慢拾級而上，覺得自己還沒讓這美國日子累死，還會時時有這類盪悠。
電影文學課不是教寫劇本，而是教賣劇本。據說懂得怎樣賣，才有勁頭去寫。我改選「十九世紀浪漫主義」了。改課當天有幾個學生恰從「十九世紀」改到電影文學。問怎麼啦，其中一人說：「操，那個老師。」我追問，他們沒說清什麼。幾個都是男的，怕我吃不消似的，只笑笑。相互間，他們的笑有一點壞。
我要等一星期才能搞清他們笑里的那點壞是什麼。
上課前半小時，我走進教室，大黑板下已有了個人。首先觸著我眼睛的是那白髮。他似乎在打盹，臉是埋住的，白髮像朵蒲公英。他已看見了我，兩隻大黑眼裡剩的半個盹，一下也褪盡了。他不是坐，而是蹲在椅子上。竟然有人能單薄到把自己團進那把椅子。
「是李……芷嗎？」他發著愁似的念出了我的名字。
「對的。」我說。我知道他就是老師，當然把新課改到他班級的學生姓名弄得很清楚。
他說他叫帕切克。我說很高興認識他。過場話總這些，裡面是沒有真情緒的。他看我忙：放下書包，拿出字典、筆記本。他頂多二十八，頂多頂多了。和系裡其他教師一樣，他也穿寬大的褲子，一種臟顏色的襯衫。從某個角度看，他的白髮部分被黑髮掩了，換個角度，又白得很透。我突然想到，這頭髮會不會是一夜之間白掉的呢？實在想不出什麼能讓一個男人一夜間枯了頭髮。焦慮和疲憊？難道還有比凄惶地跑到美國、半老了才開始學語學步的中國人更甚的焦慮和疲憊？
這時他卻說：「你學不下來我的課。」他非常溫和誠懇。
「為什麼？」我被他這話嚇了一跳。
「你英語很差。」
我一下子不怕了。激我進取的東西就夠多了：孤立、生疏、貧困。讓我每天熱情飽滿地去生活的幾乎是憤恨。你小瞧我，你就成全了我。「那咱們試試？！」我很慢地說。我注意到美國人在憤怒時往往慢慢地說話，效果是戲劇性的。
「你一小時的最大讀書量？」
「二十頁。」其實最多十五頁，那謊報的五頁，我不睡覺也給你拼出來。
「二十頁。」他說，「所以，這就是我擔心的——二十頁怎麼行？還有理解力呢？英文是世界上最微妙的語言。」
進來了四個學生，帕切克看看錶，對教室里統共五個人說：「上課了。」
有人對如此空曠的教室不安了，小聲打聽著什麼。帕切克卻從椅子上站起，就那麼高高立在椅子上。我們五個學生飛快傳了個眼色，不知他在玩什麼。終於他說話了。
「我恨透了教書，最好你們都走光，我就不用教書了！可以回家去，寫我的小說。寫到水沒了、電沒了，房東把我扔出去，不是我完，就是小說完，反正會完！教書是絕境中的生路，因為有它，什麼也完不了！你們都走吧，為什麼不呢？然後學校就把這個班取消了，對我說：這是你最後一張工資支票，六百塊。一條生路多便宜啊……」
他這樣站在椅子上，像個演講的年輕法西斯。是在對第一節課後就沒再回來的人發情緒呢，還是在牢騷系裡給他的低薪？系裡的一半師資是代課教師，多是些窮文人、小作家。他們的合同是一學期一學期簽；學期終了，他們從來沒把握是否拿到下學期的合同。就算他牢騷、委屈，擔憂上他課的人太少系裡因而會取消這節課，也沒必要站在椅子上。站椅子與整個事情毫無關係。
「你們都走吧，」他又說，「都走吧！」
沒有人出一聲。
他笑笑，蹲下了。他那樣把自己弄得很累。「那好，不走，咱們上課。你們誰讀過梅里美的作品？」
我看看沒動靜的四周，舉起手。他從高處看我一眼。
「高爾基？」舉手的仍只有我一個。「把這兩個作家也補進上節課列的書單。」
