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節：結語(1)
結 語
Epilogue
帕維爾：人死後剩下什麼？
克日什托夫：他做過的事情。
——《十誡，一》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世的最後幾年中，他的論調越來越趨向於悲觀絕望。有些是關於這個世界的觀點，還有些則關於他自己。在1994年接受法國電視台採訪時，他表示：「電影已經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電影有它的價值。因為當時大家都反對極權制度，即使是在電影接受嚴格審查的時期，我們說的故事大眾都很容易理解。現在，觀眾已經不知道自己想要看什麼，我們拍電影的也不知道自己想要說什麼了。」他越來越厭倦電影的製作過程——但值得注意的是選角和剪輯這兩塊除外：還是在那次電視採訪中，他說寫劇本是個漫長而又單調的事，尋找外景地顯得沉悶乏味，而拍攝也很無聊。「我只懷念剪輯台。」他總結說。
觀眾從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中得到享受，他自己卻累得不惜告別這門藝術，這個矛盾很難調和。他曾對達紐西亞·斯多克說：「我拍電影是因為我真的別的什麼都不會。這是我以前做出的一個差勁的選擇……現在我意識到了，這是個錯誤的選擇。這一行太艱難了：成本高，很累人，相比付出的努力，得到的滿足感卻少得可憐。」［1］《影迷》中菲利普拍電影時體會到的那種喜悅感此時已經蕩然無存。製片人馬林·卡米茲曾提到過，基耶斯洛夫斯基身上有種不斷折磨著他的自覺性：「我知道他視《紅》為他最好的作品，但這也給他帶來一個嚴肅的問題：他還能不能走得更遠，繼續拍電影是否只會是冒重複自己的風險。這也是我們對他的死所能提出的疑問。」［2］
第50節：結語(2)
基耶斯洛夫斯基對有組織的宗教從沒有太多的興趣，並且也從未公開表示過這方面的興趣，但從他後期作品中卻能看出一種對於精神力量的信仰。1994年戛納電影節上有人稱他為「道德家」，但他拒絕了這一標籤；於是對方又問他能否算是「形而上學者」，他聳了聳肩，回答道：「隨你說吧。」我們很多人都覺得基耶斯洛夫斯基其實並未真正離開，之所以有這種感覺，可能便是因為他也有可能信奉的那種超越物質世界的狀態——正如他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說》中所說的，那種「我們眼睛所見之外一定還有更多東西」的觀點。
具體來說，基耶斯洛夫斯基死後留下的是一個尚未開拍的三部曲計畫，以及一個以他命名的法國青年電影人獎。他生前已和彼埃西維奇一同開始了《天堂》《地獄》《煉獄》三部曲的劇本工作。《天堂》的故事以義大利為背景，劇本由彼埃西維奇完成（他在1998年8月還告訴過我，他當時手裡還在寫著《信仰》《愛情》這兩個劇本）。哈維·溫斯坦說，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告訴他：「我有個關於天堂、地獄、煉獄三部曲的想法，分設在三個不同的城市。天堂和煉獄我還不確定會放在哪兒，但地獄應該會是洛杉磯。」［3］
在巴黎，馬林·卡米茲的MK2電影製作公司在1997年設立了一年一頒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大獎，面向16歲至26歲的年輕電影人。候選人需要遞交三個長度在五頁之內的劇本，主題分別是「公民權」、「尊重」和「正義」。根據最終勝出的劇本，MK2會投資拍攝三部短片，並在自己的院線安排放映。1998年的比賽又有了三個新的主題：「給予」、「獲得」、「分享」。
如果基耶斯洛夫斯基泉下有知，可能會為這一獎項的設立感到欣慰，他自己當初也為教授電影學生而耗費心力。他不僅在母校洛茲電影學院教導演和編劇課，還在卡托維茲、柏林、赫爾辛基、瑞士等地授課。1995年在波士頓召開的一次記者見面會上，他做了一個有趣的比喻：「一列火車開往某地，電影車廂十分擁擠。為了能讓別人也上車，必須有人下去，給大家騰出地來。」但是，對於電影世界來說，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離去並非騰出空地，而是留下了一片永遠都無法被填補的空白。