「對不起，」我說，「是指他們的英文譯本嗎？」
他輕輕一笑：「如果誰能用法文和俄文讀原著，當然更好。」
課間我去水龍頭喝水，見一個白髮蒼蒼的頭已伸在那兒。其他學生聚在走廊另一端，喝著飲料機里買來的可口可樂，我是捨不得把錢花在一口水上。帕切克抬起頭，發現等在身後的我，忙朝邊上讓了讓。
「我還沒有你的住址和電話。」他說，「其他人在頭節課就把地址、電話留給我了。」
我想，何苦還要我電話？不是你認定我學不下來你的課嗎？現在你一定不想攆我了。幸虧我及時調到這個班，不然學校把這個班取消了也難說。
他說大家討論時我應該發言。我說上節課沒來怎麼發言。我請他給我一點時間，我會趕上。「給你時間？我不會為你一個人把課慢下來。」他是一樣地誠懇溫和。
忍不住了，我說：「不為我一個人，你這個課就被取消了。」話是說了，但我不敢再看他。我看著他的鞋，那是一雙色正褪得狼狽的軍用靴。
這時卻聽他說：「別為我著想，為你自己。」我笑笑，裝油條。
三小時課被他上成了近四小時，大家都很不高興。下課時，我腦子沉得站不起來了。同班唯一的女同學叫黛米，一路上問我好幾回：有沒有留神帕切克右耳上的一枚小金環。我卻嘆一聲：「他是個好老師，實際上。」
黛米回味一會兒我的話，吃力地承認：「是的。」
再和帕切克單獨交往是兩個月以後了。這兩個月我只進過一回洗衣房，郵局連一趟也沒去，所有時間都拿來對付帕切克。我越來越多地在課上發言，對讀的書進行闡述、發表見解。帕切克發現我有時自信得近乎專橫，便忙拿出我闡述的書來，迅速讀一回，迅速苦惱在對我的認同和否定之間。他還會迅速一笑，認同了，倒不如說姑息了。我發現他開始寵我、慣我。他還是蹲在椅子上，帶一點憤怒和這堂課相處。但他常對我那樣迅速笑笑。他的這個笑就是我那時生活中唯一的快樂。不是指它含有多麼重大的意義，而是：有人終於體諒了你吃盡的苦頭。
為那幾分鐘的闡述，我上百遍地操練舌頭嘴唇，幾十遍在紙上整理句型。我把辭彙寫在手腕內側，餐館打工時，老闆眼一松就狠狠背一氣。我在別的課上拖作業，讓別的老師懷疑我遲鈍或乾脆頑劣。但帕切克對我認賬了。怎麼樣？你到底笑了。
那笑使他的模樣變得很像個女性。那樣扯開的兩邊嘴角，眼睛那樣鬆弛地一垂。其中的善解人意、撫慰，甚至嗔昵，全有了。它突然釋放的女性質地，會使我倏地起一身雞皮疙瘩。要費一些時間，才能重新認識，這不過還是那個帕切克：白髮下一張孩子臉。
這時我站在他面前。課已散了，下了樓才發覺我的一盒飯忘在了教室。下工和上課之間只隔半小時，我常常裝一盒飯菜就跑。教室只剩帕切克，他蹲在椅子上看我們才交上去的功課。某個角度來的一盞燈盯在他右耳的金環上。在這一會兒，他頭髮蒼白蒼白，厚厚的白髮使他整個形象帶幾分荒誕的冷峻。我緊張了。假如他跟我說：你幹得很拚命，不過沒多大補救，那我怎麼辦？明天一早我還爬得起來，一頭扎進書里嗎？他是誰？幹嗎讓他來承認我？讓他給了我心力交瘁的兩個月？我這兩個月在做什麼……
他告訴我清掃的人已進來過，將一個紙包扔了，並不知道那就是我的晚餐。稍間歇，他問能否請我去不遠的一家酒吧，那兒有三明治之類。樓梯上，他走在我一步之後。似乎釋然和意外大量地消耗了我，我一腳沉一腳輕地踏下階梯。
「東方女人的頭髮真逗。」他忽然說。
我轉臉搭訕：「是嗎？」
「像……」他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